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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波:美国历史和社会的夹心巧克方——美国电影《阿甘正传》解析

发布时间:2017-04-24  来源:学术批评网  作者:徐波(《世界知识》主编)


不久前在我国上映的美国影片《阿甘正传》,涉及了战后美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大量内容,似乎从某个特殊的角度反思着美国历史进程的脚步。在当前保守主义思潮回归美国的时代背景下,或许它反映了一些美国人对自己历史的一种看法吧。 

阿甘的身世,就像是美国的身世 

阿甘这个人,可以看作是美国主流社会的一个缩影,他也确实是美国主流社会中的一个活生生的具体成员。他出生在极南部的阿拉巴马州,那里正是美国保守主义聚集之地。阿甘的母亲正是一位典型的南方中产白人妇女,她以阿甘所说的“什么事情经我妈妈一说,我总能听懂”的方式,很自然很容易地将主流社会的传统传给阿甘。这决定阿甘成了美国保守主义的继承者。 

阿甘没有父亲。父亲缺失——这是影片对美国历史的第一个暗示。与旧大陆的民族国家不同,美国是一个以移民为主体组成的国家。最早来自英格兰,然后是欧洲各地和欧洲以外的一批批的移民,带着各不相同的民族属性、语言、宗教信仰、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生活方式以及各式各样的目标与追求,在北美大地母亲的怀抱里,共同建立了这个国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所以任何一个美国人都可以说是没有父亲的。但美国从开始诞生的时候,就在异彩纷呈、多元并举之中存在着一个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这就是阿甘家族所从属和代表的"WASP",即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的社会和文化。他们很多人的基本心态是:我们是美国真正的主人。用阿甘的话来说,“1000年前(电影原话如此)我们的祖先从英国搬到这儿来的时候,我们就一直住在这儿。大概就是这样。"值得注意的是:阿甘的名字是由他的母亲取自“有点儿亲戚关系”的三K党创始人弗雷斯特(N. B. Forrest, 1821-1877)。没有父亲的阿甘,在母系中却有一个三K党远亲,暗示着美国历史传统中一种危险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影片后面的很多情节中一再表现出来。 

阿甘先天不足——智商不高,肢体残疾。这是对美国历史的第二个暗示。童年时期的美国,相对于旧大陆的列强,无疑是先天不足的。但母亲执意让阿甘受最好的教育。而阿甘正是在被“坏孩子”追逐奔逃的过程中甩掉腿箍,成为一个健康人的。在美国人看来,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碰到过许许多多的“坏孩子”,既有自然界的,也有人为的,还有的“坏孩子”,其实就是这个大陆原来的主人。甩掉腿箍后,阿甘就有了一个惊人的本领:“到哪儿都是跑着去的”,这让人想起“奔跑着的资本主义”这个称呼,而且“去哪儿都很容易”,甚至跑出了橄榄球场——在很多方面,美国往往跑得过了头。 
但童年的阿甘也有一个独特的成长环境,这就是他家那座位于大路旁边、从不缺少客人的大房子。这是对美国历史的第三个暗示。在一些美国人看来,美国正是一个世界各地旅客最终歇脚的大房子。来自四面八方的旅客,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带来了生气和活力。这使先天不足的美国得以吸收各种思想和精神的养分,也养成了它那不拘一格、兼容并蓄的特性。但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与美国的主流精神保持一致,否则“三K党”的阴影时时都会出现。大房子毕竟不是全世界,它有着不容忽视的局限,又最不容易自觉到这种局限。正因为这样,影片的内容(也就是美国的历史),才更显得丰富多彩,让人眼花缭乱。 

美国的历史就是一盒夹心巧克力,什么味儿的都有 

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阿甘,跟美国一起经历了战后那风雨兼程的岁月。 

在战后初期短暂的歌舞升平之后,风紧云急的岁月首先随着黑人要求取得平等权利的斗争开始了。其实,当1962年6月11日阿甘站在阿拉巴马大学门口,帮着黑人学生维维安•马洛恩小姐捡起课本的时候,黑人民权运动在南部各州已经艰难地进行了好几年。1954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就堪萨斯州黑人学生起诉教育局一案,判决学校中的种族隔离违法。那时黑人在美国社会生活主流中仍然不算是人。于是南部白人社会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减少过的对黑人的歧视立即酝酿成仇视。而黑人民权运动也由此一发而不可止,黑人心中已经集聚了上百年的愤怒终于找到了爆发的机会。1955年12月1日,阿甘的同乡、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黑人女工帕克斯太太再也不愿坐到公共汽车的“黑人座位”上去。她得到全体黑人群众,包括马丁•路德•金牧师的支持。经过一年的艰苦斗争后,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也终于取消了。在阿拉巴马、阿肯色、密西西比等州,都出现了黑人青年要求进入“白人”学校,而白人市民暴力反对,联邦政府派出军队保护学生入学,甚至发生流血冲突的事件。美国似乎进入了暴力时代,“天地为之变色”。影片中出现的那位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就曾在就职演说中叫嚣“现在要种族隔离,明天要种族隔离,永远要种族隔离”。19世纪的三K党思想在20世纪的后半期再次体现出来。 

就在阿甘懵懵懂懂地在“是非之地”阿拉巴马大学踢橄榄球的时候,乔治•华莱士州长戏剧性地亲自站在学校门口,阻止两位已经注册的黑人青年入校就读。阿甘目睹此景,心中一片茫然。恐怕很多白人,包括那些南部普通白人,那时并不真正懂得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在美国历史中具有时代性的意义。一个拼命反对黑人入学的暴徒,也许在其他方面是个正人君子,甚至是个开明派呢。美国人民就是在这种充满矛盾的状况下进入社会变革期的。阿甘和所有的人一起经历着时代的洗礼,改变着自己的传统意识。影片告诉我们,在白人阻止黑人入校的同时,正是本来正在观望的白人阿甘几乎是出于本能地为黑人学生拾起了课本。 

但影片对黑人解放的成果却调侃得让人难以接受:它只是通过发了财的阿甘的恩赐才实现的,结果只是世世代代的黑人女仆坐在了餐桌的主人位置上,由白人女仆伺候。 

没有辛勤的巴伯,就没有社会上的一切 

影片没有出现任何黑人民权领袖的形象,但影片中却有一个来自社会下层的普通黑人群众。他就是阿甘的生死之交巴伯。影片中的每一个重要角色,其实都代表了美国社会的一个侧面,每个人都对阿甘这个角色进行着补充。巴伯也是这样。 

巴伯是美国社会中所有处在下层的劳动人民的象征——他是以捕虾为生的黑人,名字的意思却是“在田里干活的白人”。他的妈妈的妈妈……全都做得一手好虾,世世代代伺候白人老爷。他自己不论何时何地,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捕虾做虾。他热爱以劳动为主要内容顺带着“敞开了吃”的生活。他虽然来到了越南,但对越南人并无仇恨,甚至佩服他们“个个都是捕虾好手”。他对越战意义的理解就是:“等打赢了,把这地方占了,就把美国所有捕虾的人都弄到这儿来。”他不懂得、也不想懂得越战的意义,却为它献出了生命。巴伯的意义在于:他就是那种以血汗支撑着美国社会的小人物,并激励着阿甘和朋友们永远热爱生活、自强不息。如果没有巴伯,就不会有阿甘的成功和那种对生活永远忠诚的态度,也就没有了美国社会的一切。巴伯虽然未能看到自己劳动的成果,巴伯精神却是一切故事的基础。 

我不知道我该去找上帝,但我能进天堂 

说起越南战争,曾经激动地参加过“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示威游行的我们,简直太熟悉了。可是问到美国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国家上百万“最优秀的小伙子”派到越南,并让其中58000人横尸那里,恐怕没人说得清楚。影片让我们惊心动魄地看到,在“大力神”般的美国军事机器的驱使下,阿甘这些美国大兵们真像弱小的“小虫”一样在枪林弹雨、连天炮火中出生入死,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去越南打仗,当然不是没事找事。冷战现在是结束了,但它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曾决定着美国和许多国家的内外政策。麦卡锡主义是冷战在美国国内的反映,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冷战中的热战,而所谓“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就踩在全面热战的门槛上。1969年7月16日,当阿甘在为士兵们表演打乒乓球时,谁也没注意电视里正播放阿波罗11号登上月球的消息。人们现在往往把此事视为人类在科技上的飞跃,孰不知这更是冷战的一次升级。自1957年10月4日苏联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上天后,冷战就从此扩展到了太空。美国军人在越南越来越呆不下去的时候,阿波罗算是给美国打了打气。不久,阿甘就被军方派往中国去打乒乓球。他的一句话暴露了一切天机 :“他们跟我说,跟共产党作斗争的最好方式就是打乒乓球。”——打仗也好,登月也好,打球也好,原来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顺便说一下,今年7月11日克林顿总统在关于美越关系正常化的讲话中还在说:“我相信美越之间的正常化……将促进越南的自由事业,就象东欧和前苏联那样。”从这个角度看,原来建交也仍是为了同一目的。 

美国为什么一定认为只有自己的制度是最好的,自己有责任让别国免于落入共产党人之手,这恐怕不是影片和本文能讲清楚的。三K党的倾向、“去那儿都很容易”的自负和阿拉巴马路边大房子造成的局限和浅陋,大概都在起着作用。请看阿甘与丹恩中尉的这段对话: 
丹恩:你找到上帝了吗,甘? 
阿甘:我不知道我该去找他。 
丹恩:……他们跟我说,只要心里有了他(上帝),就会跟他走进天堂。蒙他妈谁呢!…… 
阿甘:我会进天堂的,丹恩中尉。 
不知道该去找上帝的人却相信自己能进天堂。还能带别人进天堂。也许这就是美国在世界各地奔走呼号的潜意识吧。 

美国的冒险精神,应建立在阿甘式的脚踏实地之上 

也许丹恩中尉曾真诚地相信这场战争是有意义的。在越南战场上,他是阿甘的顶头上司,冲锋陷阵,勇敢无畏;在捕虾船上,他是阿甘的亲密伙伴,失去双腿却敢于坐在桅杆上向狂风恶浪大叫“我不怕你”。他是另一种类型的“爱国者”——在美国历史上的每一场战争中,他的家庭都有人死在战场上,他自己也很想在越南战场上“干出点名堂”。但战争却使他(在一定意义上也使美国?)变成了残废。甚至可以说,这个人本身就是越战对美国的影响的体现——积极参战,因为战争而使自身遭到破坏,隐于思想混乱和绝望,找不到出路,最后在他和阿甘共同体现着的“美国精神”的激励下重新站起。人们常常片面地认为美国人都富有冒险精神,影片却告诉我们,具有冒险精神的丹恩中尉只是美国人中的一部分。美国式的积极进取,更多的是像阿甘和巴伯那样的人来表现的。丹恩却大起大落,承受力差,易于沉沦,他必须有看似缺少冒险精神,却从不缺乏勇气,甜头永远脚踏实地的阿甘的鼓励和带动。 

社会的分裂在反战大会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阿甘在东南亚的大雨中艰难跋涉的时候,简妮像笼的小鸟一样,和她的同学们走遍了美国大地。50年代的青年是“避世的一代”,而60年代的青年,则积极地介入和批判社会。当阿甘光荣负伤回到美国时,发现美国已经因越战而闹得天翻地覆。黑人运动只是一系列反对现有秩序的社会运动的开始,而越战则使一切矛盾找到了爆发口。社会的分裂在首都的反战大会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越来越多的青年逃避兵役,勇敢者当众烧毁兵役证,不惜坐牢和罚款,懦弱者逃到加拿大或瑞典,总之他们不为莫明其妙的理由去越南送死(逃避兵役者包括当时年轻的比尔•克林顿。20多年后,这成了克林顿总统被人永远抓在手里的小辫子)。但阿甘看到,在大会上一口一个“他妈的”发表反战宣言的小伙子身穿一面美国国旗。这确实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表明了这些反叛者共同的特点——他们反叛社会,但并不反对它的制度。反叛者以爱国者自居,他们未必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反抗什么,而这个制度也能够容忍他们。美国毕竟是以革命立国的国家,最早到美国的人是为了追求宗教自由,因此它有容纳异见的一定气度,只要这种异见不危害制度本身。正是这一点能使一切反叛运动一时大行其道。但人们不能忘记,那些身处主流社会之外、真正想使这个国家改变一些的人,不管是温和的金牧师,还是绝不向种族主义妥协的激进的马尔科姆•X,都死在暴力复仇的枪弹下。黑豹党人正是看到了这些,因此激烈地不惜以武力反对这个社会。 

阿甘和简妮一直若即若离、相辅相成 

简妮就是美国社会中那种反叛精神的化身。她的命运也反映着60年代以来一切反叛运动的命运。她是阿甘从小的朋友,以后在美国历史的一个个阶段上一次次地与阿甘重逢。传统与反叛在美国历史中永远是若即若离、相辅相成的。她从小就祈祷能像小鸟一样永远飞离这个家。长大后她渴望出人头地,渴望和他人进行“一对一的心灵交流”。她自认为与阿甘“活法不同”,她尝试了一切自认为应当尝试的生活。她和同学们用卖艺方式走遍全国,支持黑人,反抗校规,伸张女权,反对越战,参加一切反叛社会的运动。她一次次拒绝阿甘的劝告,一次次拒绝向阿甘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向“美国生活方式”认同。她心中充满理想,但理想却面对着一个全面堕落的社会。肯尼迪总统连卫生间都摆着梦露的像片,梦露式的轻浮浅陋充斥全国上下,残疾孩子瞎胡闹一般的“猫王”成了美国文化的象征,美国士兵在湄公河岸犯下罪行,尼克松的手下趁夜潜入水门饭店……你能指望改变什么呢?就在阿甘从战场和乒乓球场回来,与丹恩中尉一起探讨新生活的时候,就在全美国都在疯狂地迎接1972年的新年,好像天堂正在向人招手的时候,简妮却在注射毒品之后离开同居的伙伴,疲惫而绝望地独自来到夜风凛冽的阳台,企图从那里跳下去。一切反叛的运动,一切天真的理想和追求,在这里好像都死去了。 

美国历史的十字路口 

华盛顿反战集会上的重逢,是阿甘和简妮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阿甘经历了社会的动荡与转变的洗礼,努力去理解简妮和她所体现的一切,吸收着60年代美国社会中的新鲜空气,阿甘在改变着。从中国回来后,他开始了新生活的创业。阿甘的创业和成功的经历是又一个“美国梦”的再现。丹恩在沉沦,简妮在飘泊,而阿甘却踏踏实实地走向成功,尽管成功并不是他所追求的——这就是影片对阿甘所代表的美国保守主义和“美国精神”的直接赞颂。阿甘功成名就的时候,失望而疲惫的简妮第一次来到阿甘身边。在美国200周年国庆的焰火之夜,传统和反叛第一次小心翼翼地走到了一起。这时的美国,经历了60年代的社会动荡、7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和越战失败的打击,举国陷入困惑、消沉和自我批判。反叛的简妮由于面对社会走投无路和重新认识,逐渐向阿甘式的传统认同。经过战后几十年的风雨侵袭,美国走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小弗雷斯特将有一个怎样的未来 

1981年3月31日,电视里传来美国总统里根遇刺的消息。这时,目标简单、意志坚定、实实在在的阿甘,已积攒了足够的力量,正奔跑在美国城乡的公路上,而彷徨无着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地跟在他的后面,从他身上获取生活的“灵感”和勇气。在历经动荡和困惑之后,在美国社会土壤中积累深厚的保守主义逐渐复兴。1980年共和党人赢得大选的胜利,保守主义力量在长期消沉和衰落之后,终于在里根总统周围重新聚集起来。值得一提的是, 60年代那位站在大学门口阻止黑人入学的乔治•华莱士,到1982年仍被第四次选为阿拉巴马的州长。从此,加上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世界形势变化的影响,虽几经波折反复,保守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回归已是大势所趋。这正是阿甘带着大家向前奔跑的背景。而简妮也终于被阿甘一往无前的精神打动,从而与阿甘再次走到一起。 

年老的母亲去世了,把美国主流社会的传统留给了已经成长起来的阿甘;一生富有反传统精神的简妮,终于也死在这种反抗的结果中。那座从小压迫她、她一生都未能摆脱的她的家,还需阿甘替她摧毁。小弗雷斯特正在长大,他是传统的保守主义的阿甘和完全相反的简妮共同的后代。但简妮仍以孩子的父亲的名字,也就是那个三K党人的名字为他命名。他读着父亲童年时的画报,坐着同一个女司机开的校车去上学,注定还要继承无数传统的遗产。影片正是在这里试图告诉人们,美国的传统将无往不胜、薪火永传。但影片也试图揭示,即使是传统也必将有所改变。小弗雷斯特聪明而健康,没有父亲那样的先天不足,校车毕竟也已是新式的——未来毕竟将不同于以往,即使是美国的保守主义,也必将不同于过去。历史终究是在进步着。小弗雷斯特的童年时代毕竟与父辈的时代不同。这不以阿甘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原载《世界知识》杂志1995年第15-16期。感谢徐波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criticism.cn)发布 2010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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