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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安年:从一封维权信和一封违法信谈起——《红楼梦大辞典》学案评论(之三)

发布时间:2017-04-24  来源:黄安年的博客  作者:黄安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在现实社会里,我们天天谈法制社会和法制观念,谈学法、尊法、守法,但往往在事实评估面前缺乏对法的高度重视。

最近学界围绕一件维权信和一封违法信引伸出对于法的思考。

先说2015年1月14日的一封维权信。

1990年出版的《红楼梦大辞典》是冯其庸、李希凡先生主编的重点科研项目,作为编委之一写信人,竭尽全力协助主编完成了《大辞典》(初版)编撰和出版工作。作为一部兼具学术性和工具性的《红楼梦大辞典》,不是一劳永逸的“金矿”或摇钱树,而是需要不断下苦功夫、不断充实更新的锲而不懈的学术工程。对于现行政单位负责人操持的2010年增订版所反映出来的质量问题,作为主编的冯其庸和李希凡先生及其他编委是不满意的,希望能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做好修订工作。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作为编委之一的写信人,去年底从侧面获悉《辞典》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修订版,因与该社副总编周绚隆通了一次电话,并应他请求,1月14日,写了一封短信供出版社参考。写信人既是1990年版的《红楼梦大辞典》的编委,又是该大辞典的最后统稿人,在维护该版大辞典的学术声誉和主编的著作权的信中说:“《红楼梦大辞典》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修订版,是件莫大幸事,这是一种‘长销书’,可与新校本配套。把住质量关,功德无量。”“主编虽已年高,仍在世且关心此事”“有书面委托”等。凡是仔细看过此信的人,都表示于法、于情、于理、于大辞典均说得很好,无可指责。

此信是应出版社要求而写给出版社的。此信内容在这以前的不同场合表达过,包括曾对现行政单位负责人当面提醒,苦言相劝。即使与大辞典编撰无关者也有写信的权利,何况写信人是原著的编委,而急于在很短时期里增订出版所用的恰恰是1990年版的基础。显然,2015年1月14日大辞典原编委的信是封维权信。

再说2015年2月8日的一封违法信。

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作为初版编委之一的写信人,出于善意和对学术事业的虔敬,极其正常的提醒和建议竟然招来连串的诽谤、攻击、辱骂,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这种肆无忌惮向写信人身上泼脏水并指责前红楼梦研究所长冯其庸先生的做法,居然是现任司机级行政单位负责人、“法人代表”所为。这封写于2月8日所谓“情况说明”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对准1月14日写信人,文中采取了捏造事实,人身攻击,等恶劣做法,已经超越了一位国家司局级干部应当遵守的工作纪律、行事规范及道德底线。他在2月10日突然坚持要“亲自”去冯、李两家拜年,见面时对此信只字未提,临走时却撂下此信,还送给了两老各5000元(冯、李退回)

这份散发的公开信中,称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信是“破坏性的”,并要她“负起相应的法律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停止一切损害红学事业的破坏活动”,还称她是“红学公敌”云云。

说这封信是违法的,一点也不过分。

首先,捏造事实并向第三者散布,事实认定无误,构成诽谤。主观故意诽谤加重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其性质并非一般的错误而是违法。而他是实实在在的主观故意,他自己就散布此信是深思熟虑“故意”的。

其次,2月8日白纸黑字信一再违法了著作权法,称他作为行政单位负责人有权和出版社签订合同出版红楼梦大辞典增订版。问题是如果他自己另起炉灶搞个与冯、李为主编的大辞典不同的新版本自然没有版权问题,要命的是他所主持的增订版却恰恰是用1900年的基础,并署名依照冯、李二位主编及原编委名单,还坦白言就是“瞒着主编”“不请示主编”和出版社签定合同“有理”。这一切均是明明白白侵犯著作人权的。

再次,2月8日白纸黑字信在谈及准备出版的增订版的版税支付分配时完全将原创主编、编委、撰稿的大理应分享的稿酬排除在外。还称在版税他所控制的单位分享,问题是红楼梦大辞典当时并非学刊立项,大辞典的版权页上查不到与学刊有关的踪影,他本人和现任学刊工作人员无一人参与当时的编撰工作,怎么这版税都到了他所控制的学刊手中,这是合法、合情合理的吗?

对比了两封信,谁在维权,谁在违法,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从根本上说,这不是什么速度快慢、质量高低问题意见分歧,而是维权还是违法的大问题。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org)转发 2015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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