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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三定:学术不应成为行政的奴婢

发布时间:2017-04-24  来源:学术批评网  作者:余三定(湖南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


社会学家孙立平曾指出,中国出现了全面的社会溃败,表现在权力不受约束,潜规则盛行,社会底线失守,强势集团肆无忌惮等。学术界,一直被称为坚守社会良心、底线的阵地。然而,近年来发生在国内的各种学术腐败,如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学色交易成了社会溃败的有力佐证。2012年,湖南高校教师职称评委宾馆“开房收钱”一事更是引起轩然大波,因此有人感叹:腐败无处不在。湖南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中文系教授余三定(以下简称“余”)对当代学术发展的进程和现状一直做跟踪研究,对国内的学术腐败为何会如此之多,应如何对症下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近日,《清风》杂志记者(以下简称“记”)对他进行了专访。

学术腐败触目惊心

记:我最近读了你的著作《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特别注意到该书第三章题为“关于反对学术腐败的讨论”;同时,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日报》《学术界》多家报刊读到过你所撰写的有关分析学术现状、反对学术腐败的文章。请你先谈谈关于当今学术腐败的看法。
余:我个人认为,中国当今的学术腐败已经到了非常严重、而且是越来越严重的程度。相当多的学者和我有着相同的看法。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说:“对于学术界,曾经有各种美誉,像‘净土’‘象牙塔’‘精神家园’‘世外桃源’,等等。但是,如今世道变了,学术界也不是原先人们想像中的学术界了。无论是在大学、科研机构还是出版界、期刊界,不如人意之处越来越多。娱乐界,固然问题多多,但那本来就是‘娱乐’人的。学术界现在也有向娱乐界转化的架势,也开始‘娱乐’人了,不过是‘黑色幽默’罢了。”我个人赞同杨玉圣的看法,即认为学术腐败“已严重到了让人触目惊心、痛心疾首的程度了”。

记:我注意到,关于当今学术腐败严重程度的问题,学术界也有不尽相同的看法。
余:的确如你所说,曾经有论者认为学术腐败并不严重。据新华社报道,李浩、冯健亲、蒋树声三位来自学术界的全国人大代表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这三位学者认为:“学术腐败不能与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相提并论。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正确估计学术腐败的严重程度,既不能夸大,也不可轻视。”“夸大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无疑不利于学术界、科学界的健康发展。”另外,还有一些论者甚至不同意使用“学术腐败”一词,实际也是认为学术腐败的程度并不严重。如有论者认为提“学风浮躁”比提“学术腐败”更合适些。《光明日报》2002年3月19日“学界话题”专栏的文章《浮躁:学术创新的大敌——四教授畅谈学风问题》,其标题即表明了上述观点。在该“话题”中,张岂之首先说:“对于当前学风的主要问题,有的提学术腐败,有的提学风浮躁。我以为,学风浮躁与学术腐败应有所区别,说学风浮躁更合适些。学风浮躁主要指治学不扎实,不实事求是,不认真研究,急功近利。这是学术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章开源紧接着说:“我很同意用学风浮躁这个提法,在学风问题上,浮躁是腐败的土壤,学风浮躁不等于学术腐败,但容易滋生腐败。”不过,我在此要指出的是,上述论者发表看法的时间都是在十多年以前,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学术腐败程度的加剧,上述论者再也没有提不要夸大学术腐败,更没有提不要使用“学术腐败”这一词语了。

学术管理体制病灶诱发学术腐败

记:学术一旦与功利挂钩,就会变得心浮气躁。有人认为,从体制的原因来分析,大学行政化严重、官学不分是导致学术腐败的重要原因。那么,导致学术腐败蔓延,体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余:我个人认为,学术腐败如此严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管理体制出了问题。学术管理体制的问题具体表现为“计划学术”、“审批学术”、“政绩学术”,学术研究目标“指标化”、学术评价“数量化”。我们先看 “计划学术”。在改革开放的社会里,我们现在的经济越来越市场化,可学术似乎在沿着相反的方向走,即越来越“计划化”。现在高校的“项目(课题)计划”“人才计划”“研究基地(平台)计划”“工程计划”名目繁多、数不胜数,全部由各级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下达,人们看待其重要性和意义的大小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下达相关计划的行政级别。“审批学术”与“计划学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行政计划”自然有“行政审批”,便也自然有了向行政审批者和行政审批机关的“公关”、送礼、行贿的学术腐败行为。
    “政绩学术”,是指现在不少高校和学术单位的负责人之所以重视学术,并非他们真正热爱学术、要献身学术,而是为了自己的政绩,即为了自己的升迁。有高校负责人在教师大会上公开说,凡属上级评估指标体系中规定了的“学术”,我们就认定其为学术;凡属上级评估指标体系中没有规定的“学术”,哪怕你的研究课题再有意义、哪怕你做得再好,我们也不认定其为学术。这些负责人为了本单位的所谓“学术”、为了“政绩”,不惜集体行贿、集体造假。
    学术研究目标“指标化”,就是学术管理机构热衷于下达各种各样的“学术指标”,热衷于制定各种各样琐碎得不能再琐碎指标体系,借以让学术研究者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被迫围着他们转。学术评价“数量化” ,则把学术评价等同于“记工分”,只重数量,不看质量。现在的情况是,“学术研究”服从“学术管理”的需要,“学术管理” 牵着“学术研究” 的鼻子跑,“学术研究”围着“学术管理”转。其结果几乎是,“学术管理”越来越受重视,“学术研究”本身越来越被忽视;“学术管理”越来越精细,“学术研究”本身越来越粗放(粗制滥造、学术泡沫、学术垃圾,等等);“学术管理”越来越“科学”(某些评估、评价、评比打分的细则已经和自然科学没有区别),“学术研究”本身越来越“人为”(如“人为”地设置为研究而研究的课题、研究过程中“人为”地夸大或缩小数据乃至造假等等)。如此下去,其结果可能是,“学术管理”上去了,“学术政绩”上去了,学术腐败越来越严重了;“学术风气”牺牲了,学者异化了(或异化为“学术包工头”、“学术掮客”,或异化为“学术打工者”、“学术民工”,或异化为“学术中间商”,或异化为“学术造假者”,等等),“学术”本身也牺牲了。
 
记: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专制副主席邵鸿认为,消除高校学术腐败要推动去行政化改革。以南方科技大学为代表的一些高校,正在尝试去行政化改革。你认为大学去行政化改革能否从根本上遏制学术腐败?为什么?
余:邵鸿先生的话当然是对的,但我认为这还只是说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先来看中共中央2004年发出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意见》指出:“要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改革,整合研究力量,优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配置……要深化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体制改革,按照公正、透明、竞争的原则,改革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评审制度……要建立和完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和激励机制。”“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思想道德和学风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的学风。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加强学术道德修养,提倡做人、做事、做学问相一致,坚决抵制各种不正之风,自觉维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好形象。”不难看出,上述《意见》是针对学术不端、学术腐败而发的,前一段话是讲要深化整个学术管理体制的改革,后一段话是讲学者要自律。因此我认为,遏制学术腐败,要从三个方面努力:第一是深化整个学术管理体制改革;第二是高校内部要推动去行政化改革;第三是学者增强社会责任感,加强学术道德修养。

淡化甚至暂停学术评价

记:据新闻报道,匈牙利总统施米特•帕尔的博士论文涉嫌抄袭,最后不得不因巨大的压力宣布辞职。再如俄罗斯、韩国等惩治起学术腐败来都毫不手软。人家对总统涉嫌学术腐败都不依不饶,我们经常会出现“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怪象,导致学术腐败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的“板子”为什么不敢或不能“重重落下”?
余:我们整治学术腐败不力,是有目共睹的。我认为,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两方面。一是人们对学术腐败抱一种“见惯不怪”的容忍态度。这种现象是十分可怕的!这一方面意味着学术腐败已经成为非常严重的现象,于是让人们“见惯”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学术腐败“见惯不怪”已近乎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人们已经觉得对其无可奈何、无能为力了,于是便也“不怪”了、甚至不以为耻了。 “见惯不怪” 还有一种十分突出的表现是“集体学术腐败”(或者叫做“有组织的学术腐败”)。在高校,为了本校的课题、项目、获奖、人才计划,甚至为了评到院士,集体造假、集体“公关”早已不是个别现象。这里被颠覆的不只是正常的学术价值观,同时被颠覆的也包括正常的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和人生价值观。二是学术管理者(界)自己也参与腐败,甚至比学术研究者(界)更腐败,比如有的管理者大搞“权学交易”,凭借手中的权力在学术界“通吃”,即学术课题(项目)、学术评奖、学术荣誉、学术职务、学术权力、学术利益等方面都由他“通吃”。学术管理界自身的情况如此,怎么可能下真力气去查处、整治学术腐败呢?记得某年,管理者曾组织过声势浩大的清查干部“假文凭”的运动,但由于清查者自己也有不少假文凭,清查活动最后便不了了之。

记:在你看来,应该如何加大对学术腐败行为的治理力度?为此,教育(学术)管理部门、高校、学者各自应该做些什么?
余:首先,学术管理部门要坚持深化整个学术管理体制改革,我建议目前情况下要突出重点,即要坚决治理“学术评价过度症”。我的基本观点是,在目前学术生态平衡遭学术评价过度症严重破坏的现实情况下,必须下重药、猛药。我郑重建议:必须淡化、弱化学术评价,甚至建议暂停学术评价(比如暂停5—10年),以改良学术风气,恢复学术的生态平衡 。在学术管理、学术评价方面,学术管理部门出台的政策越少越好,设的“法”越少越好,折腾得越少越好。 其次,高校则要回归高校的本位、本色,即要把教学和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天职和永恒追求,要远离“官本位”,远离“行政化”,要抛弃单纯的“行政”管理方式,要抛弃学术管理中的单纯的数字追求和数字攀比,真正尊重学术、尊重学者、尊重学术规律,逐渐恢复高校校园里宁静、纯洁、神圣、学术至上的氛围。再次,学者要分流:“官”学者要认真当好“官”,即全力做好管理工作,不要以官谋学,对于管理者来说,管理就是自己的专业,管理就是自己的事业;真正的学者一定要为探索真理,追求真理而学术,一定要做有操守的学者,绝对不要把“学术”当成升官的敲门砖和敛财的工具。 
                 
                            
人物简介:余三定,1956年出生,湖南岳阳人。现为湖南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中文系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和当代学术史。先后出版《文坛岳家军论》、《古代小说艺术探奥》(与朱平珍合著)、《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当代学者研究》、《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当代学术史研究八年论坛》等著作。2001年被评为湖南省优秀中青年专家, 2008年获全国高校社科学报事业突出贡献奖,2006年被评为首届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学名师,2007年入选湖南省“12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2次获全国普通高校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获湖南省第三、第五、第九、第十届社会科学成果奖,其主持的“当代学术史”课程被确定为2006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省级精品课程。
                                   
(原载《清风》杂志2013年第2期)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13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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