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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坤:私益公益两分明 此时无为胜有为——评杨玉圣诉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案[“杨玉圣诉北京市文化市场执法总队案”系列评论(之十)]

发布时间:2017-04-24  来源:学术批评网  作者:王坤(法学博士)


非正式出版文献是不是“非法出版物”?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非正式出版文献损害了私人利益,因而构成非法。《出版管理条例》第25条第8款规定的“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属于这种情形;第二,非正式出版文献的内容具有社会危害性,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而构成非法。比如,“危害国家安全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等”。《出版管理条例》第25条的绝大部分条款,都是关于内容危害性方面的规定。第三,非正式出版文献内容虽然没有危害性,但扰乱文化市场管理秩序,涉及到非法经营问题。《出版管理条例》第9条规定: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等应当由出版单位出版。没有经过出版程序,非法复制、发行会议论文集用于销售、盈利的,就属于非法经营。

如果非正式出版文献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自然构成“非法出版物”。对于“非法出版物”,出版者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不过,在第一种情形,即仅仅损害私益时,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在后两种情形,损害了公共利益,就需要承担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只有在后两种情况下,行政机关才应当介入,对出版者进行行政处罚,甚至由司法机关出面追究出版者的刑事责任。但在仅仅涉嫌损害私人利益的情况下,应当由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明辨是非,确定是否存在侵权行为以及是否承担法律责任。行政机关不宜介入,更不能直接动用公权力,追究出版者的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出版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出版物的内容不真实或者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其出版单位应当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依法承担其他民事责任。该规定也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假设,即民事主体是自身利益最佳的判断者和维护者,仅仅涉及私人利益受到损害的场合,国家机关不宜主动介入。这是一般的法理,涉及公法和私法的区分问题,也是法学常识。

杨玉圣教授等编的文集《从学术批评到恶意诉讼——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备忘录》,是否为“非法出版物”?首要要看其是否构成非法经营,扰乱市场秩序。看上去,不是以盈利为目的,是非卖品,也没有盗卖书号,并没有扰乱市场秩序,不构成非法经营。如果说其程序违法,是“非法出版物”,那大家都要人人自危了。当年毕业的时候,博士论文印了不少册,给国家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法学院都送了,给同学、朋友也免费送了。如果说都是“非法出版物”,那真的是情何以堪!另外,现在还有很多电子刊物,没有刊号,企业单位自己编辑的,给很多认识不认识的客户发送,并非以盈利为目的,也不能说扰乱了文化管理市场,因而也不是“非法出版物”。所以,对“非法出版物”的认定和查处,需要加以严格的限制。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的执法范围,应当限制于“文化市场”的范围之内;所谓市场,就是追求盈利的场所,市场之外的地方均非该总队的执法范围。如果肆意扩大“非法出版物”的范畴,势必使得众多公民、法人陷于普遍“违法”之状态,陷民于不义,再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性执法,看谁不顺眼,以此来整谁。如此一来,“非法出版物”这几个字就如一柄利剑,悬在头上,不知道何时会落下来,让人们时刻处于恐惧状态,缺少起码的安全感。无疑,这与法治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其次,在内容方面,有没有损害公共利益、具有社会危害性?目前来看,也真看不出损害了公共利益。但或许是损害了张仲春教授、沈木珠教授的私益,降低了张、沈等人的社会评价。不过,应当考虑两点:第一,损害私益不等于侵权,学术批评的目的之一就是贬损学术名誉,关键在于其方式、方法是否妥当?是否构成侵权,最终要由法院裁定;第二,损害私益是否同时有损公共利益?这就需要根据个案进行考量。在杨玉圣教授所涉及的“非法出版物”案中,这些学术批评文章有没有损害张仲春教授、沈木珠教授等人的私益?也许是损害了;但有没有侵犯名誉权?这要交给法院去判断。但要说因此损害了公益,恐怕就很难说。当年江青随毛泽东访苏,向斯大林敬酒,说“斯大林同志,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这无疑是将斯大林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紧密联系起来,这是针对大人物而言的。但要说普通人的个体利益都同公共利益相关,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对于文化管理行政机关而言,对于仅仅损害私益的事情,不要去干预。哪怕是法院已经作了终审裁决,杨玉圣教授编的文集侵犯了张仲春教授、沈木珠教授的名誉权,也不要去进行查处。行政机关有行政机关的事情,不损害公益的,就不要去给予行政处罚,否则,就是越位了。
     
总体来看,李世洞教授、杨玉圣教授、张仲春教授、沈木珠教授之间的是是非非,已经沦为名誉权纠纷之争,而且还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官司越来越多,声调越来越高,离学术批评越来越远,真是学界的悲哀。很多法院避之唯恐不及,唯独北京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主动介入其中,自己给自己惹上官司,真不知道为什么?图什么?不过,此例一开,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就别想安生了。比如,要是谁侵犯了某人的著作权,剽窃了某人的学术观点,相关的刊物、书籍就是“非法出版物”,某人就请求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进行查处,那么,究竟是查处还是不查处?一概查处的话,忙得过来吗?要是不查处的话,下次某人就告你行政不作为。到时候,不管是“行政作为”还是“行政不作为”,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惹上的官司肯定是不会少的。古人云,要想一天不安生,请客;要想一个月不安生,搬家;要想一辈子不安生,娶个小老婆。不太恭敬地说,行政机关无端干预纯属私益的事情,也属于自找麻烦、一辈子不得安生的情形。

在法治背景下,应当区分私益和公益,在纯属私益博弈的场合,行政机关无为,才能够在牵涉公益的场合有所作为。反之,将私益混同于公益,随意动用公权力处理私人争议,那么,在维护、增进公益肯定会力有不逮,对这一点难道还有疑问吗?

(感谢王坤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12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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