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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伟良:到底是谁走入了误区——评《理解“武术段位制”的十大误区》

发布时间:2017-04-24  来源:学术批评网  作者:周伟良(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日前浏览“中国武术网”,发现该网的“协会新闻”栏目里,登有一篇《理解“武术段位制”的十大误区》(下文简称《误区》)的文章。经搜索得知,该文原刊于2015年4月9日的《中国体育报》,并为“天津网”、“八极网”等多家网站转载。《误区》全文并不长,其内容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开始的“编者按”,接下来是由该报武术栏目特邀的中国武术八段、吉林省八极拳研究会副会长李树栋先生所写的正文。文中所指的种种“误区”从何而来,作者未注明,但从其内容可以断定,基本针对的是本人在《武当》杂志2014年第12期至2015年第1—2期所发表的《评武术段位制——基于武术段位制文件的分析》(下面简称《拙文》,该文也被“共识网”、“武术网”等网站所登出)。由于目前全国范围内推广的段位制事关中华武术的当代发展,故不揣陋识,就文中所言提出讨论,旨在澄清:在目前有关实施的武术段位制文件理解上,到底是谁走入了误区?

“编者按”开宗明义就谆谆告诫说:对于眼下国家层面推广的武术段位制,“武术爱好者应该有所了解;武术管理者应该理解清楚,把握准确,解答明白;武术研究者则应该用严谨的治学态度去研究、去论述”,随后笔锋一转说道:在实际工作中,“存在对段位制了解不够,对文件解读不清,进入了理解误区的现象,为段位制的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在此段文字中,“编者按”的意思非常清楚:现行的武术段位制是完美无缺的,因而,武术界无论是习练者还是管理者或是研究者,对此只需理解。如有异议者,对于习武者而言,就是不了解;对于管理者而言,就是把握不准确;对于研究者而言,更是治学不严谨。否则,将会对“段位制的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

然而,“编者按”这番居高临下的教诲之言,只能建立在这样一个逻辑前提上,即目前实施的武术段位制必须是尽善尽美的。那么。是否这样呢?常识告诉人们,建国几十年来,连作为立国之本的法律条文都在逐步完善,难道近年来有关管理部门搞出的段位制竟然就到了花好月圆无可指责的地步?事实上,武术段位制在其一开始,就受到诟病,故2012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推动武术段位制标准化发展的通知》文件中,提出要对段位制“积极探索和总结”,武术管理部门的领导也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需要对武术段位制不断总结、不断完善。因此,“编者按”凭什么认定对当前推行的武术段位制只能是理解、执行,而不能提出异议?于此,人们仿佛看到了“文革”期间曾风行一时的对于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回潮!受历史上绵延而来的权力崇拜影响,听领导的话,按领导的指示办事已成为相当一部分人“从来也不会忘记”的判定事物对与错的标准——凡与权力意志有违者,莫不被视为离经叛道。但这样的判别标准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正能量还是厄运,不知写“编者按”的这位是否清楚?顺便表明一下,如《拙文》真能对当下弊端重重的武术段位制发展起到阻滞作用,那倒不失为对本人的褒奖!

《中国体育报》特邀的李树栋先生所写之文,且不问是命题作文,还确是自己研究所得,总之按“编者按”的逻辑,应该是篇治学严谨并对目前武术段位制理解深刻的佳作。《误区》全文并不长,一共2200字左右,但就在这方寸之间,作者微言大义,列举出了10个他认为对段位制文件解读有“误”的方面:误区一,段位制文件前后表述不一;误区二,练了多年武术为什么没有段位;误区三,“练打结合”就是“套路”加“散打”;误区四,“专著”就是“在学术期刊发表的学术著作”;误区五,申报管理系列没有技术要求;误区六,习武年限要求是论资排辈;误区七,在选择条件中符合任意两项就可以晋段;误区八,运动员最高只能晋升至七段;误区九,“职责所在,分内之事”不应授予荣誉段位;误区十,《十年规划》不切实际的硬性量化指标。这“十大误区”所指,绝大多数是针对《拙文》中所提诸论点。基于武术管理部门已颁布下发的武术段位制文件内容,《拙文》共归纳出了其中三大类共12个讨论问题。第一类是段位问题,有三个:1、另类的高段位系列,2、荣誉段位与奖励段位,3、不相匹配的段位晋级;第二类是考评问题,有六个:1、匪夷所思的“武德”,2、与技术无关的段位,3、何谓“习武年限”,4、如此“练打结合”,5、理论著述要求,6、前后不一的九段要求;第三类是其它问题,也有三个:1、“筛选”的拳种教程,2、段位制中的权力随意,3、段位制中的数字指标。那么,到底是本人论述的12个问题陷入了误区,还是这位特邀作者列出的“十大误区”走入了“误区”?以下就《误区》一文所述,依次稍加辨析。

关于误区一的“段位制文件前后表述不一”,这在《拙文》的“另类的高段位系列”及“前后不一的九段要求”等中均有举证论述,如至高段位的九段要求,在不同文件规定中竟然不一,到底何者为准,实令人捉摸不透,这显然有违文件的严肃性,也不便实际操作。但《误区》以“段位制的文件体系是有层次性的”为理由,认为“文件的层次不同,作用不同,要求也不同,表述自然会有区别”,还煞有介事说“这是管理学中的常识”。看到这里本人不禁莞尔,请问:作为同时实施的文件,其表述的条件、要求可以各执一词吗。如可以,请用您的“管理学常识”告诉人们:在实际考评中,九段段位的条件究竟应该依照哪个“层次”的文件?

关于误区二的“练了多年武术为什么没有段位”所涉内容,在《拙文》中并无论及,本不该饶舌,但其言颇耐人寻味。文中振振有词地写道:在武术评价体系中,“竞技武术注重的是比赛,传统武术注重的是传承,武术非遗注重的是保护,段位制注重的是全面评价。”对以上这段话,只能用“语无伦次”来形容。试想:对传统武术的评价注重的难道是传承吗?对武术的“非遗”评价难道仅保护而无传承吗?目前段位制的评价难道就全面了吗? 

关于误区三的“‘练打结合’就是‘套路’加‘散打’”,在《拙文》的“如此‘练打结合’”中曾论及,文章主要批评目前武术段位制中开展的所谓“练打结合”其实“都是预先编排好的动作组合”,与中华武术一脉相承的“打”相距何甚远!何来所谓的“‘练打结合’就是‘套路’加‘散打’”之说?不明白作者将此列为“误区”之一,有何依凭?若无依据,仅是你自己所提又自己横生议论的话,这在学术活动中叫做“草靶”现象,在学术界是有伤学德的不齿之事。

关于误区四的“‘专著’就是‘在学术期刊发表的学术著作’”,在《拙文》的“理论著述要求”中有所论及。文中首先引用了学界关于“专著”一词的概念,指出它具有很强的学术属性,也就是人们通常讲的“学术著作”,并非写成的书就是专著。而《误区》认为:“学术专著”是专著的一种,不是全部,在其它期刊、出版社出版的对某一方面或某一问题的著述,都是专著。”显然,两者对于“专著”的概念理解大有区别。对于有争议的概念,本人认为应按学术规范予以界定,否则就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如此讨论自然毫无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拙文》中对于“专著”一词概念的认定是注有出处的,而应《中国体育报》之邀撰写的《误区》一文,对此概念的建立又据于什么呢?若是学界认识,应说明来源;如是自己界定,应按逻辑学要求说明为何这样界定的理由。否则,其观点又如何能自圆其说?

关于误区五的“申报管理系列没有技术要求”,在《拙文》“另类的高段位系列”中有所提及。关于申报管理系列是否规定了技术要求,请看一下《<中国武术段位制>管理办法》中列出的5个基本条件就可明白,请问:这5条要求中哪一条是与技术相关的?至于《误区》中强调的有关高段位申报条件第一句就是:“凡获得六段资格6年以上”,“这个要求是对所有系列而言的,当然也包括管理系列”,本人认为作者所述明显存在问题:第一,文件此话是指取得六段后申报七段位者,绝非是“进入高段位以后”;第二,即便六段必须经过技术考评,也只能说明六段的要求,如何能引申至七段的管理系列?第三,七段中的管理人员系列诸条件,均与技术无关,而反观前面的“教练员、教师系列”和后面的“社会武术系列”,则明确提出了从事专职武术训练的年限,或者系统掌握1种以上拳种的要求。按照《误区》的说法,“凡获得六段资格6年以上”的这个要求是对所有系列而言的,其中理所当然也包括管理系列,那么请问:为什么有的系列写明技术要求,有的不写呢?作者寻章摘句地将“凡获得六段资格6年以上”作为立论依据,为什么不对文件中有关其它系列的要求认真进行对比呢?

关于误区六的“习武年限要求是论资排辈”,此说在《拙文》中从未提及,只是对文件中有关“习武年限”的要求提出了两点质疑。质疑一:如何计算、认定申报者的“习武年限”?质疑二:“习武年限”与武术技艺水平及理论水平并不成正比关系,如何作为必须的基本条件?文中以高段位为例指出:“这种以习武年限为基本条件的高段位晋升,对于具有真才实学的武术家来说,当然是名至实归;但对于那些利用文件中武术技术要求只是选择条件的人来说,完全有可能名正言顺地‘多年媳妇熬成婆’,成为当今武坛上一尊尊‘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吉祥物’而闪亮登场。”实不知《误区》中所谓的“论资排辈”说从何而来:是摘录自他人的观点,还是弯曲了《拙文》的原义所致?

关于误区七的“在选择条件中符合任意两项就可以晋段”,此言明显是针对《拙文》的“与技术无关的段位”所提。因为“选择条件”及“基本条件”在段位制文件中无此提法,而是本人根据文件所列条件类别命名的。本人在仔细阅读了文件列出的各段位条件后认为,申报武术段位的基本条件及选择条件其实与技术大多无关,完全可剑走偏锋地曲径通幽。如在初段位的3级晋段中,要求的是申报者的习武年限及获得段位时间,根本毋需通过技术考评;而中、高段位,文章以五段和八段为例,其基本条件与技术要求无关,其选择条件也大多与技术要求风马牛不相及。但《误区》则提出,段位到了四段以上,申报的选择条件有十几项,文中引文件中的“具备下列技术和理论条件两项以上者”一语证明:申报者必须有一项业务(技术)条件和一项理论条件,而不是任意两项。果真这样吗?首先,在文件中对于选择条件是否有硬性规定,无说明,故不知作者所谓的“不是任意”从何说起?如是你的个人理解,那就不在本人的讨论范围内。另外,文件中“下列技术和理论条件”后列出的诸项条件中,不少内容很难归入到“技术和理论条件”。如职称、从事管理工作经验,本人学生的比赛成绩以及所教学生获得的段位证书人数等,请问:如何将这些要求归入到“技术和理论条件”中?这样的文句对于施行于全国的文件而言,这样的表述严谨吗?

关于误区八的“运动员最高只能晋升至七段”,似乎是指《拙文》中的“另类的高段位系列”所言。但是,文中原义并非如此,是指出有关文件中设置的段位“系列”中存在的三方面问题:第一,这样重要的段位设置为何不见于作为总则性文件的《中国武术段位制》,而出现在体现具体操作的“管理办法”中,显然不规范;第二,武术高段位的四大系列,有的文件仅限于七段,八段则无,而有的文件的八段,又出现了“武术教师、教练员系列”、“社会武术系列”及“武术管理系列”三类,如此前后不一,到底以何者为准?第三,既然称之为“系列”,无疑应有其连贯性、系统性,但武术段位制所设的种种系列,则前后毫无衔接,因而在这种情况下提到:为何所谓的“运动员系列”,仅止于七段。请问:仅有一种的段位能称为“系列”吗?再请问:作者您是如何在《拙文》中看出“运动员最高只能晋升至七段”之意来的? 

关于误区九的“‘职责所在,分内之事’不应授予荣誉段位”,不知是否针对《拙文》中的“荣誉段位与奖励段位”?《拙文》通过对具体条文的分析认为,武术的荣誉段位尤其是荣誉高段位,简直就是为从事武术工作管理领导量身定做。因为在高段位的七、八段中已有专门为管理人员单列的“管理人员系列”,并在四至九段“申报条件”中,也都把“从事武术管理工作”作为晋段的重要条件,难道这些都不是对管理者工作的肯定与奖励?所以,文中提出:“如此为管理者获取段位架床叠屋的重复设置,究竟目的何在——武术段位制究竟是为谁而立?”不知《误区》的作者为何对原文中列举的种种情况避而不谈,抽象出一个“‘职责所在,分内之事’不应授予荣誉段位”的伪命题而斥其为“误区”,还冠冕堂皇地称对武术管理的领导设荣誉段位给予奖励,如同各行各业的“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一样,是“属于管理工作的一个常识”。请问:在作者的“管理工作常识”中,是否高段位中设立的“管理人员系列”以及四至九段中均将“从事武术管理工作”作为晋段的重要条件等,都不是对管理者的工作的业绩肯定,而必需另立独享的“荣誉段位”?

关于误区十的“《十年规划》不切实际的硬性量化指标”,与《拙文》最后讨论的“段位制中的数字指标”显然有关。在此段论述中,本人确实对《武术段位制推广十年规划》中列举的种种数字提出了怀疑,认为“实在有点天方夜谭”,而在《误区》作者看来,这些计划数字“应该是有希望的”。学术讨论如仅纠结于观点层面的争辩,是毫无意义的。《拙文》提出的关键问题是:在一个数字化统计,已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背景下,这种自上而下、责任到人的多多益善推广模式,极容易形成一种虚火上升的段位制“运动”,表面上武术段位人数快速激增,但其段位的含金量被大大稀释,极易导致泥沙俱下的无序状态,以致成为当代武术史上的一场闹剧!尽管《误区》中解释说:“文件里提到是‘段位制习练者’,不是‘段位获得者’,习练武术段位制内容的人员不一定都考取段位”,“文件中对‘段位获得者’的数量要求是‘人数呈现逐年增加的势头’,不是要硬性强行去追求一个难以实现的数字”云云。但在数字代表成绩的追求下,谁能保证在段位制推行中,能神定气闲地将“段位练习者”与“段位获得者”判若泾渭地予以分开?在多多益善的推广模式下,再加上现行武术段位制中对于技术条件要求的偏离以及实际的弹性操作,要想将“段位练习者”转成为“段位获得者”,那还不易如反掌!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误区》并没有对《拙文》进行符合学术规范的批评,其指斥的“十大误区”,实在毫无学术含量可言,其中时而是罔顾文件内容的辩解,时而是自言自语的“草靶”,时而是对他人原意的弯曲,又时而是逻辑欠通的表述。相信比较了《误区》与《拙文》两文的读者不难明白:在解读有关武术段位制文件这个问题上,到底是谁走入了误区!另外,堂堂《中国体育报》竟将这种文章昭告天下,也不怕寒碜了自己?

本人深知,在当今对武术段位制百鸟朝凤般的一片叫好中,《拙文》拒唱同一首歌,实属另类。文章写完后曾有好心人劝告说:“这种文章不是得罪有关领导吗?还是悠着点好,何必去捅马蜂窝!”无奈历来不屑于“人情练达即文章”的我,素奉明末顾炎武“文之不可绝于天地者,曰明道也”一语为圭臬,以陈寅恪先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座右铭,故而坦然将文章公诸于世,也算作为一名武术研究者对当代武术发展表达的一种理论见解。犹如前人常说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那样,早过耳顺之年的我别无他求,只求中华武术明天会更好,能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发挥其作用!

最后还想说一点:武术是个公共话题,绝非是肉食者谋之的“私房菜”。因而,本人借此呼吁:任何一位关心武术命运的人,都有义务和责任按学术规范的基本要求进行多方面研究,并有权力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也符合我们党一贯提倡的“双百方针”,不知《中国体育报》以为然否?
                                            初稿于2015年4月14日
(感谢周伟良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org)首发 2015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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