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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世平:大学的责任

发布时间:2017-04-24  来源:唐世平(潇湘剑客)的博客  作者:唐世平(复旦大学教授)


博主按:这是一篇接受《复旦研究生》的采访记录。许多问题都没有深入地思考,也没法多谈,希望在以后的评论中稍微多谈一些。原文刊登在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0070712838.html)


问:唐老师,你能不能谈谈你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意见或理解?

答:我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系统的思考过,尽管我大概一直在观察和思考。所以,我今天的回应可能都是不成熟的,主要是想提出些想法,供大家批评和讨论。也许我最后会写一个更加成型的文章。所以,我感谢你们的采访,因为你们促使我试图相对系统底思考这个问题。

我觉得要讨论这个问题,先要从大学的目标或者说是责任开始。

我认为大学的任务只有两个:一是传承已有的知识并创造新的知识,二是培养能够为社会所用的人才。这两个任务是相辅相成,但又根据学校的类别由所侧重不同。对研究型大学来说,创造新的知识是更为重要的任务,而对于非研究型大学来说,传承已有的知识是更为重要的任务。但第二个任务则是所有大学的共同任务。[我这里暂时先不介入关于研究型大学和非研究型大学的讨论,但我想我们基本上可以说绝大部分大学都不是,不能够,也不应该是研究型大学。因此,我们现在许多大学都想变成研究型大学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中国,我想至少非211(甚至非985)的大学都不应该想变成研究型大学,尽管我不否认这些大学中的某些教授会有好的研究贡献。而这些有好的研究贡献的教授都应该流动到研究型大学,以实现人才汇集的效应。]

我认为培养实用型人才是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的任务,而培养研究型人才是博士研究生阶段的任务。当然,博士研究生之前的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都应该是学生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对研究的兴趣和能力的过程。不过,我认为培养实用型人才和培养研究型人才有相当大的不同。这里,我想主要谈一点我对培养实用型人才的理解。

我认为大学必须为学生能够提供三类基本能力和一类基本素质。拥有这四样“利器”的人才很容易为社会所用,而他们也能够更容易为社会福利作出贡献,从而发现自己的价值。这些能力和素质是一个系统:他们相互促进,相互强化。在任何一个地方有缺陷,都要尽可能弥补。就像一个武侠小说中的终极高手,他不能只会一套武功,而是要融会贯通而集大成。

我将基本能力分为两类战略能力和一类战术能力。

第一类战略能力是自我学习的基础和能力。大学不可能给学生准备应对社会的所有能力。因此,我认为大学必须为学生提供的最根本的战略能力是自我学习的基础和能力。这主要包括三个部分。1)对社会的政治、经济、人文和历史的基本了解,2)对某一个专业的基本知识和技巧的了解和掌握,3)一套能够搜索、吸收、组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我觉得这类能力是最至关重要的:人的成长主要靠自我鞭策和自我学习,学校和老师不可能教给我们所有的东西。

第二类战略能力是发现/洞察(自然、自己、组织乃至整个社会)的问题,并且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这部分能力不仅包括基本的逻辑和科学方法论训练,还应包括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常识,沟通能力(从而使得学生能够在社会环境中能够获得他人的合作,并且在必要的竞争中取胜),以及自我调节能力。不论我们在那里,那些能够发现并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士都相对会容易成为组织中的佼佼者,从而更容易获得自信和他人的欣赏(当然还有嫉妒,不过这也是需要应对的挑战之一),并且为社会提供福利。这部分能力包括学生能够在压力环境下适应挑战、调节心态和自我分析的能力。

大学必须要为学生提供的第三类能力是战术或者说是技术层面的东西。这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通过话语沟通是维系人类社会的根本机制之一。因此,任何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中比较好的立足,都必须依靠和他人的话语沟通。而在任何组织,那些能够“能说会道”的人士都更容易获得更多的机会。因此,大学必须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表达和沟通能力。这其中书面表达,尤其是规范、正式、专业的书面表达能力,相对更困难也相对更重要。因此,大学必须教授学生在大学的知识基础上写应用文的能力。

大学必须要为学生提供的第四类东西是做一个好人的基本素质。我把这部分放在最后不是因为它不重要。恰恰相反,这是最最根本的一部分。我认为做一个好人的素质最重要的就两点:社会责任感、努力。

我觉得我们判定一个人就应该从三个方面来评价:社会责任感、努力、能力(这部分上面论及了)。一个没有一些起码得社会责任感的人不值得我们尊重。同样,我们也不应该尊重一个不努力的人。我们不应该对一个能力相对差但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有努力的人有任何的不尊重。更何况,一个人只要以人民的福利为终极关怀,就一定会努力,而努力就一定会有好的能力。

我觉得只有我们的大学能够让学生拥有这四类利器,我们的大学才算是能够对得起学生家长的经济支出、学生的期待和社会给大学的任务。

问:显然,这样的一个能力培养体系对整个学校的制度、教师和学生都会提出一些不同的要求。您能谈一谈这些方面的问题吗?
答:是的。不过,我的讨论顺序稍有不同。

对老师的要求

我想先讨论这样一个大学的目的和责任的理解对老师有什么样的要求。这不是我觉得制度不重要,而是我认为无论制度再好,最终制度都还要靠人来实行、监督。而且,制度的变迁也是由人来推动的。

我觉得老师的素质是首要的,做一个好老师的素质(这不意味着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好老师了,我只是觉得我至少是一个努力的老师)。这是因为要培养学生做一个好人的素质,老师首先必须要具备这样的素质。而同样,要授学生以“利器”,老师必须首先身怀利器。

所以,我觉得首先是老师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其次,老师必须努力。老师不努力,学生也就很容易不需要努力。

对学生的要求

对学生的要求,我觉得最首要的一点是我们的学生必须转变思想,不以书面成绩论英雄,而是以自己学到了多少东西来评价自己。我可以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我在念国际关系(亚洲研究)时,只念了一个硕士,但我觉得这段时间为我今后的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回头来看,我觉得我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而我之所以这么做是我认定我必须尽可能掌握一些基础知识,特别是我不熟悉的领域的知识。所以,我在选择课程时,故意只选了一门只讨论中国问题的课程,尽管这样的课程对我来说会更容易。我刻意选修了关于中国周围的一些地区的课程(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而我的硕士论文则是讨论中亚的。这使得我能够对中国所在的地区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从而使得我以后能够相对容易地自我学习。我还选修和旁听了其他的一些我基本不懂的课程(如政治经济学、博弈论)。我觉得这些都对我后来的主要靠自我学习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成长非常重要。而通过不断的自我学习,我的研究领域才能够像现在这样宽广。

因此,我认为学生首先是要努力,不能够偷懒。如果一个老师要求比较宽松,但学不到东西,那就不要选这个课。相反,如果一门课要求比较严格,但能学到东西,那就应该选这门课。如果学生只以自己能否在一门课上的高分来选择的话,最后只有极少的老师才会去认真备课和上课。这样,我们一定就会走到一个“淘汰好课、培养差课”,“淘汰良币、培养劣币”的结局。最后,学生来到大学里只是靠自己的天份来争取未来,浪费父母的钱。当然,最好是每一个老师都要求严格,这样学生就无法偷懒了。这样的情形必须靠制度推动。

对社会体系(包括学校)的制度和文化要求

肩负起大学的责任当然要求整个社会转变思想,不以书面成绩论英雄,而以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大小论英雄。但是,改变社会的制度和文化通常是困难、缓慢、无法真正确知结果的。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制度和文化是一个体系,因此,改变社会的制度和文化就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因为这一问题是如此复杂,我不可能在这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不过,有一点我要指出来。对研究型大学来说,创造新的知识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因此,这些学校中的老师必须都是能够创造新知识的人士。再把要求降低点,也至少要求这些学校中的老师能够跟踪并理解最新的知识进步。我觉得我们离这样的一个要求还有相当距离。要研究型大学的老师的水平都得到整体的提高,研究型大学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

而对于非研究型大学来说,传承已有的知识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因此,这些学校不应该要求这些学校中的老师去搞课题研究,而是要求他们将绝大部分精力放在教学上。要求这些学校中的老师去搞课题研究事实上是在摧毁中国的大学教育。在这些学校,老师的职称评定过程中,研究的比重不应该高于20-30%。而各级地方政府也不应该把一点杯水车薪的科研经费当成撒(钞票)胡椒面,让老师去抢钞票而忽视了教学。从这点上来说,我认为所有省和直辖市一下的行政区域都应该取消地方性的科研经费支出。对于这些地方需要的应用性技术开发,要越来越依靠企业的投入,或通过向研究型大学或其他研究机构购买来实现。

但是,我仍然要强调,即便是社会的制度和文化变了,个人的关怀和选择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社会的制度和文化很难让每一个人都做到完全的归顺。不仅如此,社会的制度和文化的变迁不是自动的,它最终需要人--我们每一个人--的推动。

而且,最后我要说,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现在许多学生和老师动不动就将责任推到制度和文化上是一种逃避责任和偷懒的表现。事实上,我的努力一直在试图证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改变我们周围的一点点制度和文化,只要我们以社会的福利而多一点点努力。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13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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