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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渝法:“选择性安排旁听”与“周泽之问”[“杨玉圣诉北京市文化市场执法总队案”系列评论(十一)]

发布时间:2017-04-24  来源:学术批评网  作者:廖渝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


近来浏览学术批评网,发现其中有若干篇关于因内部交流资料而引发的“非法出版物”(杨玉圣案)或“非法经营”(刘福堂案)的案例的文章,还拜读了著名法学家孙新强教授、许章润教授、张千帆教授以及名律师李有华、周泽、李伟民先生等的有关评论文章,大受触动。其中,给我最大的触动之一,就是周泽律师谈到的“选择性安排旁听”这一司法怪相。

关于“选择性安排旁听”这一司法怪相,周泽律师在《“刘福堂案”庭审旁听记》(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4412&type=1001)中有如下记载:
      听说我们是来旁听“刘福堂案”的,一位着法官制服的同志(后来得知是刑庭庭长,姓郑)走过来,说旁听证已经提前发完了,不能再安排我们旁听。我当即提出异议:我们最早来到法院,没见有发旁听证的;法院提前将旁听证发给其他人,这完全是在选择性安排旁听。这对我们是不公正的。对旁听的安排都不公正,如何让我们相信法院的审判会公正。我建议该法官先给领导汇报一下,再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安排我们旁听。 
郑庭长去汇报后,回来问我们有几个人,把名字登记下来。我们一行七人登记了名字,然后被安排过了安检门,又被要求将手机、书包等存放在安检处。 
      安检处根本没有存放物品的地方,显见着这里平时根本就不需要存放物品,实际上也完全没必要将旁听人带的物品存放在保存根本不方便、不安全的安检处。一位旁者说其头天来旁听,根本没要求存包。显然,对11日“刘福堂案”旁听者的存包要求,透着对旁听者的歧视。 
      过了安检还不能进法庭。郑庭长拿着我们的名单离开一会后,回来对我们说,实在是没有旁听席位了,只能安排我们中的三个人进法庭旁听,让我们商量由哪三个去旁听。最后确定由我与我政法大学的师弟小海和另一个从北京来旁听的女同志去旁听。
虽然在开庭前赶到了海口,但对能否进入法庭旁听,我却没有十足的把握。此案虽属公开审理的案件,但网上大量有关此案信息被删除的事实表明,有人害怕本案信息的披露和传播。2009年8月,山西太原杏花岭区法院审理央视女记者李敏的所谓“受贿”案,我与一位关心该案的人大代表赶去旁听,就没能进入法庭。当时到太原采访该案的多位记者,也没能进入法庭。原因是,法院提前这将旁听证发给了一些可能根本不想旁听而又有“旁听任务”的人,由他们“占坑旁听”,从而使我们这些真正想旁听的人无法旁听。因此,对此次到海口旁听“刘福堂案”,我是做好了不能进入法庭的准备的。 

在这里,周律师用他的现身说法,向我们生动、具体地说明了“选择性安排旁听”的制度安排:比如,“法院提前这将旁听证发给了一些可能根本不想旁听而又有‘旁听任务’的人,由他们‘占坑旁听’,从而使我们这些真正想旁听的人无法旁听”;或者,“说旁听证已经提前发完了,不能再安排我们旁听”。可庆幸的是,周律师用他多年应付“着法官制服的同志”的诉讼实战经验,在享受了“把名字登记下来”、“被安排过了安检门,又被要求将手机、书包等存放在安检处”等“特殊待遇”后,同行的七人总算被“安排我们中的三个人进法庭旁听”。更重要的是,周律师在文章中还大胆提出了“对旁听的安排都不公正,如何让我们相信法院的审判会公正”这一严肃的“周泽之问”。

无独有偶,作为“杨玉圣诉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一案的原告,杨玉圣教授不久前也遇到了比周泽律师还尴尬的困境。据杨教授在庭审次日上网的《针锋相对 唇枪舌剑——“杨玉圣诉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案”庭审侧记》(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4405&type=1013)记述:“开庭前的一个戏剧性插曲是:第41法庭的22个旁听席位,除了一个留给法警外,其余均被被告即北京市文化市场执法总队的工作人员‘霸占’。这里之所以说是‘霸占’,是因为作为原告方的人连一个座位也没有,被拒绝进入,其中包括专门赶来旁听的北京市天坛律师事务所主任宋绍富律师、《世界知识》杂志徐波主编、《法治周末》记者汲东野、《今日新闻》的记者以及北大法学院、政法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和本学生,15人左右。这些来旁听的朋友,都是一大早即赶到法院,但因为法院8:50才开始放行,待他们排队进入法庭时,被告方的工作人员已经把法庭的旁听座位‘一个萝卜一个坑’占满了。在‘首善之区’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居然发生此等咄咄怪事,实在是莫名其妙。”杨教授毕竟不是职业律师,至少他不像周泽律师那样有经验,因此,尽管他“当即提出异议,与书记员协商:第一,能否换一个大的法庭?第二,能否让这些专门远道而来的朋友站着旁听?胡法官表示:待开庭后,我方可向合议庭提出申请。为此,在审判长宣布开庭后,我和李律师即提出上述合理要求,但遗憾的是,均未被采纳。于是,我只好抱歉地请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先行离开(审判长表示庭审用不了多长时间),大家只好失望而去(不过,还是有一位研究生、一位本科生坚持在大门紧闭的法庭门口外‘旁听’了整个庭审)”,但最终也没有像周律师等三人那样成功地旁听。
     
好发议论的山东汉子杨玉圣,果然是火爆脾气,于是,他“不得不在庭审现场感慨:难道北京市文化市场执法总队把办公地点转移到了这个小小的法庭?难道人多势众的执法大队的人员来法庭是为其代理人压阵助威?难道这些执法人员是来法庭接受‘庭审教育’?难道来法院旁听也是这些‘扫黄打非办’的工作人员的‘本职工作’?” 

这些一连串的疑问,尽管铿锵有力,但面对法院早已就绪的“选择性安排旁听”,也只能徒叹奈何。书生气十足的杨玉圣表示:“作为原告,我对于被告之如此仗(公权力之)势以欺人,不仅严重不满,而且也大惑不解。由于这些年主要是‘被动当被告’的缘故,我曾有机会在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栖霞法庭、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法院、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等不同地区的不同法院出庭,但像在昨天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这样,旁听席居然统统被另一方的工作人员‘霸占’的情况,还从来没有遇到过。” 

从杨玉圣教授和周泽律师分别在北京、海南、山西不同地区遭遇的这些类似情况看,或许“霸占”旁听席、“占坑旁听”等“选择性安排旁听”的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如果“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话,这非常有可能是法院对付所谓的“敏感案件”而采取的一种习以为常的潜规则、屡试不爽的杀手锏。

我还发现:杨教授的这篇文章上传到他的新浪博客后,短短一周左右的时间,即被包括刘桂明、李有华等名博在内的18个新浪博客转发。有意思的是,有些博主在转发时,还通过加“按语”等形式,在对杨玉圣给予声援的同时,还一再质疑这种“选择性安排旁听”的司法怪相。

例如,刘桂明的BLOGhttp://blog.sina.com.cn/sky12355(2012-11-05 17:04:44)有博主、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制》杂志总编辑刘桂明先生特有的按语:
      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不仅是一位研究历史有独特视角与深刻内涵的学者,而且更是一位有担当、勤思考、善教学的教者,更是一位始终如一致力于学术打假、维护学术尊严的勇者,让我钦佩,令我敬仰,使我担忧。
      使我担忧的是因为,他自己眼里容不得沙子的真诚情怀与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书生勇气,为此而惹上了不少官司。所以,这几年他为这些官司耽误了不少时间。当然,也赢得了更多的尊重。
      此文正是他敢于挑战文化执法大队而引出的官司素描,值得阅读,更值得关注。
      行政诉讼难不难、怎么难、难在何处、怎么解决,此文或许能够引起我们更多思考。

在刘总的博客的评论栏,吴义春律师2012-11-06 16:36:05有如下一针见血的评论:“公权力无处不在啊。”
 
龙元富律师的博客——法治自改变社会行为逻辑始http://blog.sina.com.cn/a070707(2012-11-06 14:45:43)转载该文时,也有一个评论:
      果真岂有此理!?法庭什么时候能够有尊重群众知情权的法律意识——允许任何人自由地有尊严地到法庭旁听任何一个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这就是值得提倡滴尊重群众知情权的做法。

津门名律师李有华的挺住博客(2012-11-06 14:52:46),在转载时加了一句:“力挺玉圣兄!重复一句:此案不为输赢,但为唤醒!”(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01ca9b0101d0yt.html)

这说明,对于法院这种“选择性安排旁听”的“制度设计”,无论是媒体人、律师还是普通网友,都是非常反感、极力反对的。

据杨玉圣记述:“审判长沈李平法官在开庭伊始即表示:请相信法庭会对本案‘公平审理’;若了解庭审情况,可在事后查阅庭审笔录、摘抄”。审判长“公平审理”的表态,当然令人欢欣鼓舞,因为法院本来就是当事人寻求法律救济的终极途径,而且也是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堡垒。可是,“若了解庭审情况,可在事后查阅庭审笔录、摘抄”的说辞,就有些打马虎眼了:当事人(原告、被告及其代理人)当然可以“在事后查阅庭审笔录、摘抄”,但包括记者在内的其他大老远专门赶来旁听的人,“若了解庭审情况”,审判长能允许他们“在事后查阅庭审笔录、摘抄”吗?

还是回到周泽律师的那个尖锐但又现实的问题:“对旁听的安排都不公正,如何让我们相信法院的审判会公正”?这一“周泽之问”,问得固然很尖锐,但毫无疑问,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特别是像“刘福堂案”、“杨玉圣案”这样的案子,当事双方本来就不是对等的主体,因为一方只是普通的公民,而另一方则是大权在握的公权力部门。本来就是失衡的天平,如果法院不能再“一碗水端平”的话,比如“选择性安排旁听”,那么,哪怕审判长说“请相信法庭会对本案‘公平审理’”,但如果是思维正常、心理正常的话,谁都心知肚明:这种冠冕堂皇的“公平审理”的话,说说可以,但要在裁判时不打折扣地兑现,鬼才信呢!

这种“选择性安排旁听”,表面上看,是对弱势一方的人不利,是对公民权利的侵害,但实际上,它真正伤害的是法院的形象、法律的尊严。而且,这种“选择性安排旁听”从一开始就陷法院于不仁不义不法的状态,哪怕是审判长许诺“法庭会对本案‘公平审理’”,但也会让包括当事人在内的公民、舆论对其是否能做到“公平审理”自始就持合理怀疑的立场。这也就是前面已经引用过的“周泽之问”: “对旁听的安排都不公正,如何让我们相信法院的审判会公正”?

“周泽之问”,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字字千钧。只要“选择性安排旁听”怪相不除,那么,“周泽之问”就将会永远回荡在“美丽中国”的上空。

就此而言,司法正义,也许远在天边,但就常识、逻辑和理性而论,若想让公民还对法院、法律抱有期望和尊重的话,至少可以从法院排除“选择性安排旁听”这种“中国特色的法院现象”开始。

(感谢廖渝法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12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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