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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之雪刀:荒谬的悲剧

发布时间:2017-04-24  来源:南京惹事佬的博客  作者:北方之雪刀


一、荒谬

《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又名《中央编译局言情录》,作者:常艳)这篇“小说”让人震惊的,首先是其充满细节的、克制、朴素而完全是直接陈诉式的描写。就任何一个稍具常识和理性的人判断,大概都会认可作者在前言中“本文不是小说,是自己的亲身经历”的说法。可作者为什么又把它标为一部“小说”呢?考虑到该文所描写的机构,所涉及的人物,以我们自身现在所处的这种境遇,其内心的苦衷是不难想见的,其客观的原因更是显而易见的。这就如在二十五年前,郑念将她的《上海生死劫》标注为“自传性小说”一样。
        
当然,随着环境与时空的转换,主题与内容也必然会发生变化。与《上海生死劫》通过平静、克制,充满细节的描些,对那个恐怖黑暗的年代进行控诉不同,《一朝忽觉京梦醒》是揭发性、暴露性的。从其暴露的官场的各种做派、潜规则的深度看,即使说它是一部当代的《官场现形记》也不过分,只是这个官场更为特殊(官与学结合的怪胎),更为荒诞不经而已。“故事”从开始到结局,到处充满的均是在权力笼罩下的利益算计,这种算计构成了“小说”的主线,也是“小说”的主题。就在这种算计之中,“学术”、“学问”自始自终,有如蜻蜓点水般地穿插在在其间(比如,“小说”的开始就是为了“学术”进行的面试,可这种面试却充满了玄机,使得“小说”的主人公“我”不得不想办法“拉近和衣的关系”、“套近乎”,但这都不奏效,之后便是给钱(一万元),可仍然无效,结果就有了后来以“身体”为纽带发生的看似复杂却又出奇简单的关系),使整个事件或“故事”看起来是那么的荒诞、可笑!
        
这篇“小说”之所以一发便引发了轰动性的关注,当然首先是“性”,然而这一引人注目的“性”其实不过是将人物、利害、算计等等错综复杂的各种因素连接起来的一个纽带而已。没有性,女主人公也就没有了“奋斗”的依凭,也就失去了和位高权重的依老师发生进一步关联的可能性。然而,在小说设定的场景中,“性”所连接的绝不不仅是男女的身体,不论是其前奏,还是过程,抑或是结局都是在性之外的。性已经超越了金钱,然而可悲的是,性最终仍未能转动权力,从而也就失去了价值。这是多么深刻的对现今社会的一个敏锐的观察及对其本质的洞见啊!尽管作者本人可能并未能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在权力日益自我强化、异化,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时候,性和金钱一样最终都将沦落到任权力宰割的境地。可惜,故事中的“我”却一直未能认识到这样的道理,而是不断地尝试以自己的性和权力做屈辱的交易。只有在最终失败后,才选择了鱼死网破般的相拼,这就是借助于自己的“知识”这一最后的手段,将其形诸文字,公诸网络,而这仍是建立在权力之上尚有一层道德的遮羞布这样一个想当然的前提之上的。问题是,如果这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那又当如何呢?事件的结局已经说明了一切。
      
这篇“小说”另一个让人注目的地方是:“故事”发生的场所和主人公。场所可以不论,故事中的主人公们,竟然是年年月月、时时刻刻,以宣传、研究马列为己任,马列不离口,靠马列吃饭的一帮人(用小说中“我”的话说就是“三句话不离马恩”)。这就使得“小说”本身更具有了张力和冲突性,其中斥期的荒诞感就愈发的加重了。可是,当读者阅读这一文本的时候,首先感到的不是荒诞本身,而是沉重和无奈。因为,以我们每个个体的现实经验,我们知道这才是真实,只不过之前从来没有人能够以一个女性的仔细和敏感,在平时就将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语,每一条短信,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场所等等都记录下来,并以此为基础,以干净利落的文字将它赤裸裸地(语言、身体、行动基本上都是原生态的)呈现在我们面前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篇“小说”实在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如果再进一步加以修改、润色,绝对可以跻身“杰作”之列。它完全源于生活,并以生活的本相揭示了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社会的荒诞、怪异,这是哪部真正的杰出的小说能够比拟的呢?
                                                                       
二、悲剧

有人在看过这部“小说”后评论说“我的感想是:一个女人如果有几分姿色并且不要脸,真是很可怕。” 这完全是皮相之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部“小说”所揭示的“权力通吃”这一更为深刻的主题!事情闹到这个地步,诚如作者在小说中反省的那样是“我没有遵守好游戏规则”,“该要的不要,竟然问他要感情,且是专一的感情。”这显然是不可能得到的。
    
首先,“衣老师”有家有室,又是个多情种子,游走在多个女人之间(除了作者在正文中隐约提到的几个女性外,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在反省时,还不忘又提到两个,这就是清华大学的夏X、东北师大的仇竹X。可见这一事实对她刺激有多大,她后来要达到的目标难度又是多大!“小说”副题中的“小 n”,表达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在多妻制中,她的排位太靠后了,所以即使是“我”在和“衣老师”的“交往”过程中,都得既陪睡,又送钱。)
    
其次,从“小说”的描写看,“衣  老师”才五十出头,“前进”、“进步”的欲望很强,可偏偏他又是个学者出身,没有过硬的后台和背景,在这条道上比较吃亏(如小说中“衣老师”自己亲口说的那样,他这种出身的干部和“团  口的”以及“大队书记”们没法儿比。)既然背景和后头都不硬,就更不能在男女关系上出问题,让对手有把柄可抓。在这种场景下,作者和“衣老师”的“悲剧”就不可避免了。这是这部小说内含的一个不可抗拒的线索和结局,也是小说最大的张力所在。从这个角度看,“我”和“衣老师”都是制度的牺牲品,而非“人性”的殉葬物。
      
不过,将“小说”和现实对照,我们应该说,在那个体制和圈子里,小说中的“衣  老师做得”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对作者“我”可以说是,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了“仁至义尽”。对于作者的各种要求,“衣老师”基本上都是哄着,劝着。有些事情,即使因为自己的能力不足,或其他原因,不能同意、不能答应,也从不直接拒绝,而是采用间接的“外围施压”法。到了最后实在无法可想,不得不破裂的时候,还按照“我”的要求给了她一百万。如果这事儿放在现实的“大队书记”、“团口的”或“太·子·党”身上,作者“我”早可能死无葬生之地了(山东的段义和直接将情人炸上了天,重庆的谷开·来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衣老师”之所以如此“心慈手软”,和他的学者出身是很有关系的。这种背景出身的人,在官场上,应该是还具有底线意识的一帮人吧,这在那个圈子里大概已经算是稀有动物了。但这种出身,这种出身导致的“不彻底”,也导致“衣老师”对权力吃不透,玩不转。小说也充分透露了这种信息,比如在一个小小的编  译局,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竟有不少职位远低于“衣老师”的人竟然敢和他及他的情人“我”或明或暗地顶着干,不仅处处“作梗”,甚至还想潜规则局座的情人(作者在小说中就说:“想整衣老师的人不是我,我恰好在特定的时期被作为一颗“棋子”了,具体谁运作,大家心里有数”)。而“衣老师”作为堂堂的副部级,居然不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为自己的情人解决留京这样一个对他那个级别的官员来说的“小问题”。这成了引爆炸弹的导火线,最终导致了作者“我”和他的彻底破裂,“小说”因此也走向高潮,并以意外的方式结尾。这是小说暴露的另外一重悲剧,即学者从政的“悲剧”。
    
从小说的各种描写,以及作者“我”的反省来看,“衣老师”是个极为优秀的男人,如作者所说“他是个优秀得让人炫目的男人,同时也是个虚伪的人,谦谦君子的外表之下是颗冰冷的心,多年的政治生涯决定的。”如此一个充满智慧的优秀男人,如果专心学问(实际上,“衣老师”的学问做得也是相当不错的),即使成不了他研究的马克思那样的“伟大”人物,但只要继续努力,后世留名大概也不太不成问题吧。可为什么偏偏要踏上仕途,在粪坑里浪费自己的才华和有限的人生,结果遭到这种滑铁卢般的结局呢?这大概又是“小说”揭示的在目前这种体制或制度下,中国学术和中国学人的又一重“悲剧吧”。如作者“我”所说“命运、制度毁了这一切。”是的,小说让我们反思,作者也在反思,她念念不忘的是“这是一个悲剧,我是个牺牲品,衣老师也是。”幸好,衣老师“已经想好对策了”,就让我们和作者一道“愿他好运”吧。

三、附论

    本文发出后,有人不同意文章“权力通吃”的主题,反驳说比“权力通吃”更可怕的是世道人心的堕落。你看文中的常艳,为了进京工作,一个有孩子有丈夫的人,竟然主动送钱送身体,而且不自知其无耻,不自知正在勾引别人堕落。在这样的行为面前,贪官不算什么,甚至还是受害者。”
    但我要说,还是不要太高估所谓“人心”的作用吧。且不说在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就是在有信仰传统的社会里,圣人的数量也一定要比大熊猫还要稀少。你我谁敢说自己的道德、人心要高过、好于“衣老师”和常博士?
      人心是流动的、易变的、软弱的,趋利避害是最基本的本性。如果你我处在衣老师、常博士那样的位置、那样的场合、那样的境遇,可能也要贪腐,也想要潜规则,甚至更厉害。当然,不排除有些人可能会收敛一点,甚至根本没有那样做。但之所以如此,更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那样的胆识和勇气,甚至是根本不具备那种“能力”而已,而不是说他们的道德、他们的人心要比衣老师和常博士高尚到哪里去。
      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普通人,都必然天然地带有各种人性的弱点,衣老师、常博士“人心”中的一个方面只不过是因为特殊的契机呈现出来了而已。我们怎么敢自负地说在人心、道德上,一定会超过他们呢?
      只有好的有效的制度才能“罩住”人心,才能控制住权力,这已经是一个常识。比如前段儿时间闹的沸沸扬扬的切糕党,按说事件的主角们从小就信教,甚至每周都做仪式,颂经文,真主和教义几乎是在时时刻刻地擦拭、净化、看管着他们的人心,可为什么他们却能在中国内地的一些地方横行、猖獗那么久呢?而在日本、欧美,甚至在新疆本地却很少发现这种情况呢?不就是由于现行的不良的所谓“民族”政策、制度、法律造成的吗?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只要是和人有关的问题,不论是何时何地发生的,按照那位学友的逻辑,哪个不可以归结到“人心”?“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样的话,不是今天才有的吧?不客气地说,把问题的根源归结到“世道人心”,不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废话而已。
    上述提出反论的学友又反驳说:“历史上有德行的人通常都很谦虚,但我不记得有哪个会拿自己的德行谦虚,说自己人品不好。”
    我的看法是:  认为自己的“人心”一定就高于(至少不低于)他人,才是很多问题,甚至是悲剧的根源所在!
      有一群人不一直就认为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吗,不一直自夸是先锋队吗?结果怎样?基督教认为人是有原罪的,在这种观念下的社会又是怎样?不就是在任何人都可能为恶的前提下(“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任何人掌握了绝对权力都一样),设计、建设完备的制度来预防、规制这种“恶”吗?
      人只有承认自己人心的恶,才有可能抑制这种“恶”,并从中生发出“善”来。如果连这点儿勇气都没有,他还是个真诚的人吗?他的人心还能称得上是“善”的、“好”的吗?
      如果一个人自大地认为自己的“人心”是“善”的,他怎么会警惕自己“做恶”的可能性与事实上的恶行呢?再说,谁又能真正地了解并把握自己的“人心”呢?
        事实上,正因为有些人对自己人心“善”的自负,才导致他们敢于为恶,并且是做恶无底线!(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组织不是连自身也会存在腐败这样的可能性都不承认吗?那又怎么会设计、建设一套可行的制度来遏制腐败呢?羞羞答答地承认组织机体上的某些方面也可能会存在腐败,还是八十年代后期的事儿,那时腐败已逐渐控制不住了。)所以,他们中的有些人,即使是犯下了滔天罪行,却不仅不知忏悔,反而认为是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的莫大恩典呢。如果说衣老师和常博士有“罪”的话,他们是为我们背负了体制之罪、社会之罪。他们有可能是殉葬品,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但他们是以他们的“牺牲”,在冲刷着这个世界的罪恶,哪怕只是那么一点点。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每一个人都亏欠着他们。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12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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