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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祥森:一份生命分裂之痛苦的真实记录

发布时间:2017-04-24  来源:学术批评网  作者:周祥森(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


“一朝忽觉京梦醒……”是一份关于人存在的本性、人的生命分裂所造成的痛苦的真实记录。这种痛苦不是常博士和衣局长身上才表现出来的特例,其实表现在每一个现代人的身上。中国人开始真正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他们所感受到的分裂的痛苦也存在于每一个当代中国人的身上。当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根源都可以归结到越来越严重的人存在的本性和人的生命的分裂。当代中国敏感的作家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运用“分身术”、以自己的艺术作品描述和表现这种根源性的分裂现象了。

作者常博士不愧是从事哲学研究的,她用不亚于文学家的奇妙语言真实地向人们描述了自己的“第二种生活世界”。对于人存在的本性分裂、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的分裂的刻画,一点也不比1990年代异军突起的那些“新实验小说”家们逊色。因此,对于这样的一部“奇文”,如果只是站在高于一切的所谓党性的或政治的立场,或者只是站在同样具有至高无上性的道德的立场,戴着一副政治家或道德家眼镜来欣赏,那么除了得出一些老生常谈式的结论外,是不会有任何新的创获的。读“一朝忽觉京梦醒”,切不可忘记:作者常艳和“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衣俊卿,都是做马哲研究的,而且一个是博士后,一个是这个领域的权威性人物。

“一朝忽觉京梦醒”中的常博士和衣局长的结合,是两个从事着过于理性的生命活动、因而强烈地渴求炽热的、激情的感性生活的人的结合。“小说”中所提到的性欲、权力欲、虚荣心、突出自我的“自恋”欲望、强烈的独占欲、贪婪等等,都是人的原始的生命力和生命冲动的表现形式,是人存在本性中恶的表现。他们所从事的极度理性的生命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许会抑制他们身上的这些原始自然的、感性的生命力和生命冲动,然而不会消灭掉后者;相反地,将会以更加强烈的方式表现并爆发出来。“小说”中的常艳,可以说每时每刻都在想着衣,都在思念着与衣的肉体生命的结合,都在想象着与衣只有在肉体生命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的激情愉快高潮,以至给人的感觉像是越来越患上了程度不轻的精神病。而衣呢?对于表现自己的肉体生命力的渴求丝毫不逊色于常,以至于在出席中共重要会议期间也会忙里偷闲,跑到常事先开好的宾馆房间里去表现和确证一下自己的原始生命力,在“孩子”面前展现展现自己“老男”不老的年轻活力。

可以说,常与衣的情感经历和纠葛,是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的分裂性或多重性的又一个确证。虽然他们都是做哲学研究的,但是他们也许只知道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的分裂前提,却不了解分裂的理想归宿是统一;或者他们都是了解统一的必然性的,但是他们在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分裂成“两个”的同时,又以本质上同样是分裂的方式去实现两种生命活动和两种生命存在之间的统一:以性欲之外的其他形式的原始的生命力为基础,并且以婚外情的方式来实现统一。这样一来,在以非理性的、特殊的方式实现两种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的统一的同时,又制造了另一种新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的分裂:婚姻生活与情人生活、婚姻世界与情人世界之间的分裂。当然,他们的生活世界的分裂远不止这几种表现形式。

人的原始的生命力和原始的生命冲动是人成其为人的自然的和历史的前提、基础。但是,人之成其为人更在于有能力在文明理性的指引下实现对于这一前提和基础的超拔。就前者而言,无论是常还是衣,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原始生命力,他们表现和确证自己的原始生命力的活动,都无可厚非,而且是值得肯定的。性欲、权力欲、金钱欲、突出自我的欲望……总之,人本性中的一切形式的恶,现实的、人的感性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角度来说,都不是需要否定的东西。“质胜文则史”的人生是没有生命冲动和生命激情、因而没有生命力的冰冷的僵尸人生(成为“史”的人都是死人,而现实的人是活着的有生命存在的个人),不是人们理想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状态,——至少对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哲学家孔子来说不是,对同样是大哲学家的黑格尔和马克思来说也不是。衣和常都是研究马哲的,这个道理比我这个业余的哲学爱好者、哲学门外汉更明白。我们要否定的只是他们实现自己的原始生命存在的方式,只是他们以各自在自己的原始生命力方面所拥有的优势条件为商品进行相互交换的行为及其方式,因为这样做不仅践踏而且污辱了自己作为人存在历史前提和本质基础的自己身上的原始的生命冲动及其伟大力量。

我不认为在一个人的不同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形式之间进行相互否定的做法是可取的。不能以现实的、人的某一种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形式为标准来肯定或否定其他形式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现实的、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的形式具有无限可能的多种多样性,各种形式之间并不是一种相互等同和相互取代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性质是互补性、不可取代性。一个人因为在表现自己原始的生命力的活动中出现了污点,犯了错误,就以此否定他或她在政治生命或知识生命等理性活动领域的表现及其能力,这实际上是以本质上不可能成为现实的统一性来否定现实的分裂性存在的合理性,用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的可能世界来否定现实世界存在的历史正当性,它与人们惯用的以现实世界的不完美性来否定可能世界的可欲性没有根本上的差别。这种做法之所以是不可取的,是因为它混淆了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应有的界限,颠倒了两个世界:把可能世界当作现实世界,同时又把现实世界当作可能的理想世界。因此,无论是对于衣,还是对于常,我都不希望因为他们之间的情爱关系而影响到他们在知识的或/和政治的领域里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如果要对他们进行处罚,那也只能是因为他们的违法行为,比如慷纳税人之慨,用纳税人的RMBY100万满足小情人的私欲;又比如常以威胁的方式不正当地获取100万元的诈骗行为。

人存在的本性,在其现实性上是恶,在其可能性或理想性上是善。性善论把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的可能本性当作现实本性,而把现实本性当作可能本性。这就颠倒了人存在本性中恶和善的真实的存在方式,也混淆了二者的存在性质。相对于性善论,性恶论对于人存在本性的理解和认识更加符合人性的事实。然而,不管是哪一种人性论,其实都以人性自身的分裂为前提,亦即肯定人性自身的分裂是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的根源性的前提与基础。没有这种分裂,人的生命存在不可能成为现实。不宁惟是。每一个体性的人在现实中表现自己的生命的活动、实现自己的生命存在,同样是分裂的,——这种分裂到了现代社会不是越来越趋于缩小,而是越来越趋于严重化和扩大化。每一个现实的人都生活在多种的生活之中,都生存在多种的世界里。这多种的生活(生命活动)和多种的世界,相互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往往是相互对抗甚至矛盾对立的。巴赫金在研究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时就深刻地揭示了日常生活(即基督教的和官方的生活方式)与狂欢化生活(即具有全民性和包罗万象性的民间诙谐生活)、日常世界与狂欢化世界这两种生活和两种世界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人在严肃的、冰冷的日常生活世界里被理性扼制的原始自然的感性生命冲动和生命力量,在诙谐的狂欢化生活世界里获得解放,得以尽情的展现和发挥。狂欢化生活及其世界——巴赫金称之为“第二种生活”和“第二种世界”——是日常生活及其世界的诞生“血地”,对于后者具有根源性的本质的现实存在意义。但是,在狂欢化之后,人们还是必须复归于狂欢中被颠倒了的日常生活世界,过一种虽然严肃冰冷却是文明理性的日常生活。

如何正视人自身存在的本性的分裂现象,如何正视基于人存在的现实本性的“第二种生活”和“第二种世界”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人们对于真理的“第二种表达方式”,以及如何正确地处理分裂了的自我、分裂了的生活、分裂了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在我想,这些是我们在读了“一朝忽觉京梦醒”之后真正应该思考的问题。如果只是站在道德的至高点,或者站在人存在的可能本性的彼岸,做无谓的谴责,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自己,当然也就谈不上真正了解“人是什么”。甚至可以说,远不如“小说”中的常,因为常至少还有承认自己所做之事和敢于向世人公开她自己“第二种生活”、“第二种世界”的勇气!

                                                 2012年12月25日
                                                    于静学斋
(感谢周祥森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12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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