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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圣:大学改革与大学的命运

发布时间:2017-04-24  来源:《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  作者:杨玉圣


在刚刚度过了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杀死”瘟疫之后,从2003年5月底6月初开始,围绕《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和“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在北大上下、学界内外,无不激烈论争,唇枪舌剑,成为后非典时期中国的一大“典型话题”。

为什么“一个大学的内部改革成了全社会的公共话题”(李楠语)、何以会从“一个校园事件发展为轰动海内外的公共事件”(许纪霖语)?甚至“已经成了中国国际互联网学术论坛的第一大事”(徐建新语)?这是非常值得思考和总结的。

                                        一

按照北大校方的说法,引发巨大分歧和激烈争议的《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是该校2003年2月寒假工作研讨会上学校领导“根据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和近期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工作进行了深入研讨,就学校师资人事制度改革形成一致意见。”鉴于“创建一流大学的关键是人才,建设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的关键是科学合理的人事制度”,而“人事制度的改革涉及多个方面,教师聘任和职务的晋升制度是其中最核心的”,故数易其稿,制订该方案。最初引发讨论和争议的,主要集中在以下条款:“学校决定采取有限聘期和有限申请晋升次数等措施在讲师和副教授队伍中实行择优和分流。其基本目标是使讲师层面的流动比例控制在总量的l/3以上,副教授层面的流动比例控制在总量的l/4以上。”(第5条)“学校将定期对教学科研单位进行评估,对于教学和科研业绩长期不佳的单位,学校将对其采取限期整改、重组和解散等措施。”(第7条)“自2003年起,空缺教授岗位1/2以上对校外公开招聘,对外招聘名额不得用于内部晋升。”(第15条)“除少数特殊学科外,新任教授应能用一门外文教学授课。”(第32条)《征求意见稿》于5月12日下发给北大各相关单位征求意见,未料一石激起千层浪,尤其是在文科系所引起轩然大波。

北大历史学系的一位年轻教师指出:引入竞争和流动的机制是正确而必要的。学校当局对现有青年教师队伍“应该有起码的尊重和信任,应该对他们有起码的关心和培养,应该对他们普遍存在的实际困难有所考虑”。学校当局用以提高北大竞争力的指导思想类似于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家的法则,方式是野蛮的。改革方案“将北大青年教师(特别是基础学科的青年教师)彻底地变成了北大乃至社会中缺乏安全和尊严的弱势群体,具有广大北大教师所无法承受的严酷的压迫性质。这是北大范围内已经占据了资源和权力优势的群体的一种不负历史责任的行为。在如此高的“流动率/失业率”的压力之下,学术研究工作将成为一种纯粹为了生存而挣扎的行为。北大原有的在中国高等教育中最为可贵的学术理想和精神追求将无容身之地。这一改革方案,将是对北大精神中的这一最优良传统的毁灭性打击。同时,它将摧毁北大领导层在广大教师中的威信和信任,严重毒化北大的人际关系环境和心理环境。”该文成为最早明确质疑北大方案的重头文章之一。 

6月2日,《经济观察报》率先以《北大震动:人事制度变革尝试》为题向社会公布了《方案》的部分内容,开始引起媒体关注。最早公开对北大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挑战性质疑的学者是现任职于香港大学的甘阳。他在6月5日发表《大学改革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指出该方案的“不合法与不合理”,主张大学的改革需要法制化而不能随心所欲, “无论北京大学或中国任何国立大学,在没有国家新的法律规定以前,可以说没有任何法定权力可以改变这些‘国家公职人员’的长期聘用身份。”甘阳认为,终身聘任的级别应该定在副教授而非教授。北大目前的做法,“既没有认真参考简明合理的美国体制,也没有参考通情达理的英国体制”,而主要是模仿了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些做法,而后者恰恰是最不适合北大。,“这个目前还是‘征求意见稿’的方案,基本是不成熟的。”北大历史学系副教授蒋非非接连写作了7篇“北大癸未改革”专论,她在《诗意地栖息、艺术地改革》中说:北大校方在校园内的权力再大,终不可凌驾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之上;希望校方以“艺术”的方式尽可能地抚慰教师心灵、减少因为情绪变化而可能产生的不可预见性“突变”。鉴于北大已发生过卢刚杀人案、化学系学生投毒案、博士研究生杀人、自杀案,因此若不幸某日早晨京城众媒体大字通栏标题:“北大讲师杀人案”或“北大副教授雇凶杀人”,可就真真地“世界闻名”了。“不处理好教师的‘再就业’问题,也许不用多久,校长出门必带‘保镖’, 校办公楼就不是校卫队值班、得请武警持枪‘上岗’了”,必须警惕并坚决反对改革中的“反人道”倾向,提倡:“人性”关怀、“远离(语言)暴力”、“温情革命”。   
    
在《北京大学与中山大学改革的初步比较》一文中,甘阳批评北大方案完全没有考虑教师聘任和晋升过程中的“申诉与仲裁”问题,“有一种以行政当局居高临下对待教师的傲慢”,实际是企图以“割断历史”来走向未来,“好高骛远、割断历史、华而不实、任意妄为”,不是充分考虑“平稳过渡”的问题,而是首先就作了“一个完全任意性的粗暴决定”,即在校教师中只有教授自动转为“终身聘任”而副教授则被排除在外。如果北大方案将教授和副教授都列入原则上转为“终身聘任”,那么案绝不会像现在这样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改革过程将会平稳得多。“我根本不同意现在一种莫名其妙的说法,似乎北大方案之所以引起争议就是因为它是北大的改革,这种自鸣得意的说法完全掩盖了问题的实质,这就是北大方案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议,乃是因为这个方案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方案、一个非常不公正的方案、一个处处表现出‘任意性’的方案!”“说穿了,所谓北大方案其实主要是一个‘裁员’的方案,而不是一个深思熟虑设计北大未来的方案。本来,裁员也就裁员罢了,可是北大却偏要高喊如此多冠冕堂皇的口号,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国家与人民的期望,18亿人民币怎么交代,等等,而更不可思议的是,为了辩护裁员的合理性,北大的主要领导们竟然不惜在校内校外、电视报纸上都大肆传播‘北大是一流的学生、二流的教师’,这真正是创造了世界大学史上的奇迹,从来没有任何国家的任何大学的校长副校长们会如此轻侮本校的教师!我们不能不说,北大校方这次对北大教师集体名誉所造成的严重损害,可能是今后很多年都难以弥补的。”蒋非非《呼唤团结与进步》说:虽然方案声称是“进行了深入研讨”后形成的“一致意见”,但从中寻找不到多少“先进”的信息,其指导思想带着明显的国企改革初期的印记,无非是“竞争机制”,“分流”、“下岗 ”,而方案设计的提职程序“更像是将北大作为一个巨大的古罗马角斗场,无路可退的教师们只有在‘竞争’中努力杀死昔日同伴,自己才有生存下去的一线希望。”北大教授魏名鹄《评北大改革方案的合理与不合理》也认为,教师这个弱势群体成为改革对象,匪夷所思。而不断发展的官僚体制本应是改革的真正对象,但改革方案并未触动。

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大学人事体制改革断想》评论道:北大人事制度改革之所以引起风波,“主要问题是把改革矛头对准了目前大学里最有活力、也是最主要依靠的青年教师,这是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的主要原因。”本来青年教师是历次高校体制改革、经济分配中得利最少的一部分,他们对改革的呼声最高,但改革方案却没有将其积极性和实际利益充分体现出来。北大改革者的理想是好的,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自从社会转型以来,市场经济的观念冲击学校后,教育体制的改革声不断,但是很奇怪,越是深化改革,应该改掉的计划经济的模式却触动很少,而总是在折腾教师一头,各种各样的压力、考核总是施加到教师的头上,总以为教师是在吃大锅饭,这样的舆论下教师怎么能有好的心态来从事教学和科研?”  
  
按照《读书》杂志的归纳,“北大改革方案在社会上得到的最热情支持首先来自于香港科技大学”。6月19日《21世纪经济报道》突出报道了对该校副校长孔宪铎、该校人文社科学院院长丁邦新、该校教授丁学良等的访谈,冠以“华人学者竞聘北大教职将是一个划时代进步”、“北京大学的顶级定位:国际比较的视野”等显赫标题。丁学良口无遮拦地说:“中国内地大学教师的普遍水平,低到了令人要坐不住的地步!”丁邦新认为,如果“全世界的华人学者都可以来竞争北大的教职,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孔宪铎则认为,“只有酱缸精神才害怕外面来了人与他竞争”。丁学良说他在北大方案中看到很多“哈佛”的影子,在他看来,北大的改革方案“基本方向是对的,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虽然具体细节方面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和改进,大方向就是要瞄准哈佛、斯坦福、耶鲁等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模式走。”沿着这个方向每前进一步,北大就和国际上的大学主流靠近一步。

北大方案也引起了其他不少人的同情与支持。孙哲说:北大能出台这个方案很不容易,“我个人对张维迎教授这个人非常欣赏,张教授在北大生活这么多年,用企业诊断的形式,用商业的模型,用MBA教学中的案例教学的模式来做大学的改革,开创了一个高校改革全新的思路。”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是北大方案最热情的支持者之一,他在《北大改革与商议性民主》中肯定说:“由张维迎设计的方案,体现出一个经济学家的现实而精明的思路:在基本不改变现有内部管理体制的前提下,通过引进外部市场的竞争机制,以较小的阻力成本,获取较大的改革收益。”许教授还把张氏方案看作是“费边式的温和改革”。

                                                        二

对于突如其来的关注、批评,北大校方也作出了多方应对。北大校长、人事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许智宏院士总结说,“这次改革方案在教员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受到广大教员的高度关注。从所收集到的意见来看,大部分院系对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措施持肯定态度,但也有一部分教员对改革方案持基本否定的态度,有些教员对改革方案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在综合考虑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人事改革工作小组对方案作了一些修改,形成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并经2003年6月13日校人事改革领导小组原则通过。6月16日,许智宏校长向各院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和有关职能部门下发《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并决定把第二次征求意见稿放在北大网站上供大家讨论,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包括学生的意见),学校也将关注社会上对这次改革的反应。“学校认为,这次教师人事改革的成败,关系到北京大学在中国教育界的地位,关系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实现,也关系到北京大学每个教职员工的切身利益。因此,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坚定不移,但改革的步骤和具体措施必须稳妥、可行;改革方案的制定,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广大教员的意见,争取在广大教员中达成基本的共识。”如果有必要,在第二次征求意见后,学校将对改革方案进行第三次征求意见。最终出台的改革方案需经校人事改革领导小组原则通过后,提交校人事工作会议和教代会讨论,最后由校党政联席会议通过后执行。
    
也许是因为“北大的改革者比任何时候都更急切地试图寻求社会舆论的支持”(《经济观察报》),在改革方案“没有最终敲定或对外正式公开”、北大教师尚未见到《方案》第二稿时,6月10日有关报纸又媒体公布了其中的6条内容。6月12日晚,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大人事改革领导小组成员、人事改革工作小组组长张维迎教授为北大同学作了题为“关于大学的改革”的讲座,“只见张教授毫不张扬地走向讲台,唯一醒目的是他那与实际年龄不太相称的缕缕白发。” 张维迎表示:北大教师人事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1)教员队伍只能进不能出,只能上不能走,没有淘汰;(2)职务晋升以内部提升为主,缺乏外部竞争压力;(3)职务晋升标准过分注重候选人论文数量和申请者之间的相对水平,过分注重内部平衡,过多考虑了资历,对论文质量水准和候选人在全国学界的地位注意不够;(4)部分院系新教员招聘近亲繁殖严重,博士生“自产自销”比例过大,不利于活跃学术气氛和鼓励学术创新。他说:社会把最优秀的学生送到这里,学生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精华,但我们却没有“百里挑一”之水准的教师,师生素质难以匹配。为了使教授更加尊严地活着,抬高门槛,也意味着抬高教授的身价。“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保证能吸引最好的人才,留住最好的人才”。“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保证北大对最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在热烈持久的掌声中”,张维迎教授“精彩的演讲”的结束语中豪情满怀:“大学改革的成功也依赖所有的学生们。北大历史上曾经创造过辉煌,现在,让我们创造新的辉煌吧!”张教授还专门写作了三万余言的释疑解惑性质的长篇说明。

6月19日,张维迎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采访,强调北大的目标是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而目前改革方案是为这个目标建立一个好的师资聘任和晋升的体制基础。6月23日,北大校长许智宏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采访,强调“我们不能满足现状,我们必须改革,但我们要形成共识,稳中求进”,并认为“休克疗法”是没有生命力的。同日,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专门约见《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记者,介绍北大改革的意义,呼吁社会支持。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引人注目地做了一期以北大人事改革为主题的节目,闵维方教授以北大党委书记的身份成为对话的主要嘉宾,把北大改革这一象牙塔之内的话题引向千家万户,推向社会大众。
    
作为方案起草的“七人小组”之一的李强教授,在接受接着采访时曾表示:国家、社会对北大有很大的期望,也有很大支持,我们如果拿不出东西来,实在不好意思。要拿出东西,不负众望,必须有一流的教师队伍,我想这大概就是改革方案的主要目标吧。
6月29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关于“教育国有化和教授终身制”的研讨会,周其仁等发言,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等出席。

                                                        三

第二次征求意见稿的出台,不仅没有消弭论争,反倒在更大范围内、更大程度上催化了不同观点的碰撞、交锋。《南方周末》、《书城》、《书屋》、《批评家茶座》等发表北大教授陈平原、李零、刘东等的署名文章。世纪中国网、北大未名站、学术批评网等连续发表大量的相关讨论文章。《读书》召开了关于大学改革的小型座谈会,并在该刊第9期集中刊发了相关文章(顺便说一句,《学术界》、《云梦学刊》等学术刊物也将在近期发表专题文章)。

出身于北大、现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孙立平,对于北大校方关于北大教师队伍的基本评价即一流学生二流教师的说法很不以为然,“从改革者的角度来看,也许是一种争取学生支持的策略。但认真地说,这种评价是非常轻率的,甚至会对学生产生有害的误导。”因为令人吃惊的是,“在世界上,一个像北大这样的学校,校领导能对他的2000多教员做出这样的评价,是非常罕见的,也可以说是不慎重的。”而且,由学生之口在万众瞩目的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中再次将这个话传播开来,也“是一种非常不得体的行为。”张旭东在《全球化与大学的精神使命》中指出,如果北大文史哲等传统大系的“学术国际化”只限于同西方大学的东亚系交往,甚至把西方中国研究的范式和行规视为当代学术的圭臬,那么中国学术“走向世界”进军就只能抵达西方学术的一个偏僻、闭塞的角落,中国历史文化就永远只能在“国际学术”体制中作为一种局部的、为外在的意志所支配的地方性知识存在。“若再舍近求远,把近年一些国内读英文,出国读中文,在东亚系拿了学位、却同中国现实和中国文化隔了又隔留学生当作‘国际人才’引进回来淘汰自产的‘土鳖’,以正国内‘专业学术训练’的视听,中国学术的买办化、殖民化指日可待矣。……如此脱离中国大学的精神使命的‘转轨’给迫于流弊、急于通过改革走出困境的中国大学造成的结果,恐怕只能用‘他生未卜此生休’来形容。邯郸学步式的建世界一流,到头来不仅与一流无缘,连二流也做不到,只能落一个不中不西、亦土亦洋、上不去下不来的‘不入流’。”徐建新的《大学的理念和具体改革办法》建议:对已有的历史应该做一个基本承接,但“德育教授”、“管理教授”这样的“官员教授”必须取消,学术腐败必须解决。如果北大真取消这种官员教授,那是一个很好的进步,而且是破除中国大学中已经非常糟糕的官本位的重要一步,说明改革者确实是要提高北大的教学和学术水平,目的真正是为了北大,而不是只想压榨青年教师。

甘阳《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认定“北大目前的改革方案是乱北大、乱中国高教的方案。”其根本问题是北大主事者基本不信任北大自己现有教师队伍,而又盲目迷信国外博士,从而试图以“留美近亲繁殖”的方式来大换血。不妨说,北大的改革目前最迫切的就是要改革主事人的思想和头脑!人们有理由要求北大的主事人树立“华人大学的理念”,中国大学不是要无休止地复制“留美近亲繁殖”,而是要尽快结束中国留学运动,以中国自己培养的博士为主研究中国与西方。李猛希望这样的改革能够继承蔡先生当年的精神,建设一所真正能够引导中国学术发展的大学,以学术自主的态度克服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对学术的侵袭,培养有利于学术自主成长的环境,促进学术自身逻辑在北京大学的体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避免重蹈北大官商两种腐败。张教授乐意援引像香港和新加坡的例子,姑且不论这些地方的大学体制是否都和张教授设计的体制一样,但至少这些地方都既没有张教授希望的世界一流大学,也没有完全独立自主的学术世界。北大法学院年轻教师赵晓力《悲剧,还是闹剧?——北大改革之我见》认为,北大《改革方案》“不晋升便解聘”违反已签订的劳动合同和《劳动法》,其实质是“单方面撕毁和教师已经签订的合同”。北大作为用人单位,在合同存续期间修改劳动合同条款,应该取得作为劳动者的教师的同意。否则,便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赵晓力担心:“在中国的大学,权力干预学术自由的恐怖还没有完全过去,我们又将迎来一个金钱主宰学术方向的时代!”历史学系青年教师章方言《岂能既当厂长又要当蔡元培?——就北大改革方案的合法性请教张维迎教授》认为,如果文史哲三个系都美国化,就像当年的全盘苏化一样,结果是灾难性的,会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多元化研究格局,产生致命打击。“改革方案的悲剧在于,他太急功近利了,太市场化了,急于当厂长,又要当蔡元培。”薛涌尽管不赞同甘阳的“华人大学理念”说,但他自己“对北大的改革也持反对态度。”因为“北大所谓‘十七年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几乎可以和五十年代‘超英赶美’的目标‘媲美’”,是不切实际的。文化上的追赶,比经济慢得多。“北大不要有老大心态。”《21世纪经济报道》7月7日的社评文章以“摘桃”而非“种桃”来形容北大改革方案,认为北大人事改革新体制没有提供一套有效的中国学术评价机制来决定国内学者如何晋升教授,反而把国内学术直接嫁接到西方学术评价体制,试图主要从海外学术市场挑选人才。如按此方案改革,“北大最有可能的一个前景是,成为一个冒牌的二三流美国大学(或者最高留美预备学校)。”高校人事改革的核心问题,应是如何建立而非嫁接一套独立、透明的学术评价机制,更好地甑别人才,营建更好的学术环境,以培育自身的学术队伍,推动国内大学间的人才流动,又利用这种经济条件之外的优势来吸引海外真正关心中国学术的学者。 

陈平原教授《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直接反驳了丁学良所说的内地学者在国际交流不受欢迎的说法,他认为,“不应该片面指责中国学者,而是应该追问西方学界的成见和基本学术前提,这种问题不可能靠单纯地‘国际接轨’来解决。”今日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在全球化潮流之中仍然保持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和尊重”。陈平原在《大学三问》中特别提问“人文有无用处”?“管理是否万能”?“榜样如何获得”?指出中国大学改革并没有现成的制度可以照搬,在大学改革问题上,最重要的还是“大学理念”问题。“对于改革的代价与牺牲应该有悲悯之心,学会配套思考、尊重抵抗、既信心十足又如履薄冰(世上并不缺乏越改越坏的先例),对于弄潮儿来说,是必修课。现在各大学里为改革制订政策以及具体实施的,多为行政部门,故不可避免地多从管理的角度思考问题,用心良苦,但效果不见得好。相信广大教师的学术良知,不将主要精力放在防止偷懒,而是鼓励创新,这既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学术’的理解。”
  
李零教授的《学校不是养鸡场》,亦庄亦谐:“我琢磨,领导的心思,他们从国家拿钱,主要是对钱负责(口头禅是‘要对得起这××个亿’),而不是对人负责,越是大笔花钱,才越是需要裁人,这是符合其经济理念的做法。”真正有切肤之痛的敏感问题,正是下岗。下岗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它的理由太堂皇。“这些专管出国考察找钱敛钱统计数字收租子越来越像老板的领导,他们的大政方针,就是全面推行企业化和集团化,鼓励千军万马修长城,通过结构改组,把饼越摊越大(登龙术)。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优化原则也好,末位淘汰也好,基础是三优三劣,谁主沉浮,那是明明白白。理工和文科,是理工说了算;海龟和土鳖,是海龟说了算;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是学校领导说了算。现在的学校领导,很多就是这一理念的完美组合。”“他们裁谁,心里有本小九九,老卓越和小新锐,不能裁;伺候左右的小公公,也不能裁;柿子专找软的捏(就像工厂里的老弱病残)。”目的是给外国的教授或中国教授的外国同学腾地方。现在高校中的事情绝不只是高校本身的问题,许多前提就值得怀疑。比如,我们的老板,什么都拿外国说事,什么都拿改革说事,这正是最最值得讨论的地方。如果我们真的想把学校搞好,真的想把国家搞好,就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一切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为此,李零提了四条建议:第一,学校改革,首先应该改革的就是学校领导本身,包括他们的办事机构和办事方法,“那些专说鬼话不说人话,专说假话不说真话的人,应该下台。”第二,学校的领导应一切从学校的教学实际和科研实际出发,“不是教学研究为金钱(或上级部门)服务,而是金钱(或上级部门)为教学研究服务,不是大家为学校的政绩服务,而是学校为大家的工作服务”,整个关系应颠倒过来。第三,不能认为外国的东西一切都好,“总得有点进口检疫”,不应一切照搬外国。第四,学校是广大师生的学校,不是少数人的私产,它的一切改革措施都应听取广大师生的意见,特别是像裁人这样敏感的问题。任何方案的出台都要有民主程序和合法性。第五,改革不能目中无人,人不是数字,不是金钱定购的物品,不能轻言牺牲,哪怕是为了长远利益。“我们不能说,为了国际就该牺牲中国,为了理科就该牺牲文科,为了效率就该牺牲安全,为了锅里就该牺牲碗里(更何况,有人是拿大家的锅当他们家的碗),为了没柴烧,就连门坎都给剁了。”第六,改革要有具体内容,“不是为了机构而机构,为了数字而数字,什么成绩都有,就是没有学问,光点钞票了。”张鸣也有同感,他在《衙门+大学公司化=洋务企业》中说:北大这个“最大的副部级大学衙门”现在又开始了“公司化的改革”,新出炉的教师评聘方案的草案“将北大除教授以外的全体教师推入市场竞争的绞肉机”;改革草案如果真的实行,“北大更可能的前途却是如我的朋友李零说的那样,变成了养鸡场。当然,是一个副部级衙门式的养鸡场,绝对世界一流。逼着教师多下蛋,快下蛋,下好蛋。”
    
北大年轻教师李猛的《如何改革大学?——对北京大学人事改革方案逻辑的几点研究》是专门驳议北大改革方案以及张维迎有关说明的迄今篇幅最大的论战性文章。他认为,改革方案充满了经济的逻辑,也不乏对改革涉及的各方利益的政治考虑,但似乎唯一缺乏的是对真正学术规律的尊重、对真正促进中国学术发展的学术逻辑的思考。目前的方案虽简单地把北大的问题理解为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所涉及的竞争和流动机制都是依赖于国际、嫁接在国际尤其是美国已有的评价体制上,缺乏各种真正有效的学术机制,“结果只会带来越来越多的讨价还价、幕后活动和非学术竞争,这样,更激烈的竞争将更快地淘汰那些愿意遵循学术自身逻辑进行研究的教师。”鉴于中国学术界现在还远没有建立起来客观自主的学术评价机制,“在目前的学术体制中,学术的逻辑往往没有经济的逻辑和政治的逻辑声音大。”因而张教授设计的人事体制方案本身就是“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取代学术逻辑的结果。”新的人事制度不过是将讨价还价的价码或风险提高,将报价人的范围扩大,“在新的体制下,因为招聘和晋升所进行的各种学术游说活动会进一步从校内扩展到校外,甚至从中国扩展到全世界。这种竞争,其实在现行体制下就存在,但在未来体制下会变得更加激烈和残酷,从而进一步毒化学术气氛,淘汰那些一心做学问、而没有钻营能力的教师,难道这就是北大的改革要求教师付出的代价?”北大的吸引力并不是“钱”,而是其悠久的人文传统以及它在中国文化、思想和政治上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但所有这些在新的改革草案中都是要想方设法加以革除的“阻碍改革的落后力量”。李猛所关心的问题是:“试问如果这个嫁接在美国体制上的所谓‘竞争和流动’新方案真的成功地消除了这些‘落后力量’的话,又有几个真正优秀的海外人才愿意回到这个绝对三流的冒牌美国大学中呢?毕竟,没有独立自主的中国学术,丧失了精神上的祖国,海外的优秀学者们又有什么必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呢?”薛涌也在《北大应该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什么?》中评论说,北大的改革“貌似模仿美国的大学制度”,但其基本精神却“有南辕北辄之嫌”。比如,改革最核心的一点是所谓“打破铁饭碗”,引入竞争机制,但“北大不是个工厂。被北大引以为目标的‘世界一流大学’中,‘铁饭碗’恰 恰是大学的基石。北大应该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习的,不仅是‘打破铁饭碗’,更重要的是如何制造铁饭碗。如果教师们朝不保夕,如何指望人家专心向学?在目前北大的方案中,所谓财政纪律根本不是改革优先考虑的步骤。18亿的国家拨款哪里去了?根本没有检查、分析。各系定员定编的问题,也无认真考量。对旧制度制造的铁饭碗,又不敢触动。这如何服人? 任何一个在‘世界一流大学’呆过几年的人都会明白:所谓十七年把北大变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纯属白日做梦的洋跃进。决策者要么是存心拿这样的虚浮的目标骗国家的钱,要么是根本不知道‘世界一流大学’是怎么回事。”曾昭禹也认为北大的改革是犯了行而上学的毛病,忽视教育和学术研究的特殊性,用工业模式、企业模式来改造北大。
刘东教授相信,北大的基本特色和主要优势首先在于它的人文研究,但“在制定学校的改革方案之初,偏偏没有吸纳文史哲各系的人员参与其中,就显得不可思议和不太正常了。”对此无论在事后怎样安抚和修补都是无济于事的。“任何有资格短期执掌北大的人,都应首先敬畏这所学校的辉煌历史,或者说,都应当记住当年竟能拆了城墙修二环的惨痛教训——一旦把赓续上百年的治学传统给草率地抹平了,那么就算所设想的改革措施全都如愿以偿,北大也仍然有可能沦为一所在美国到处都是的,介于二、三流之间的平庸大学。果真如此,它可就真的在整个世界上什么地位都没有了!”北大的人文研究不仅不应再遭冷落,而应当受到最精心的照顾和催生,以促成这种传统优势的现代转化,重新奠定北大之所以为北大的基础,这远比跟在别人后面追逐什么“一流”、“二流”更加符合北大的实际条件,更加富于深沉的历史感,也更加具有本土的主体性与主动性。

平心而论,北大的改革方案确实多有让人诟病之处。据陈平原教授《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说:“大概是反对的声浪太大了,《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原稿有关晋升标准的第37条:‘除少数特殊学科外,新聘教授应能用一门外文教学授课。’这规定也确实有点离谱,难怪其备受嘲笑。想想北大课堂上,说《诗经》的,讲老子的,还有讨论焚书坑儒的,全都一口美式英语,实在有点滑稽。批评者认为,此举的制订,暴露出海归派抢占地盘的企图与技法,以己之长攻彼之短,而全然不顾及教学需要。更有明察秋毫的,指出此举乃为留学英美者量身定做——大学生多以英语为第一外语,若用法语、德语、俄语、日语讲授专业课,基本上没有听众。还有上纲上线,将此举说成是北大的‘自我殖民’的,那就更可怕了。”现在香港任教的黄子平也嘲讽道:“我想像若干年后,未名湖畔书声朗朗,国人皆操番话,说汉语的反而是些热爱中国功夫和养生术的外国留学生了。这决不是无稽之谈,因为改革初稿里有一条,说是新聘教授至少要有用一门外语授课的能力。”对于“除少数特殊学科外,新聘教授应能用一门外文教学授课”的规定,北大钱理群教授也认为“是非常荒唐的”,如果实行的话,“只能是毁了北大”。对此,李零说得很形象:“那简直是胡说八道。老乡的说法,这是脱了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续。”我们不要以为,会说外语就是地位高。比如外交场合,情况就相反。“我们用中国话讲课,那是天经地义。外语是交流语言,不是工作语言,特别是文科,更不应该提倡外语授课(世界大国都不如此)。”

甘阳在《北京大学与中山大学改革的初步比较》中批评有些媒体的误导:“世纪中国许多媒体现在常常把对‘北大改革方案’的批评都笼统地称为‘反对改革’,这是严重的误导。北大主事人如张维迎等在媒体上发表访谈以‘北大必须改革’为题,本身就带有误导的性质,好像现在全部的争论是‘北大要不要改革’,可是这从来就不是争论的问题!围绕北大改革的争论从一开始就是关于‘如何改革’,而根本不是‘要不要改革’。因此批评和反对“北大方案”,并不等于反对北大要改革,更不等于反对大学改革本身,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大学改革,因为草率的、不负责任的大学改革不是真正的改革,而只会导致改革的流产。”那么,哪些是最应改革的呢?

南京大学教授陈晓律在香港《文汇报》著文指出,中国的高校最应该改革的,“不是所谓的教师晋升或聘评制度,而是根本改变目前中国大学中的权力资本运作方式。”他针对张维迎的“工人可以下岗﹐大学教师为什么不能?”说法评论说,“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为什么不再加上一句:学校的官员为什么不可以下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田畔也在《换汤不换药》中尖锐地指出:就现行体制而言,教育管理人员如何聘任与监督,尤其是如何监督,才是真正的核心问题。“在现行学校管理体制下,一是难得有好经,二是有好经也往往给念歪了。”这个责任到底是应当由没有任何权力的教师来负还是应当由掌握着教育大权的各级管理人员来负?教师人事制度当然应该改革,但其前提是学校管理者先要受到有效监督。“没有这一前提,任何改革都将流于形式,甚至是越改越乱。北大的所谓人事改革,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田畔写道:“我可以负责任地讲,如果现行学校管理体制不变革,出台一万个‘教师聘任和职务的晋升制度’,也是白搭;管理层不从自身‘改’起,即便再‘改革’,也只能是换汤不换药!”高昱在为《商务周刊》写的社论《我们为什么关心北大教改?》中也表达了相当广泛的一种意见:“任何改革,如果将大众(教师)仅仅视为改革的对象,以为可以安排他们的命运,则一方面透露出的是改革者理性的自负,另一方面,似乎也昭示了改革失败的必然命运。”因此,田畔主张集思广益、推倒重来,因为“现行教育管理体制下,教师说起来是学校的主人,但除了干活、受气的份,什么也决定不了,反而什么都得由‘派生出来的’那些人决定。”教育、学术上的无序违规,谁应负主要责任?谁应负次要责任?谁不应负责任?没有建立公正合法的学术评价体制,改革从何谈起?“方案中有些条文的确是非常非常‘先进’,但那是美国的橘子,到了中国未必成活,活了也一定不是那个味!”尤其令人怀疑的是改革者驾驭这场改革的能力:“当然不能说他们水平低,堂堂的‘海归’派,西方取了‘真经’,又有教育部的尚方宝剑,岂是闹着玩的!但‘二、三十年后’建成世界一流,怎么听怎么像‘十五年赶上英国’;‘努力打破常规,实现跨越式发展’,怎么看怎么像‘大跃进’。而既然如此宏伟目标,当然不是儿戏,按理说方案应当十分地扎实,实际上却又如此不堪,一个回合还没有完,银样枪就露出腊头来了。两个多月‘九易其稿’完成的改革方案,没有想到就是个纸糊的,一捅就破。慌忙之余,二稿竟增改至少15条之多,占一稿47条的31%!其中有不少明显是既不合理又无法实行的‘纸上谈兵’,制订者也好,审定者也好,居然事先看不出来!非得等学人们劈头盖脸地批一通,才回过头来更正。……这样的水平,这样的能力,还真敢来吃北大这只螃蟹!”

北大退休教授武际可认为,现今的校长和系主任们,本来有许多事情不懂,有的人根本就是外行,却要一方面充内行,弄一顶教授帽子戴着,一方面高唱外行领导内行是规律,为自己的瞎指挥辩护。北大的人事改革方案可以说是“这类瞎指挥的一个典型。”要想克服这类瞎指挥,需要的是虚心学习,改革学校的运行机制。蒋非非《“自宫”之后又如何?》感到:改革方案对青年教师的冷酷无情,必然在他们心中埋下对前途的疑惑及对北大的不信任感。校方对青年教师“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式的苛刻要求,“无异于‘自宫’行为,会造成北大独特学术传承的断绝。”蒋非非还担心:“经过《方案》对北大从精神到肉体、从无形到有形的双重‘阉割’之后,这个肢残形秽、丧失了生命力、判断力、头(行政)重脚(教师)轻的庞然大物,大概就是某些人理想中的‘一流××’了。 我们并不反对改革,恰恰相反,我们期待改革。”问题在于:究竟是“改革北大,还是‘阉割’北大?”《当“意识流”遭遇“现金流”》中,蒋非非指出 :读了6月16日《经济观察报》刊登的有关报道后,“感觉北大 目前的事态正向着不正常、非理性的方向发展,某些当事人采取非组织、有违学术规范的 “文革”式手段,把自己打扮成“改革者”,指北大文史哲等老院系为“保守派”,向教师施加压力、挑拨师生关系;这种倾向可能使关于改革的讨论夭折于少数拥有“权力┽财力”者粗暴地独霸舆论话语权、抹杀弱势群体声音的专制行为,即使暂时将不同意见压制下去,终将会对北大今后的发展造成消极影响。”蒋非非问道:要在北大推行“全球化”与“市场化”,为什么不能连带着将与之相伴相生的民主政治运作方式、起码是劳资协商一起施行呢?“要裁人时就‘市场化’,听到不同意见就‘计划化’,请问这算哪家子的‘改革’?”“反映超出预料”,正说明了《方案》制定者对北大现实知之甚少,在决策的过程中没有充分地调查研究,与广大教师缺乏沟通和相互理解,未能建立起畅通有效的对话机制。北大中文系张鸣说:这次改革“只拿教师开刀,是治错了地方,没治到根子上。”北大的问题,首先是出在办学的观念上。“在学校里,各种经费的使用完全不公开,黑箱操作,普通教师完全无权过问。可是钱花掉了,该办的事却没办,就拿教师说事了,这是不是不讲理?”北大老师想要什么?其实要的东西并不多,就是要学术研究的自由,不要管。“当年吴祖缃先生曾说北大是‘衙门’,现在衙门的特点改不掉,如果再加上‘养鸡场’的属性,那北大将变成什么呢?”

                                         四

与专家学者们讨论的同时,借助相对宽松、自由的网络平台,网友们也对北大人事改革方案表现出了极大的参与热情,众声喧哗,同样引人注目,发人深思。

Jinbabawa表示“强烈支持张维迎教授的改革”,因为他从“张维迎教授在线谈北大改革精彩问答”的贴子中,“觉得张教授心中有气象万千,非常有作为,也许他将给我们的北大带来希望,心里非常激动”。Xiaodiannao在《我对张维营(迎)的看法转变》的帖子中说:“作为一个北大人,我深知,如果方案真正落实,那将是学者之福、北大之福、中国之福。它将引起教师心理结构的变化:尊重学问、尊重人才!然而,现在的北大则是无能者的天下,是学术混子的天下。…… ‘谁做学问谁倒霉’,我也有同样感受。”但张先生的方案再好,如果得不到上上下下,齐心协力的配合支持,如果和以前的一切好方案一样,实行倒是实行了,可惜变了味,那么北大的前途仍然是堪忧的。

与上述支持的声音相比,占压倒性优势的是疑问、指责和批评。陈永苗《北大教改的政治之维》说:“拿着张维迎起草的方案,看着张维迎的豪言壮语,我一阵大笑:还是唯科学主义的狂妄。”刘凌《北大改革争议引发的思考》:“重赏之下”不一定“必有勇夫”,“大学水准,不是靠钱培出来的”。办“一流”大学,靠的是学校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一流”的管理机制、完善的校内民主、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对人的爱心、尊重与关切和奠基于此的公平竞争机制,“而不是靠鞭子抽,靠失业逼。”Dubao的帖子《北大改革方案修改稿的一些破绽》说:北大90年代来养成了“官僚不断牟利、越老越贪的传统。”如果不改革官僚体制,目前的方案能够达到目的吗?对于“死症教授”(即通称的“思想政治教授”)、“官吏学”(即所谓行政后勤部门的“管理学”)教授。一份年轻教师的帖子失望中带有某些绝望的情绪:“关于人事改革,我们都愤怒的不能形成文字了,只是没有失望到和这个世界同归于尽了。……我们吃的连草都不是,挤出来的却是牛奶。请许智宏、闵维方、张维迎(世界一流人才),拿我们的工资、住我们的房子、完成他们规定的指标,生活一个星期吧。不要只知道压榨,而不提供像样的条件。强烈要求三个代表进入我们青年教师家。” 

Webwalker《我对周其仁教授讲座的的质疑》特别澄清说,“北大的中青年教师是最希望改革的。”大凡阻挠、反对改革的,大多为既得利益者,因而害怕利益的重新分配和失去。可是北大现在的中青年副教授、讲师们有什么既得利益?既没有房子,也没有权力,理科的没有足够的研究启动经费,文科的买不起研究资料,可以说其中部分人的境遇已是十分的糟糕。现在成为改革对象的中青年的副教授、讲师“属于柿子中的软之又软者。”一部分中青年教师之所以对改革方案有许多强烈的意见,乃是这次改革方案中的“无视各个学科研究领域的不同而全部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的泛市场化原则。”让人纳闷的是,目前在北大掌握话语权和对政策制定有巨大影响的,正是这些把“市场”奉为圭臬的“经济学家”,“他们力图把一所大学当作一个公司来经营,当作一个工厂来管理。”东方白《对甘阳先生北大教改文章的几点看法》中虽说不反对不少学科的西化或西方标淮(如理工科),但认为“文科用西方标准衡量的世界一流的确近乎扯淡”,担心北大的改革一旦成为一种模式,“被急功好利的教育官僚推广,从而掀起新一轮教育大跃进,如此,中国教育才真正面临灾难。”大象的帖子《对知识人的侮辱》说:北大的改革方案“是一个枷锁,一种掠夺,一次实质上的反动(如果国企改革算得上‘恶之花’的话)。”他相信“北大的失败将是中国知识界可耻的堕落。”ideel (琉璃珠)《改革需要大智慧》说,北大改革方案所要描述的改革在基本理念上“力图把关系国家民族大计的教育事业企业化了,把人资源化了,是缺乏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改革。”为了一流而做一流的作法,本末倒置。Weilairen《北大改革:哪些人最怕?》中揭露:“一些捞油水的无能官员(包括一些院系头头)是最坏的利益集团”,他们捞了钱、利,还要当“教授”,带博士生,“有的对学问几乎是洪荒脑袋”,还有很多名称奇怪的、“有中国特色的”教授头衔。李淑国《北大“癸未变法”质疑》说:目前中国学术之积弊在于学术官场化,不打破累积多年的“官僚厚冰”,即使凭借竞争机制引进大量尖端人才,试图打破的学术积弊会很容易借尸还魂,创新北大也就会永远只是一个梦。风雨行《再谈大学改革的程序与公平》也持类似的观点:目前中国的“大学最大的问题是体制僵化,是权力僵化,是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是教师群体不能参与权力,因而也就难以保障自己的权利,从而压抑科技生产力。”但对此,从上到下都糊涂,于是改革发生梗阻。“在一个僵化权力领导下的改革,只能是‘革改’,革改革的动力,革掉大多数教师的积极性”,促成对权力进一步的屈从与依附,应高度警惕大学改革的“权贵资本主义”(借用吴敬琏语)化。陈永苗《三问北大》认为,阻止北大学术水平提升的最大障碍是来自统得过死的行政管理,而不是学术体制本身。在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之间,教师处于弱势,现在改革首先朝教师入手,又将教师置于更加不利的地位。Weilairen《北大改革:怎样才能落实?》说:北大“已经病入膏肓”,仅职称改革是不够的,要逐步过渡到“教授治校”,“在北京大学彻底扫除官场风气,乃是改革的最艰巨任务。”

深大玉妹《北大的副教授们,我不愿意看到你们卑微地活着》相信,北大的副教授绝大部分是国内名牌大学的博士或留学归国人员,“他们可能是中国最勤奋、最刻苦的人,而改革的依据是说他们工作不够努力,所以要给他们上紧箍咒,改革的前提就错了。”章启群《北大的改革也需要大手笔》说:北大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有利于教师的科研、教学,如何让人才发挥自己的才华。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是像杨政宁、李政道这样的人回来也无济于事,更不要说让年轻人成长了。改革的结果,“青年教师在北大的前途大约是两种:或变成‘官’,或变成‘蠢材’,而两者都是自我毁灭,都没有走出这个怪圈。这正是北大的悲哀。” Myshkin《为什么我要反对这样的改革?》说:改革应从人才的培养、引进机制的明确化、学术监督机制的建立、对后勤、行政的有力、有效的监督机制、适当地淘汰机制等方面入手。不从这里着手、着眼改革,片面的强调流动、淘汰,都是舍本逐末的改革,看上去轰轰烈烈,很可以有成就感,但“很可以为某些人排除异己提供更好的借口而已,而最终,必然是祸国殃民!”flying《我对反癸未改革的几个问题之认识》指出:“你仅仅指责青年教师不努力(且不说这指责也根本无理),而不给他们创造勉强能过得去的生活条件,……又让马儿跑,又拒绝给马儿吃草,首先就是非常不公正和绝对不能接受的。(让张维迎带着老婆孩子到青年公寓住两个月让他试试?)”自称“作为一个北大出来的学生”的sophos (一只跑的不快的狼)《北大的前途和方向》提的问题也很直白:“这几年国家向北大投了18亿,北大除了盖房子,翻来覆去修马路,好像什莫都没出现,就是大米吃18吨,也能够拉出一大堆屎来,但这18亿吃下去,到底拉下来了什莫?”李青鱼《对北大未来全局性改革的三点建议》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学校一级预算如何分配,资源如何分配?每年那么多钱,十年二十年下来上百亿的资金,花出去,怎么花的?教育部要问,学校老师要问,学生要问,社会群众也要问。“这笔帐不能是糊涂帐,要清清楚楚。他们的使用和分配,应当真正有利于北大的教、学、研,有利于北大的长远。”

王子木《北大改革争论的盲点》把改革方案概括为以利益为目的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不是在创建一流大学,而是在建立“一流的职业培训学校。”陈永苗《三问北大》“用经济改革的方法对待学术环境是违反教育规律的”,“该方案体现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之间的对立。”不能正确估计文史哲等人文科学的价值,这是这次北大教育改革方案最大弊端之一。近代以来为北大带来世界性声誉的文史哲等人文科学,由于面临学科“末尾淘汰制”,这些学科有可能在未来的十来年内被淘汰出局。那么北大将由综合性大学而“逐渐变成理工科大学。”李金艳《北大人事改革的“软肋”》:校长选举制和民主治校是学校人事改革的前提,应先行改革,不能一开始就在教师身上动刀子。如果改革只是教师管理与发达国家接轨,而作为学校的领导还都是稳坐铁交椅,不与国际接轨,对学校行政人员的人事管理不进行改革,不去学习发达国家的做法,那么很难使教师们服气。换言之,改革不能只改别人不改自己。刘凌《大学体制改革的困境》也认为:“最需改革的大学权力,却来领导大学改革。他们必然要把改革引到有利权力者的方向。”武云《向张维迎校长助理请教几个问题》说:北大素来就是“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但从北大招生到校园建设、引进人才,都可以看到北大管理的落后。可是,“新的制度,淘汰的恰恰是北大的有生力量,而那些阻碍北大发展的部分,却得到了张大助理的保护。北大换来换去,结果呢,失去的是人心,浪费的是钱财,折腾的是教授,维持的是低水平。”所以,丁松泉《一流大学的胸怀和境界》提出:“北京大学最需要做的是如何维护学术自由,如何弘扬‘兼容并包’的传统。”如果北京大学有雄心壮志的话,应该进行大学政治改革。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作为一个特区进行试验。一流大学尤其要有很宽的胸怀和很高的境界,“如今的北京大学像一个企业老板那样地对待自己的教师,特别是年轻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师,无论胸怀和境界都值得怀疑,这与改革人事制度和淘汰不称职教师是两码事。” 
    
一位署名“北大校友”的网友《北大有希望办成世界一流的公司》:“这次改革要把北大残存的一点人文精神都改掉了。”北大即使将来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也只是与其他学校没什么两样、没有传统的普通大学。“闵书记老拿当年的蔡元培说事,蔡当时的见识和心胸他有吗?蔡引进了不是科班出身的梁漱溟,换成闵,他有这种眼光吗?梁可没有欧美的博士帽啊。正是蔡奠定了北大作为思想重镇的地位,是北大灵魂的塑造者。而闵的改革从骨子里是反其道而行之,是要把北大灵魂抽空,变成一个四只发达、头脑简单的巨人。”未来的北大SCI发文篇数遥遥领先,各种排名都是老大,但没有思想自由、人文精神。这样的北大可能是全中国第一,但决不是世界一流。照这套办法,北大有希望办成“世界一流的公司”。Betty的帖子《北大与国际一流大学的差距首先不是体现在教师的教学水平上》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中国这些年的改革越来越离谱,“总是拿老百姓开涮。” Dubao《北大改革方案修改稿的一些破绽》自称:尽管作为教师现在感到很大压力,但还是支持学校的改革方向。“我们希望的是“公正的改革”,希望改革方案达到它的预期目标。我们不怕丢掉在北大的职位,怕的是换汤不换药的改革伤害许多教师而又继续保留了‘逆向淘汰’的机制。”Zyzp《也说“一流”“二流”兼及北大改革》一言以蔽之曰:“不解决一流智力做不出一流成果的问题,任何改革都是扯淡!!!”

华山剑说他看了北大的领导和教授在中央电视台讨论北大改革的节目后,“有一点很恶心,就是他们许多人都在说‘洋泾邦’!好像他们不在自己的汉语中夹杂点外国话,就不足以显示出自己很有学问一般。这,至少说明他们这些大学中人很自我中心化和很虚荣,他们根本就不考虑广大的电视观众是否听不听得懂的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注意自己的一些毛病!”hjf (有阳光音乐的房间)《还北大教师以尊严》表示:“无论如何请不要以妖魔化北大老师为代价来为支持改革造势”。否则,对北大的老师、学生都没有好处,甚至有可能对中国的整个高等教育界造成坏的影响。Webwalker认为,改革方案以及处理方式“已经严重影响到北大的凝聚力”:先是教师对学校管理和后勤的严厉批评,使得现在管理层和教师之间已经心存芥蒂、彼此埋怨;接着在教师这一团体之中,副教授和讲师们对教授又开始发表一些激烈言辞,很难想像一些教授们会毫无介意。整个学校,管理层和教师离心,教师内部又相互离心,而且情况会进一步加剧。“用我一位朋友的话说,这是改革者在政治上的失败。”

                                        五

很显然,对于北大改革方案的讨论表明,尽管有严重的分歧,但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如何改革”、“改革什么”的问题。这也是大家在公开或私下议论中最关心的问题。

王子木《北大改革争论的盲点 》认为,应当从三方面入手。第一,大学从政治的庇护和控制中独立出来。第二,学术自由,学术独立,学术自治。第三,大学里所有人员中,学者地位最高,学者的意见最受重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王建国提出:内部改革,外部竞争。对于升迁聘任应不问出身,竞聘应不分土洋,不分海内海外,也不分校内校外,一视同仁,公平竞聘。针对“末位淘汰”说,武际可:把人招进来了,却天天高喊要把你末位淘汰掉,要是我就无法忍受。其结果,一是一些人不能忍受早就一走了之,二是留下了,为了不被“末位淘汰”就要想法把别人压到末位去。“这实在是一种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好办法。”

陈思和提醒说:现在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没有搞清楚。譬如说,打破“大锅饭体制”,但“好像说来说去都是在对付教师。”针对张维迎解释北大改革的理由之一是整个国家在改革、没有理由独独让教授的岗位稳如泰山的观点,陈思和觉得“这是非常糊涂的观念,是一种政客的语言而不是一个教育家的语言。”大学是培养人才的机构,关涉到国家的未来发展的竞争能力,大学教育极需要稳定。“现在一说到大学要稳定就是针对学生闹事,其实更重要的是教师的稳定,只有教师的稳定才能使他们有好的心情来看社会发展,用这种好的心情来感染学生、影响学生和培养学生,这是国家稳定的关键所在。”国家要让教师能够安居乐业,这样才能使他们安心教学搞科研。
有的人提出:改革第一刀,要有一个好的切入口,不仅要好操作,而且还要有说服力、公信力,而且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衡量。李青鱼在《对北大未来全局性改革的三点建议》中认为“这最关键的第一步”应“从财务公开、预算审批开始”。因为这位网友认为“北大改革最本质而不可回避的问题,实际上,不是学校老师的职称如何聘任,而是‘学校资源如何分配’”。若由此入手,可以回答如下疑问:(1)回答教育部,每年给那么多钱,是怎么用的?(2)回答学校内部,每年那么多钱,都花到哪儿去了?(3)回答“占用学校最大资源,却没有有效产出的是些什么?”(4)由上述第三点,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至少,我们的第一刀可以砍向哪里?(5)可以回答“我们的第一刀要切到什么样的程度”(预算是可以量化的)。帖子说,“张维迎老师是经济学家,从这个地方入手,才真正显示专业水准。”当这些数字,摆在所有人面前的时候,那些不应该拥有那么多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就自然会成为众矢之的。其势自成,改革就自然顺水行舟了。通过这样的改革,可以腾挪出大量的富余资源,再把它们投向教、学、研,相关矛盾可以大大缓解,再来改革也就更容易。如果财务公开+预算审批和使用,能够成为北大的一个制度,其示范影响,将极其深远。其影响力不仅仅在高校,也将扩展到诸多公共服务性事业部门。
   
王绍光教授指出: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学术腐败”,学术腐败泛滥的背景下,北大拿出的任何方案都难以贯彻落实。“之所以对北大这次改革持怀疑态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高校的大环境相当污浊,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么改革后,助理教授和副教授请客、送礼、求情的情况,教授以权谋私、排斥异己的情况会恶化。搞得不好,这套制度可能把一些教授变成学阀、学霸,可能加剧学术腐败。不先下大气力清除学术腐败,便急急忙忙清理门户,这又是一个本末倒置。目前关于北大教改有各种反对声音,很多人反对是针对这个教改方案本身。而我担心更多的是教改的外部环境和对中国高教改革的优先排序。这个方案本身,放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也许我会赞成。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它可能把事情搞得更糟。”因此,孙立平认为,应该首先解决大学的官本位问题和公正的学术评价机制的问题,然后再搞有关职称晋升和淘汰的人事制度的改革。徐建新主张一定要有教授治校,在目前的环境下至少要做到学术自由、学术自主,教授治学。

猫一鸣《谁来救救北大?——质疑北大校长助理张维迎教授》在网上流传颇广,其中的数字和文字、论证都相当有趣:
北大在编的教职工人数有多少?8000多名,而教师编制的人数是多少?精确数字为2235人 (文科1175人,理科1060人),其中至少有100多人的处长教授、书记教授,985计划国家投给北大的经费三年总计18个亿,年平均达到6个亿。究竟教师的津贴占了多少呢?国家每年的投资实际 上只有1/12落实在“教师”的岗位津贴上。985的钱到底都哪里去了?另外2/3的“其他职工”的津贴自然不必说了。剩下的又有多少落实到了科研工作的实处呢?这一点张教授心里恐怕比谁都清楚。我去过北大的人事、教务、房产等部门办事,有幸目睹了北大办公部门的豪华。官员和办事员们使用着教授们科研都舍不得买的高档微机,清一色的17寸液晶显示屏,连一个打字员小姐都独自享用一间高档装修的办公室,真为北大长脸。我曾经亲眼看见一只苍蝇在某办公室的光亮如漆 的地板上摔了一跤,半天翻不过身来。而我们的教授们呢?大多数实验室不但得不到一分钱的国家投资,还要交纳学校的房租、水电费,负担学生的劳务费,连研究生使用的计算机、桌椅板凳都要导师自己买。 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打个比方吧,就象是一个奶牛场,总共养了8000头牛,可是其中母牛只有2000头(含奶牛1000头),其余全是公牛。只要将6000头公牛中的哪1000头换成奶牛,产奶量立即就翻一番,这么简单的道理,张教授会想不到?然而张教授还真的装作想不到,他在令人眼花缭乱地大玩如何改良奶牛品种,提高个体奶牛产奶量的游戏,却当全世界的人都是傻瓜。张教授之妙就在于巧舌一运,就把这个主从关系化为了对等关系,“教授水平不高, 当教授是论资排辈,要求高质量的行政服务也有些不理直气壮。你说我的服务不好,你又是什么水平?”,一下子就把教员和行政人员并列为街上对骂的关系,张教授则俨然是超脱于二者之上的裁判了。而这个裁判的哨子显然歪的,张裁判认为教授水平不高,于是就取消了教授们对于服务的选择权。不光是服务的选择权,连服务质量的指责权也一并取消了。  

孙立平主张现在在北大首先不是大张旗鼓的改革问题,而是为改革创造一些前提性条件,“首先是恢复学术的尊严,恢复教授的尊严。”北大唐晓峰教授提到:有一次坐出租车,司机问我:“你们北大是办大学还是办公司?”我回答是办“大学公司”。“公司机制在北大越来越强,在学校体制中,钱的管理运行备受关注,已成为比教学科研更硬的道理。我们希望通过改革,使北大校园少一些铜臭气,多一些,再多一些诵读之声。”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怀疑北大改革“会成为全国大学效仿的对象,这个头一开,结果变成什么样子就很难说了。”在大的制度框架不改变的情况下,大学制度改革能否先行?能否用企业改革的模式改革大学?这两点都不可能。在现有体制下,根本无法建立公平的正向淘汰机制。“在目前高教大跃进的情况下提出这个改革,不管你有怎样的苦心,我担心会引起一场灾难。”严春友认为,北大方案暴露出了我国大学体制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教师本是学校的主体,但现实却相反,教师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不仅没有主人的感觉,反而有一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感觉,“因为每次的‘改革’都是针对教师的,而多数的‘改革’都非教师自愿,而是领导们强加或‘施舍’给他们的。”行政后勤人员本是为教师服务的,但现在却成了主人,常常以种种方式刁难教师。行政是学校的中心,以行政的方式办教育。“现在大学里所进行的多数改革是不得要领的,目前最需要改革的是大学行政的功能,而不是职称聘任制度。否则,这种以行政为中心的学校制度所建立起来的只能是官僚型大学,而不可能是什么‘研究型大学’”。因此,严春友主张北大改革应该缓行。一位署名“ygdfluo (肥肥)”的网友在北大未名站发布的题为《北大应如何推进改革? 》的帖子中甚至提出了一个“非常之举”,即“闵维方请辞其书记一职,回到教育书院作为普通老师的一员,教书育人”,并一口气列举了5条理由。[1] 

                                                六

北大改革,不光是北大一个大学的事,命运悠关。那么,改革的结局,将是令人鼓舞的“双赢”还是出乎意料的“双输”?是光明灿烂还是“一塌糊涂”?

许纪霖《北大改革与商议性民主》预言:“假如这次改革是高校系列改革的序曲,那么它的意义将不亚于蔡元培之于北大。如果仅仅是一个孤独的个案,甚至是改革的终点,那么,不仅其影响和效果将大打折扣,而且可能加剧高校现有的体制危机。不过,我相信,多米诺骨牌既然倒下了第一块,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将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所能转移的和控制的――改革有其自身的逻辑,不是新生,就是毁灭。”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北大教授陈学飞认为:按照这次北大的“教改方案”,“在讲师和副教授中实行择优和分流,目标是讲师流动在1/3以上,副教授流动在1/4以上”。照此,北大将在三到五年内换血将近1/2。“北大就可以像哈佛一样到‘全球教授市场’去引进教授。”陈说,这是北大的梦想。

但是,人们并非都像这两位教授那样自信和乐观。有人担心:如按此方案改革,北大最有可能的一个前景是,成为一个冒牌的二三流美国大学或者最高留美预备学校(21世纪经济报道社评)。或者“北大倒有可能成为一个‘新东方’”,“把‘北京大学’变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分校’”(webwalker)。

“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是因为她具有包容自由精神。北大以后如果还想成为北大,也只有继续发扬这种精神才有可能。一切的改革都不能违背这一点,否则只能是失败,是自杀。”(巴人语)李零说,“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做学问的地方,千变万化,说破天,它也不是养鸡场。现代建筑朝养鸡场发展,我们无可奈何;办公室朝养鸡场发展,我们也无可奈何;但一流大学办成养鸡场,我是坚决反对。”陈平原在《大学三问》提醒说:如果一切推倒重来,把老大学改得“面目全非”,绝对不是好事情。大学里的任何改革,除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还有今人与传统的对话, 其结果往往是“非驴非马”。这种“不纯粹”,偏离各方的愿望以及学习的榜样,不一定是坏事情。因为,这有利于大学精神的延续,既与时俱进,而又不丧失传统,避免出现“橘化为枳”的尴尬局面。刘东呼吁要“保护大学生态”:我不知道,如果把“跨越式发展”这个口号对译成英文,会不会碰巧跟“大跃进”的固定译法Great Leap Forward一模一样?但我却笃定地知道,就我本人所从事的基础人文学科而言,“那也从来都只能是按部就班的和循序渐进的,连一小步也跳跃不了。材料,从来都只能一行一行地阅读,而不能隔一行才读一行。观点,从来都只能一个一个地想清,而不能掌握一个跳过一个。”真正有份量的学术著作从来都只能在苦思冥想的基础上日积月累,而不能采取任何贪图速率的手段。否则,一种本身就不正常的学术成果验收制度,就只能把那些投其所好的趋利者逼疯。难道我们在这方面的惨重教训还少吗?北大最吸引人的其实还是燕园里堪称例外的人文环境,“尽管传统已然淡薄而且越变越薄,然而仍是北大传承已久的学术环境,而不是被看得如此万能的金钱,才是这所学校最为贵重的无形资产。它不仅足以使它的一位并不宽裕的文科教授几乎不假思索就会婉拒其他学校允诺提供的高达数倍以上的岗位津贴,而且还足以使它的一位并未腾达的法学教授绝非故作惊人之语地在电视节目中坦承天下所有的工作岗位包括担任共和国主席在内对自己都没有吸引力。正因为如此,我在这里要一反俗见地进行提醒:其实比任何改革都更加要紧的是,这所学校首先需要的毋宁是保守,是对于传统学术生态的最为精心的环境保护!要知道,一旦这一方水土不再值得留恋,那就不是校方是否还愿意选择优秀学者的问题,而是优秀学者是否还愿意选择这所学校的问题。说到底,在天下的任何名校那里都是一样,有些人只因为执教于此才显得是个人物,有些人则因为本来是个人物才会执教于此,而一旦后一种教授日益稀缺,或者一旦前一种教授渐成主导,整个学校就难免要江河日下了!改革作为一项复杂的和系统的工程,其间所蕴含的规律绝非仅靠经济学家的简单成本核算就能廓清。如果改革的进路果真是如此单向度的,那么即使它按照自己的预期而获得了成功,也很可能造成这样一种糟糕和被动的局面:以后凡是能在大学里站住脚的个人,都可以算是在激烈竞争中成功了,而唯独作为这些个体之集合的学校,其本身反而在相互厮杀中失败了。因为这里将只表现为一个熙熙攘攘的知识集市,而不再是一个相濡以沫的知识社群,充斥在这里的也将只是知识摊位之间的尖利叫卖声,而不再是研究过程中无功利的共享快乐。”
  
确实,我们现在还很难预料北大改革的确定命运,但是已有的4个多月的论争却已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与思想价值。

首先,讨论者除了北大的教师外,其他人都与北大没有实际利害关系,而是出于对公共事务特别是中国的大学的理念与命运,加以热情关注,参与讨论。以对改革方案批评立场最早、最具杀伤力的甘阳先生而论,如他自己所说,“我毕业离开北大已经15年以上,北大改革并不牵涉我的个人利益,我没有任何个人理由要和自己的母校过不去,如果对其提出一些批评,也是爱之深而责之切而已;从这一论事论理的立场出发,提出的都是我认为确实值得认真讨论的严肃问题。我希望所有参与大学改革讨论的人,不作无谓的个人意气之争,不作没有意义的表态文章,而能深入地讨论大学教师体制改革的问题,从而寻求在辩论中逐渐形成我国大学改革的一些基本共识。”尽管有关当事人(如闵维方、张维迎)曾受到一些措辞激烈的网上文字的质疑、问难,但总的说来,心态和平,而非意气之争,是此次围绕北大改革方案进行的广泛讨论最值得称道的一个特点。 

其次,围绕改革的讨论,还具有行而上的哲理意义与社会意义。关于这一点,刘凌在《北大改革争议引发的思考》的总结是很到位的:“尽管中国的言论自由很有限度,教师的许多意见难以公开披载,但他们毕竟是中国最有表达能力的人士,借助网络传媒,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要求参与和决策改革的权力,要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维护人格的独立与尊严,并引发对中国当今改革的整体性思考与质疑。不管具体结果如何,这场理性争论,都将影响中国大学改革乃至其他改革的进程。这就是大讨论的深远社会意义。”社会学家孙立平的概括也是深刻:大学改革本身太复杂了,围绕这场改革的争论所涉及的问题是太复杂了。中国大学的沉疴在什么地方?应当如何评价目前中国的大学和学术?提升中国学术水平的有效途径是什么?通过这场讨论,人们会更加加深思考,增进理解与共识。 

再次,北大改革方案本身虽然至今难以实施,但改革进程本身所客观体现出来的“商议性民主”(许纪霖语)也在客观上带有“新生事物”的影子,或许又其潜在意义。虽然这未必成为“高校改革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但如同许纪霖教授在《北大改革与商议性民主》中所揭示的,这场北大改革,从推出征求意见稿,在部分青年教师中激起强烈反弹,到推出二稿,再度进一步征询意见、争取达成基本共识的做法,“不管其最终结果是否完满,毕竟意味着一种新的改革实践思路:从过去的冲破阻力、强势推行,到如今的平衡利益、寻求共识、争取软着落。”“这样的论争方式已经接近公共政策讨论所需要的‘商议性民主’精神。从这场争论本身来看,中国改革的运作程序正在尝试逐渐走向民主。”许纪霖在另一篇文章《北大改革与学术民主》还将这次北大改革也理解为一场知识分子自我立法的努力,“一旦北大走出这第一步,以其公认的领头羊地位,势必会在全国大学发生示范性影响。从人才竞争流动走向学术自主,北大的改革正在向旧体制一步步进逼,艰难地探索着中国环境下的制度创新。”考虑到错综复杂、大转型时期的中国现况,许教授的预测很可能短期内难以如愿以偿,但作此思想史与制度转型意义上的引申,也许并非过甚其辞。

最后,围绕北大人事改革方案而进行的讨论,目前虽然热度已降,但并未完结。这一讨论近年来的学术规范讨论、人文精神讨论、首届“长江《读书》奖”讨论相比,同样具有无可估量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围绕北大改革的讨论,像首届“长江《读书》奖”讨论一样,网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学术报刊随之及时跟进,相辅相成,优势互补,谱写了新世纪学术批评与反批评史上新的一页。“如果将动机的揣测放在一边,而对利益可能受损的群体有更为周到合理的安排,北大方案是有其重要意义的:中国大学制度从来没有像在此次争论中那样得到如此公开、直接的批判,而北大的问题也从来也没有得到如此深入的剖析和讨论。”(韩水法语)由于讨论的主题是北大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大学体制、大学理念,直接触及了以往人们规避的现实敏感话题,具有重大的实践冲击力。
也许,这一讨论所涉及的主要话题及其意义,今后还要反复被学界内外所提及。

注释:
[1]该帖子列举的理由如下(原文引用):(1)校方在提出改革之动因时,将北大落后归于“三流教师”,但是北大的 落后绝非仅仅是教师的落后,而是整体的落后。第一位的实际上是管理 的落后,学校的资源分配、使用、各种制度的落后。如果校方认为过去的落后,需要教师来负责的话(所以,要动老师),那么,教师更有理由认为,首先要有管理层来对此负责。——这个是教师的正当要求,不能不高度认真地予以考虑。(2)闵维方老师担任学校高级领导的职务,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从北大开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始,他就已经是副校长。作为北大第一把交椅的高等教育管理专家、教授、博导,北大迄今为止还没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整体规划,直到今天才拿出一个教师人事改革方面的建议来——还是张维迎老师首先提出和拟订。这充分说明了闵校长书记的不称职。今天北大的落后,必须有校方管理人员出来承担自己的责任,我们无法要求整个校方领导总辞,但如果要一个代表,一个象征,非闵维方书记其谁。——只有这样,才能暂时平息大家对行政管理系统的不满,减少目前改革的阻力。(3)人们都同意改革,但是反对改革的某些方式、途径、时间安排,许多人提出行政要改革,什么时候改革。闵维方书记应当用辞职来显示校方进行行政改革的决心。如果校党委书记都引咎辞职了,以后要进行行政体制的改革,难道还会有什么人敢出来明目张胆的反对吗?难道还有什么人能找出理由来延误行政体制的改革吗?——这是对目前人们质问什么时候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的回答,更是为未来的行政体系改革扫除障碍。(4)北大拥有一个教育学院,拥有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所。但是北大改革的建议和方案,北大这些年来的建议中,这个学院,这个研究所没有一个系统、全面、有高度的东西拿出来。如果要进行改革中的“学科末尾淘汰”, 勿需论证、评比,教育学院和高等教育研究所是第一个要淘汰、整顿的单位。闵维方教授作为这个学科的当然带头人,从管理职位上退下来,专心致志去建设学科,责无旁贷。——否则,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将被质疑其存在的合理与否。(5)闵书记应当以辞职,来向学校全体教师显示“学校为公”,显示校方改革动议的提出,其动机是光明坦荡,不营私利的。显示作为校方最高领导,勇于放弃既得利益,为全校教师作出表率。——这些,那些把校方推动改革的人员看成学校官僚代表的说法,将自然消散,大家也能用更建设性的态度,来对待改革。综上所述,闵书记引辞,有如下利害:(1)作为校方管理层对北大现状负责;(2)显示校方改革动机光明是不营私利的;(3)为广大教师做一个表率;4) 为未来行政改革扫除障碍;5)有利于北大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建设。闵书记引辞,这是一个非常之举,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非常之举,许多 纠缠就还将继续下去,改革就很难推动和执行。 以闵书记一人的去留,而换来北大改革的顺利进行,这难道不是值得的吗?请闵书记三思。 

(说明:本文所参考、引用之文章,包括《南方周末》、《文汇报》、《书城》、《书屋》、《读书》、《学术界》等报刊以及世纪中国网、北大未名站、北大新闻网、学术批评网等网络发表的有关代表性文章。其中,凡是本文所引用的专家学者的文章和网友的帖子,均可在学术批评网“学术批评”、“学界观察”和“学友论坛”专栏中查阅。因篇幅限制之故,未能详细注明其具体出处,特此说明。)

本文载《学术界》2003年第5期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13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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