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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祥森:历史本质理性解释与历史显象感性描述——关于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发布时间:2017-04-24  来源:学术批评网  作者:周祥森(《史学月刊》编审)


一  现有研究成果的反思:史学方法论自身的不在场
     
关于1978年以来新时期史学方法或史学方法论发展情况,从1980年代的史学方法论热趋于“降温”并发生“转向”的1990年代初开始,就陆续地有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学者以不同的形式做了堪称充分的整理或综括的述评。

例如,蒋大椿对最能反映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成就的史学系统方法和史学中的跨学科方法的讨论情况,对历史科学研究中应用最广泛的历史比较方法的研究情况,都分别做了专题性的概述和分析,并对1949年后中国史学方法研究的基本历程进行了梳理。
 
又如,李振宏对整个20世纪和新时期的史学方法论研究分别做了具有很强的条理性和理论性的总结。 关于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实际发展过程,李振宏把它划分为两个阶段:1980年代史学方法论研究热情的空前高涨;1990年代以来史学方法论研究的沉寂与转向。根据1980年代史学方法论研究所显现出来的思维路径,李振宏梳理出了对第一个阶段史学方法论的发展进行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他指出,1980年代史学方法论研究“在三个方向上思考问题。一是我们长期以来所奉行的唯物史观,有没有重新检讨的必要;二是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同时,是否应提出建立历史学科自身的方法论体系;三是在唯物史观为我们提供的研究方法之外,是否还需要探讨新的方法论途径。在这三条思维路径上,人们很快有了统一的肯定性的认识,并由此推动史学方法论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改革开放之初到80年代末,史学方法论研究循着四条线索得到了发展。这四条线索是:与唯物史观相关的史学方法论研究;多学科方法引入历史研究;近代实证方法的重新评价;西方现代史学方法的借鉴和引进”。1990年代以来,史学方法论研究相对于1980年代来说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有了新的转向,即从关心宏观层面的方法论转向具体研究领域的方法论问题,突出地表现为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讨论和口述史学方法的探讨。 

再如,牛润珍在《关于历史学理论的学术论辩》一书中也专列“历史研究方法之论争”章,内容包括:(1)方法求新与方法论的辩争;(2)关于传统史学方法的论争;(3)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4)关于“打破王朝体系”;(5)“史”、“论”关系;(6)历史比较方法的讨论;(7)自然方法及其他。其中的(1)(6)(7)三节所介绍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在新时期取得的。 
除上述几位学者外,其他学者在总结或是20世纪、或是1949年以来、或是新时期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历程的著述中,也不同程度地涉及对史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总结。 

总体来说,现有的关于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史的研究,基本特征是自然历史事实介绍、观点综述取代理论探索,对历史哲学发展趋势和本质特征缺乏整体性认识。易言之,既有的对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史的考察,都只是学术史的或史学史的研究,而不是对史学方法论自身的理论探索。

既有的对史学方法或史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考察、述评,在学术上具有两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它为史学方法论理论研究的深入做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另一方面,它为理解和展示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逻辑进程提供了自然历史的和主题的线索。笔者在下面将要提出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两层面三路径,就深受李振宏上述观点的启发。

对于研究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历程来说,学术史的或史学史的研究方式是一种可行的、实际上也是常用的研究方式,但是,这种研究方式追问的只是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之自在的东西、而不是其自在自为的东西,它能够提供的只是关于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之实在的自然基础、而不是其逻辑的意义基础,它能够回答的只是关于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之“过去”意义上的“历史事实”即自然性历史事实的问题、而不是其意义性历史理性的问题。要解释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之逻辑的意义基础或认识的理由,要回答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历史理性问题,需要在学术史的或史学史的研究方式基础上,丰富史学方法论史研究的具体形式,以便把对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史的研究从目前经验主义的、自在的、“普通直观”的感性认识层次提升到理性主义的、自在自为的、“高级的哲学直观”即本质直观的辩证理性认识层次。

在我看来,对新时期史学方法或史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考察,不仅是对史学方法论实际发展过程的研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史学方法论发展之逻辑进程的理论探究。对史学方法论实际发展过程的实证描述,是要从外部去识别各种史学方法思潮在其中生发出来的那些发展关系;而对史学方法论发展逻辑进程的研究,则是要从内部去理解它们的思想的和精神的内涵,从而理解它们的历史发展主体性、能动性和超越性,亦即理解它们自身的生命运动轨迹。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我们不仅仅是精神遗产的继承者,而且本身完全是历史精神的产物)才能发现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任务”;这个任务是,通过对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现实的“历史的(我们的历史的)整体的批判地理解”,在新时期彼此间互相超越的史学方法思潮或史学方法论思想中,“通过从不清晰的阶段达到比较令人满意的清晰的阶段,最终直到它自己成为完全可理解的”。 

我们所面临的这个任务,要求我们在研究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问题时,不仅要有历史感,而且要有史学方法论自身在场的理论关涉。
现有的关于新时期史学方法或史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考察和总结,之所以表现为一种学术史的或史学史的研究,原因在于研究者大多缺乏史学方法论自身在场的理论自觉,而停留在对史学方法论成果的经验描述和知性分析与概括的层次;有的学者对有关论辩的述评,甚至只是简单的学术观点介绍,连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实际发展过程的自然线索都没有。

综括地说,现有的研究至多只是揭示了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在形式上的现实的历史联系,没有能够揭示出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在本质上的即内容自身的思想联系,亦即没有能够揭示出存在于史学方法论实际发展过程之中并且与过程相统一的逻辑进程。

二  史学方法论史的性质规定:史学方法论史即是史学方法论

对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逻辑进程的揭示,需要以对史学方法论史的性质和概念的新的理解为认识前提,亦即把史学方法论史理解为史学方法论自身的表现形态或实现方式在“曾在”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所展开的一种辩证运动,把史学方法论史的性质从本质上规定为史学方法论本身。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谈到哲学史的性质和概念、哲学史与哲学的关系时认为,哲学史不只是表示它内容的外在的偶然的事实,而乃是昭示这内容本身就属于哲学。易言之,哲学史本身就是科学的,因而本质上它就是哲学。哲学史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哲学史的研究以便引导我们了解哲学本身,即解答“哲学是什么”这一哲学本体论问题。 对于黑格尔关于哲学史的性质和概念的思想,邓晓芒简洁地表述为:“哲学史就是哲学。哲学史是以历史形态出现的哲学体系。” 。

黑格尔关于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思想同样适用于指导史学方法论史研究,因为哲学史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方法论史。邓晓芒指出:“哲学本来就是方法论……整个哲学史,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人类的方法论的历史” 。举凡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大哲学家,没有不注重对方法论的研究的,而且往往把方法论问题的解决当作其哲学研究首要的前提保证,或者直接从方法论进入哲学,甚至他们的成为经典的主要著作或代表性著作本身就是方法论论著。以被海德格尔誉为使“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从而使“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 的马克思为例,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第一版序言》、《〈资本论〉第二版跋》都是对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时所采用的方法论和科学方法的理论阐释,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两条道路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关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是他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的阐述,更是众所周知;而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在诸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方法论价值和意义,同样是世所公认的事实。恩格斯在介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时,介绍的重点之一也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而且,在介绍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创立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不仅是实践本体论和唯物辩证逻辑的认识论,而且是历史的、辩证的、唯物的相统一的方法论。这表明,方法论上的创新和突破往往成为哲学创新的突破口,方法论也往往成为一个自我思考的哲学家区别于其他哲学家的显著标识之一。

在哲学史即方法论史的意义上,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完全可以看作是方法论史观。根据黑格尔的哲学史观或方法论史观,要完成从辩证逻辑上再现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实际发展过程的研究任务,就必须首先把史学方法论实际发展过程理解为史学方法论自身存在的历史显现形态。史学方法论实际发展过程不应该只是关于史学方法或史学方法论分歧性意见的“堆积”(黑格尔语)或“集置”(Ge-stell,海德格尔语),也不应该只是这些分歧之知性批判的解释。把史学方法论史当作分歧性意见的“堆积”或“集置”,或者把它当作对分歧意见的知性批判的解释,史学方法论实际发展过程就会被理解和展示为纯粹由某种外在力量直接作用下的产物,而不是被理解和诠释为它自身内在地固有的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现有的例如对1949年以来史学方法论发展过程的研究,把1966~1976年或1966~1978年当作像西欧中世纪那样的“断裂”时期而悬置不顾,从1949年后的十七年直接跳跃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或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并且把1980年代包括史学方法论热在内的史学理论研究热潮的出现,特别是把历史学界对阶级斗争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在历史研究领域唯我独尊地位的否定,看作是中共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产物,这种看法就反映了把史学方法论实际发展过程理解为分歧意见之“堆积”或分歧之知性批判的解释的史学方法论史观。这样的史学方法论史研究,只不过是史学方法论实际发展过程中确实发生过、或者说关于史学方法论“曾在”的原始材料或偶然的、自然的事实之“集置”。这种通过一大批只是证明了史学方法论知识无用的东西而堆积起来的史学方法论史,或者通过一些意见去引起另一些意见的方式而建构起来的史学方法论史,至多只能叫作“史学方法论史料史”。用黑格尔的概念来说,只是史学方法论自然“原始的历史”或知性“批判的历史”,而不是关于史学方法论的辩证理性“反思的历史”。从这种自然原始的或知性批判的史学方法论史中,我们看到的仅只是导致各种关于史学方法的分歧意见产生出来的那些外部性发展关系,而看不到史学方法论发展的内在目的性和必然性,看不到史学方法论自身思想内容或精神内涵的具体化和丰富化过程,因而也就看不到史学方法论发展的历史趋向。

三  逻辑进程:从历史本质辩证理性解释转向历史显象直观感性描述

从方法论史本质上即是方法论自己本身的意义上说,研究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史,对其实际发展过程的实证描述只是基础性工作,所要解决的更为核心和本质的问题,是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逻辑进程是什么,或者说新时期史学方法论的发展是在什么样的矛盾关系之中进行的。为此,在历史的方法基础上,需要结合逻辑的方法。

从方法论原则上说,用逻辑的方法对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实际发展过程加以考察和批判,实际上“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因为在本体性上,现实的历史过程和逻辑的思想进程是同步地发展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 当然,作为辩证理性的历史认识,这种“反映”亦即对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体验、诠释以及建构,本身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是无反思的就事论事式的、如黑格尔所说的“原始的历史”,而只能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 因而是辩证的、哲学性地理解的“反思的历史”;“简言之,它是现实的历史过程之辩证逻辑的再现”。 

按照恩格斯在科学批判方法论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来的历史与逻辑相一致性原则,采用逻辑的方式考察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逻辑进程,就是要把新时期相继出现的各种史学方法论思潮作为中国历史学者的史学方法理论思维自身具有逻辑必然性的矛盾进程来研究,并使它们作为史学方法理论思维由于内在矛盾而向前推进的、必然的、活生生的自己生命运动的过程呈现出来。

从逻辑进程来看,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本质趋势是越来越回避对历史本质的辩证理性解释,而越来越沉溺于对历史显象 的直观感性的经验描述。这是同一过程的互为因果的两个不同方面。

在史学实际发展过程中,历史本质理性解释与历史显象感性描述之间的矛盾其实始终存在着,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具体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例如,民国时期所谓新考据派(又称“新汉学”)与史观派(又称“新宋学”)之间的矛盾关系;1949年后的十七年表现为史与论关系、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的讨论;1980年代史论关系问题、历史主义问题讨论的继续,阶级分析法的讨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自然科学方法论与历史研究的关系、终极原因与相互作用关系理论的探讨,都与历史本质性解释与历史显象感性描述之间的矛盾关系直接相关,确切地说,这些讨论本质上是这两种史学方法论的理论性探索;1990年代以后,史学方法论研究趋于沉寂,并不意味着二者矛盾关系的解决或消失,而是表现为宏大叙事与史学“碎片化”之间矛盾关系。而宏大叙事几乎淡出历史学部门,“碎片化”史学日益受到经验历史学者的青睐,并成为主导性史学形态,——这表明,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基本完成了从对历史本质的辩证理性解释的各种方法论形式的质疑到避而不谈历史本质问题、并且转向历史显象感性描述这一过渡历程。

在过渡过程中,历史显象的经验感性描述方法本身也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演变,即传统的考据方法的现代发掘心理主义史学方法讨论计量史学和模糊史学方法的探讨历史人类学和社会史学各种具体方法的应用。这既是历史显象经验感性描述对历史本质辩证理性解释否定的完成,也是历史显象经验感性描述从潜在到现实和一步一步地自我否定的实现。

虽然历史显象或具体的表现形式是历史认识得以成为可能的出发点,但不是历史知识的来源。历史知识不是由对显露出来的历史显象的叙述构成的,而是由对内在地蕴藏于历史显象之中的历史本质的揭示、诠释构成的。历史显象的经验描述只是提供给人们一幅历史故事连环画,只有关于历史本质的揭示、诠释才能提供给人们真实的历史知识。

如果说历史本质辩证理性解释的理性主义历史学关注的是历史的结构—过程、历史的必然以及历史的内在本质,那么,历史显象感性描述的经验主义历史学则正好是理性主义历史学的反身倒转:关注历史事件、历史的偶然以及历史的外在表象。由此可见,新时期史学方法论从历史本质辩证理性解释到历史显象感性描述的转变,从根本上讲,是新时期历史学者历史观转变的表现,即从时间性和历时性的结构—过程史观转向了空间性和并时性的、结构—过程由以构成的因素—事件史观。

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逻辑进程表明,新时期史学方法论是在历史本质辩证理性解释与历史显象感性经验描述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中发展的,具体地表现为围绕这一矛盾所展开的、代表矛盾双方的两种类型史学方法论学术思潮并行运动。但是,这种矛盾运动始终没有能够形成正面的理论冲突和相续性发展,而只是相互对立而没有统一。因为通过以回避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形式而体现出来的回避历史本质的辩证理性解释这一方式而实现的矛盾的解决,其实并没有真正地在辩证统一之中解决矛盾,而只是搁置矛盾:矛盾中的一方将另一方搁置或悬置起来,不予理睬,矛盾本身其实依然存在着。

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逻辑进程,是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实际发展过程的一种理论形式或思想形式,亦即史学方法论自身的发展规律在新时期特定的理论形式或思想形式上的一种具体显现,是史学方法论发展的内在目的在新时期这一特定的时间流程中的实现。易言之,史学方法论发展并不是完全受外部因素制约的盲目的运动,而是有其必然的规律性和其内在的目的性的一种生命运动过程。而史学方法论的生命运动,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现实的个人、确切地说历史学者个人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的体现。史学方法论发展的逻辑进程在其中展开并由其推动的内在的历史本质辩证理性解释与历史显象感性描述之间的矛盾,也只不过是现实的历史学者个人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与这种主体性的生命活动不能得到实现之间的矛盾的集中反映而已。

四  历史哲学发展之转向: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内在的必然性

哲学史在一定的意义上即是方法论史,反过来说,方法论史在一定的意义上即是哲学史。史学方法论史与史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亦然。准乎此,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内在的逻辑必然性,就必须首先从历史哲学实际发展过程中去探询。

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虽然是中国历史学者的史学方法理论思维的表现,但它内在的必然的逻辑形式却不是中国历史学者的史学方法理论思维所特有的。作为特殊的或个体的中国历史学者的史学方法理论思维,只有在具备或作为普遍性的史学方法理论思维之存在的前提下,它才能区别出并表现出它自身存在的特殊性或个体性的东西。换言之,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逻辑进程,实际上只是当代历史哲学发展趋势及其本质特征的特殊体现。只要中国史学不是外在于国际史学而孤立地发展的,中国史学发展就不可能不具有并且体现出国际史学发展一般的趋势和本质特征。因此,研究在改革开放历史前提下新时期中国史学方法论发展的逻辑进程,需要了解当代历史哲学、尤其是方法论历史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本质特征。

和哲学一样,历史哲学的“每一阶段都有其本己的必然性”。 当代历史哲学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从认识论历史哲学转向方法论历史哲学,历史哲学课题从对历史知识性质的知性分析转移到对历史认识“工具”或实现方式的综合思索和体系建构,历史哲学探讨的具体问题从历史认识是否可能、怎样成为可能,历史认识主体认识能力及其范围、局限,转移到历史认识主体与历史认识对象之间如何发生关系,历史认识主体如何建构对象性的历史,或者说历史认识对象如何本己性地向历史认识主体显露其自身的各种“显现模态”或“显象系列”亦即其存在方式的系列。 

当代历史哲学发展的这种课题和问题的双重转换,是历史哲学最基本的问题在特定时代发生变化的具体表现。历史哲学最基本的问题是历史认识活动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这是作为哲学最高问题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历史哲学领域的体现。本体论历史哲学的任务在于解决主客体何者为历史认识本原问题,认识论历史哲学的任务在于解决历史认识主体是否能够认识作为对象的历史或客观实在的历史能否成为认识对象而被认识的历史可知性问题,方法论历史哲学的任务在于从主客体两个方面解决历史认识主客体之间如何发生关系、如何实现相互结合的现实的问题。本体论历史哲学侧重于作为历史认识对象之本原的本原性历史存在的本质直观和辩证理性认识,认识论历史哲学侧重于历史认识主体的能力和历史认识(作为历史知识)性质的知性直观与分析,方法论历史哲学则关注历史认识活动过程中主客体相互合一性关系或相互同一性关系的实现方式或实现途径、主客体相互同一性关系的作用机制等问题的整体性、甚至本体性的考察。

本体论历史哲学和认识论历史哲学是方法论历史哲学的根本基础和历史前提,方法论历史哲学只有在此基础上和前提下才能获得现实的发展。可以说,方法论历史哲学是本体论历史哲学和认识论历史哲学的辩证统一体,是本体论历史哲学和认识论历史哲学的“真理”。就是说,方法论历史哲学在本质上是本体论历史哲学和认识论历史哲学;真正的方法论历史哲学,它既是它自身,同时它又必然地是本体论历史哲学和认识论历史哲学。如果方法论历史哲学没有其自身的本体论历史哲学和认识论历史哲学基础,或者脱离了这一基础和前提,那么,方法论历史哲学就会沦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操作主义、技术主义、工具主义;易言之,它就会成为一种仅只是起中介作用并与历史认识对象、历史认识目的——亦即历史本体——相脱离的单纯的工具。操作主义、技术主义、工具主义也就是自然科学所代表的科学主义的间接性。 科学主义间接性下的史学方法论,只是一种关于历史研究的技术性操作方法,而不是方法论。操作主义、技术主义、工具主义的方法论贯彻到底,必然面临它自身无法克服的历史认识对象、历史认识目的亦即历史本体与历史认识方法之间的激烈冲突。历史哲学就是在历史存在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相互作用关系的张力中并在这种张力的推动下不断发展的。

一般认为,1725年维柯《新科学》 的发表是人类历史认识史上历史哲学正式诞生的标志。维柯的《新科学》不仅仅具有本体论历史哲学的开山意义,而且具有同样重要的方法论历史哲学的意义,因为《新科学》的理论旨趣实际上在于创立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本体论历史哲学只是它的基础。正是维柯第一个提出数学、历史、语言三门科学知识是比自然科学更加精密的知识;在维柯看来,数学、历史、语言是人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东西,对于自己的创造物,人当然可以透彻地、完完全全地把握它最内在、最深刻的东西,而自然界不是人自己创造的,它是上帝的杰作,所以人不可能像认识数学、历史、语言那样洞察自然界的秘密。这就是说,比起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来,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人文科学更加具有科学性;或者可以说,科学精神不但不与人文精神相对立,相反地,它本身就是人文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人文科学的这种立场,对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努力探索,使维柯被后世誉为现代解释学的一个先驱者。 从那时以来直到今天,西方历史哲学从所谓“思辨的历史哲学”(本体论历史哲学)到所谓“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认识论历史哲学)再到所谓“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方法论历史哲学)的发展,正好走完了从本体论历史哲学到认识论历史哲学、再到作为两者之统一的实现的方法论历史哲学的完整发展历程。

当代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在欧陆现象学哲学、结构—解构主义哲学和英美语言分析哲学这三大主流哲学的影响下,从三个视向探讨历史科学的方法论问题:现象学哲学、特别是诠释学哲学影响下的历史哲学研究历史理解的途径或历史诠释的方式,形成历史诠释学、历史现象学;结构—解构主义哲学影响下的历史哲学探讨历史话语本文的建构模式及其结构与功能,形成结构—解构主义史学,如时段结构理论、历史人类学、历史知识考古学或历史意识体验哲学;语言分析哲学影响下的历史哲学关注历史叙事的逻辑形式或表现方式,形成元史学、历史符号学、历史语境学。从总体特征来看,当代西方哲学的反本质主义、反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主义,具体表现为或对本质主义、近代启蒙理性进行解构,或把现象直接理解为本质,或否定理性主义而片面地强调意志主义、存在主义。受主流哲学思潮的影响,当代以史学方法论建构为重心的方法论历史哲学也表现出否定并解构历史本质、只注重历史显象的思想特征。此外,在当代自然科学影响下,也出现了诸如计量史学、模糊史学等其他支流性的、仍然以自然科学为科学之范本的史学方法论。目前,首先在美国历史学界出现并在例如中国历史学界获得积极响应的全球史观,可以看作是历史哲学发展新历程或本体论历史哲学复兴运动开始的征兆。在将近3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围绕着历史科学中的历史认识(主体)与历史存在(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历史哲学在西方的发展明显地表现出历史和逻辑相同一的本质特征。

新时期中国历史学者对史学方法及其理论的研究,是在上述西方历史哲学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下展开的,并且明显地表现出与当代西方方法论历史哲学发展相似的本质特征。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一种特殊表现。研究新时期史学方法论(以及理论历史学)的发展,必须充分地注意到这一事实。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新时期理论历史学的发展也表现出明显区别于西方的特点:历史哲学科学体系三大组成部分的发展从历时性变成了共时性。就史学方法论(即方法论历史哲学)的发展而言,共时性发展的意思是:新时期史学方法论的发展,并不是像西方那样在具备了本体论历史哲学和认识论历史哲学充分发展的历史前提下进行的,而是与本体论历史哲学、认识论历史哲学的建构同步进行的;而且,史学方法论建构事实上构成为本体论历史哲学、认识论历史哲学发展的推动力量,即一方面推动了对“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的质疑和正本清源工作,另一方面促进了在中国一直被悬置的认识论历史哲学即历史认识论科学的建设。

五  “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逻辑前提

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不仅是国际历史哲学发展的本质体现,而且是中国理论历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和逻辑进程的本质反映。

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的历史前提是“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虽然“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属于本体论历史哲学范畴,但是,作为本体论历史哲学,它是对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歪曲的产物,是专制地对待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把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扭曲为独断论的表现。“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在史学方法论上集中体现为阶级分析法。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就是在质疑、否定阶级分析法为历史认识唯一方法论原则的基础上展开的,也是作为阶级分析法的对立面或替代者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新时期史学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怀疑论在史学方法论领域的表现。

改革开放以前盛行于中国历史学界的“唯物史观” ,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它具有一般的“知性的形而上学”所共有的缺点或思想特征。黑格尔曾经把“知性的形而上学”的缺点归结为三点:(1)以抽象的知性范畴去认识无限的理性对象;(2)以抽象的片面的判断或定义来表达具体的真理;(3)以抽象的同一性作为真理的原则,坚持严格的“非此即彼”。 这三个缺点表现在“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身上,例如,以阶级斗争范畴去规定无限丰富的、纷繁复杂的、现实的“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 ,片面地、绝对地以阶级来表达文明时代社会结构演变、民族运动等等具体的历史运动规律,把文明时代现实存在的、有生命的、活动的个人区分为相互敌对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现实中每一单个的人都被规定为非前者即后者,人类文明时代全部历史运动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历史上的各种对立” ,都被一分为二地划分为“非此即彼”的两个敌对营垒之间的关系和斗争:或被同一化为阶级关系、阶级斗争,或被同一化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关系和斗争——唯物与唯心的关系及其斗争又同一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按照“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全部历史都被归结为统治的、剥削的、压迫的阶级与被统治的、被剥削的、被压迫的阶级这两大阶级在相互关系上的运动,历史上所有的对立都消溶在这种阶级的对立之中了。按照“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只有阶级,而不是现实存在的、有生命的、活动的个人,才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 人类社会自始以来就是纯粹化为矛盾极端尖锐的两大对抗性阶级的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按照“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历史创造活动的主体不是如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活动中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也不“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而是类似于上帝的全能全智的、无处不在的阶级。人类的全部发展史就是作为阶级的代表的人与人之间在肉体上和在精神上以一定的形式不断地在进行的相互厮杀的角斗史,人类历史舞台就是古罗马的角斗场。历史科学的任务就在于展示和阐明这种以阶级形式表现出来的敌对营垒之间相互残杀的历史场景和历史过程,而完成此项任务的唯一正确的和科学的方法是阶级分析法,其他史学方法、甚至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中重要的历史主义方法,一律在被禁止探讨和应用之列。总之,根据“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文明时代全部现实的人类历史被高度概括为四个字:阶级斗争。充满着人文主义精神的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历史理论,被扭曲、被曲解和被阉割为极端地敌视人的“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并且把这样一种“唯物史观”宣布为唯一的、最高的历史真理。

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唯一的真理,否认其他学说也具有真理性或包含真理颗粒,这是以专制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专制态度,事实上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解为一个自我封闭的、而不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当作绝对的真理,因而也就阻断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之路,扼杀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生命力。以专制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者,就叫做独断论者。采取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唯一真理这种专制态度,把开放的、充满生机和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变成惟我独尊的独断论,其必然后果是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的怀疑论、甚至否定论。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对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本清源,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全面质疑,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悬置,都是怀疑论或否定论的不同体现。这些以不同的形式或方式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怀疑论,正是此前专制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扭曲为独断论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独断论之所以陷入独断,原因在于:(1)把马克思主义规定为只能信仰而无须从学理上进行科学探讨的教条;(2)不加研究地把恩格斯、列宁等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直接当作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本身;(3)任意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限性的东西提升为无限性的东西,具体地说,或是任意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体的或特定的观点、原理、规律提高到普遍必然的层次,或是任意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抽出处于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关系中的某一原理,并把它当作具有统摄性的原理。既不科学地研究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又教条地、绝对地、片面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结果就是导致内容丰富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被中国化为纯粹的、抽象的、空泛的概念集合。把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中的历史理论简单地、武断地规定为阶级斗争理论,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方法论中内容丰富多彩的辩证法或是被单一化为阶级分析法,或是被庸俗为具有“恶的无限性”的、原始素朴的、知性抽象的一分为二分析(分解)法,就是这种结果的具体表现。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怀疑论、否定论表现在史学方法论领域,就是从注重历史本质认识转向历史显象叙述,机械地套用历史科学之外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放弃在历史科学领域发展其自身的理论的任务。

放弃对深层次的历史本质的理解和认识,只关注于表面层次的历史显象的描述,也是历史科学从政治化形态或政治性存在摆脱出来,走向独立化、科学化发展的反映。

六  新旧“加工工具”:新时期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发展层面和路径

新时期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发展,是从两个层面或类别 、按照三条路径展开和进行的。

(一)讲求旧的“加工工具”

第一个层面或类别是讲求旧的“加工工具”——处理似乎无穷无尽的历史材料的工具或操作程序,或者确切地说,在新的时代与社会条件下,如何使旧的加工工具实现现代化。这一层面的史学方法论探索大体沿着两条路径行进:一是对传统的语史考据方法的研究,其口号是“回到乾嘉去”;二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正本清源和中国化,经历了从“回到马克思”到“超越唯物史观”的演进过程。

1.“回到乾嘉去”

在新时期,一部分历史学者为了证明传统史学在方法论上似乎依然能够为当代史学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因此隔过顾颉刚、钱穆、陈寅恪等为代表的现代考据史学方法,直接回到乾嘉考据史学,提出“回到乾嘉去”的口号。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回到原汁原味的乾嘉考据史学并不现实,所以便回到比较现实的基地——民国时期的现代考据史学。陈寅恪一时成为名人:不仅是史学大师,而且是文化、思想界的巨擘。对于“陈寅恪热”现象,作家王朔曾经很正确地称之为“文化恐龙”现象。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者王学典则称之为“史学神话”。笔者曾经把它称作新的“造神运动”。 就学术研究策略而言,讲求旧的加工工具的史学方法论探索,很大程度上是对1970年代末就已经学者(李幼蒸)提出并践行的跨学科史学方法努力(1980年代则有新旧“三论”的倡议者,1990年代倡导者转为社会史和环境史学者)的一种抗衡。

顾颉刚、钱穆、陈寅恪等人的现代考据史学在学术文化史、政治制度史领域显示了其有效性,但是对于处理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史等材料,表现出无能为力。民国时期的现代语史考据派的这种内在局限,有似于法国的年鉴派史学:年鉴派史学只能处理相对遥远而史料“不多亦不少”的中世纪历史和古典时代历史(近代前期),对于处理史料极为繁富、内容极其复杂的现代历史却无能为力。

2.从“回到马克思”到“超越唯物史观”

在这条路径上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发展,2004年笔者系统地评论蒋大椿的《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 一文时,已经做了梳理。 蒋大椿和李振宏两位理论历史学家也做过更加系统的梳理和分析。 故在此不赘,而仅指出其中存在着的缺陷。

对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的回避,其自身经历了一个逻辑演进的过程,即从对“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的批判,引发对五种社会形态说、阶级斗争史观、历史动力论(阶级斗争)、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等理论命题的质疑。 这是历史学界以质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正本清源。正如一切怀疑论、一切非理性主义一样,对“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的怀疑,势必导致这种“唯物史观”理论自己取消自己,从而预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新发展,因为否定是辩证发展的必经环节。“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自己取消自己,在历史学界表现为对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本身的回避,其结果是取消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在历史科学中的方法论指导地位。这表明,历史学界质疑式的对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正本清源,并没有真正导致对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自身的学理性研究,而是把“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混淆为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从而把质疑、正本清源直接等同于学理性研究。

(二)设计和生产新的“加工工具”,并研究其运用技术

第二个层面是考虑如何设计和生产新的“加工工具”并研究其运用技术。这一层面的史学方法论研究,走的是吸收西方包括史学理论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路径,其口号是“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而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却是跨文化人文科学学术交流。
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崛起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跨文化的史学研究为表现形式的跨学科史学方法探索的产物;或者说,史学方法论与技术性史学方法的研究,事实上充当了新时期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崛起与发展的突破口。史学理论研究、主要是跨文化的人文科学学术交流与对话,反过来又推动了史学方法论研究的深入,提升了史学方法论的理论水平。

1.跨学科史学方法研究兴起的历史前提

在客观方面,跨文化形式的跨学科史学方法研究崛起是以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发展为前提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发展,改变了历史科学研究的最终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与前科学时代的历史学不同,现代历史科学研究的最终质量不再是单一地由材料(博闻强识)决定的,而是主要由“非史学的”学科知识即跨学科性加工工具的实践性、甚至试验性运用而决定的。在处理历史材料的过程中,从主题安排、材料取舍、逻辑推断,到价值评判、意义抽象,都严重地依赖于经验历史学研究者运用“非史学的”学科知识的能力。

从主体意识方面来说,跨学科历史研究方法的提出,或者说,跨学科史学方法意识的觉醒,有着多重的前提和意蕴:

第一,中国历史学者经过“文革”的摧残,开始深切地意识到传统的历史研究工具手段不再能够满足处理无穷尽的史料的现实需要,因此有必要甚至必须在历史科学之外去扩大、丰富对史料进行有效加工的工具手段。历史科学已经不再能够固步自封地发展,也不再能够占据支配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

第二,中国历史学者开始认识到,在新的社会和时代条件下,历史科学要发挥其“改变世界”的实践性功能,必须切实地提高历史课题的说明力和解释力。

第三,表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历史学者一种可以恰当地称之为焦灼不安的情绪。潜在地,历史学者隐隐地感觉到史学边缘化的危险。1990年代初,这种潜在的感觉就变成了现实。而更为实际的考虑是:如何恢复在“文革”时期被严重践踏的历史学的声誉,尽快地使历史学的发展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第四,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就历史学而言,中国传统史学除了能够提供语史学考据方法这一唯一工具外,已不再有能力为中国史学的现代化提供方法论方面的工具。更深一步地说,自古以来的政治化史学或“资治通鉴”类型的史学已经走完了其历史道路。

2.跨学科或交叉学科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基本情况

新时期的史学方法论研究,除个别例外情况,其精华并不表现在一般性的史学理论著作,而是存在于历史科学的具体分支性学科或具体的研究课题中;或者说,真正把史学方法论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其实并不多,绝大多数研究成果属于技术性操作程序或工具的研究与应用。直至今日,就总体而言,史学方法论研究仍然处于以杂多性为特征的个体性发展阶段,远未提升到普遍性的一般史学方法论阶段。
从一般史学方法论角度展开的新的史学方法论考虑,主要有李幼蒸的历史符号学研究 、李振宏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化及其运用技术的探索 、赵世瑜的方法论化社会史理论研究 、蒋大椿的以“超越唯物史观”为旨趣的“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的系统史观”的理论建构。其他关于史学方法论问题的探讨,都仅只是部门性史学方法论或技术性史学方法的研究,例如文化史、环境史、西方思想史等领域的经验历史学研究者关于本学科研究方法的探索。

或由于现代学术制度和学术职业化的制约,或由于专业主义或单学科本位主义的影响,或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外在作用,一般的史学方法论建构迄今都还只是一种边缘性的运作,或者被制度化和职业化学术所解构,其本身最终成为一门职业性的学科,如社会史,一定程度上还有符号学。

更多的历史学者把设计和生产新的史学加工工具的思虑转向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当然包括西方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例如,新旧“三论”与经验历史学研究相结合的可能性及其实践。 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结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历史科学,发展出了历史人类学,个别人类学者(例如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积极参与其中,但是立即引起了经验历史学学者的强烈抗拒,以致逼迫有关人类学者退回到人类学学科领地;然而,最初由此人类学者积极推动的历史人类学的艰难发展,后来却主要在历史学者、特别是华南地区的社会史学者的主动参与,并且采取与人类学家合作的方式得以实现。符号学,主要是李幼蒸的历史符号学理论和实证研究。哲学诠释学,主要是从事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哲学史家进行的,在历史学界,无论理论学者还是经验历史学者,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参与其中(台湾学者除外)。 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者的精力集中在介绍、引进德国的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意大利、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或相对主义史学思想,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历史理论,后现代史学理论和方法,这种情况在1989年以来尤甚。在今天,史学理论研究已经完全为史学史研究所取代。

从推动史学发展的角度来说,在新时期史学方法论领域,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学者几乎没有起到什么推动作用,起这种作用的主要是国内的西方哲学史界和人类学界。一直生活在当代学术制度和学术市场之外的自由学者李幼蒸在理论符号学、历史符号学领域的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运用符号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特别是儒学、汉代学术意识形态等的部门研究; 中国西方历史哲学界关于历史诠释学的研究,都是跨学科史学方法论(一般的和部门的)探索的成绩卓著者。

新时期的跨学科史学研究的成效集中表现为历史研究课题范围和史料的扩展,在历史研究策略的前提、基础和目标方面却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效。例如,“三论”(主要是“老三论”)史学,将自然科学的“三论”作为历史解释理论框加施用于中国古代历史,虽然一时让职业史家耳目一新,但是由于定量化语境中的概念一旦运用于定性化语境便丧失了其本义,因此在有关实践者对于史学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更多的实践后,“三论”在经验历史学研究中的适用性就成了一现的昙花。至于以数学理论为基础的计量史学、模糊史学方法,除了1980年代简单的介绍和粗浅的理论探索外,一直没有催生出有代表性意义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证研究成果。

从本质上讲,无论是把“老三论”还是试图把“新三论”引入历史学,都是史学方法论自然科学化的表现,也都是希图模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史学方法论自然科学化由于它的逻辑前提,注定是不能成功的。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历史科学是以下列假设为前提的:人类科学知识只有唯一的一种存在形态,即自然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的真实性、科学性是一切人类知识真实性、科学性的标本;追求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性是一切部门性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因此,从主观上来说,提倡三论史学方法者的目的似乎是要通过引进自然科学方法而提升历史学的科学化程度,然而,历史学准自然科学化目标的实现却是以牺牲历史学的特性和独立科学部门的地位为代价的。历史学自然科学化努力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正如并非一切人类知识都是历史知识一样,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必须以自然科学知识的形态而存在的。更何况,无论真实性还是科学性,都包含有极为不同而又丰富的类别,其含义因语境的变化而不同。

“三论”(“老三论”)史学除了极个别的当年的倡导者依然在艰苦地坚持外,没有被更多的经验历史者接受,原因也在于它自身作为方法论的局限性和历史学的迅速转向。“三论”很难用来处理微观层面的例如社会生活领域的材料,主要适用于处理宏大性、结构性课题。进入1990年代,与改革开放前后和改革开放以前相比,以“社会结构”、“结构”为题的历史论文越来越少。加之西方后现代史学思潮的影响,经验历史学迅速从宏大研究转向中观、特别是微观历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吸收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史研究从1990年代开始勃兴起来。通过引进符号学、结构主义等理论和方法,文化史和新思想史研究也开始兴起。随着社会史和新文化—思想史这两个部门史学研究的发展,跨学科史学方法所跨学科也从1980年代的自然科学转向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并且似乎表现出了它与历史研究对象和材料内容多元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事实上,这两个部门史学本身可以看作是1990年代中国社会变革、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正式进入建设轨道在历史学领域的表现,即它们本身仅只是现实的社会变革的产物。

今天中国的经验历史学者绝大多数已经完全丧失了理论和方法论的意识和自觉,几乎又退回到了技艺化的手工作业时代。理论历史学者则埋头于史学史,也几乎丧失了理论的自觉;作为二级学科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现在其实已经完全萎缩成了“史学史”。

3.跨学科史学方法实践的评估

因此,我们不应该对新时期以跨文化形式表现的跨学科史学方法的实践结果估计过高。

相当一部分所谓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实质上只是新瓶装旧酒——新名词表达旧思想,没有给史学增加什么真正的新知。在相当一部分经验历史学者看来,跨学科史学研究不过是站在历史学的本位立场上以历史学科知识去解构“非史学的”知识,或者仅只是用“非史学的”新名词、新概念重新表达原有的历史内容。对于经验历史学者来说,似乎经验历史科学只要把它之外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或方法转用于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就能够在根本上解决经验历史科学对于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工具的现实需要。这一错误的认识又导致了另一个同样是错误的理论上的认识,即理论历史科学的研究重点不是把包含在经验历史科学中的特殊之物抽象到并还原到它的最普遍、最原则性东西的层次和基础之上,而是把历史科学之外其他学科中的理论和方法嫁接到历史科学身上的问题。

事实上,历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跨学科”,新时期的以来一直停留在空洞口号的阶段。从现实来看,相比于跨学科历史研究方法,跨文化的历史研究方法更具有可操作性。因为人才培养上的学术分科制度和工商社会导致的学术市场态势,使得中国的历史学者切实地掌握历史科学之外或之上的知识仅只是一种理想。而由于中西学术交流和对话的不断加强,跨文化的历史研究方法却是可能的。事实上,新时期的的所谓历史研究的跨学科方法,至少从技术性运用方面来说,更多地表现为对西方历史学界史学方法或历史分析工具的搬用,而不是西方历史学之外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在历史科学中的中国化。

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方法难于真正施行,最终往往流于空洞的口号,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虽非完善但正在迅速迈进的专业化的单学科本位主义从业教育制度,切断了历史学者准备“非史学的”知识的通道。即使在历史学科范围之内,专业中心主义同样十分盛行,比如,世界史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一般不开设中国史学科的课程,更不用说开设与历史研究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课程了,甚至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方面的课程也很少开设——如果导师自己不具备这些方面的知识的话。在能力和水平上,人们普遍地感到,今日的史学硕士不如1980年代的学士,博士不如1980年代的硕士。1980年代的史学学士、硕士之所以在历史研究的能力和水平方面远超过今日的大多数史学硕士、博士,原因在于1980年代是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论、史学理论研究最为活跃的10年,后来在史坛崭露才华的史学专家,有不少人在攻读史学学士学位时就积极参与了当时的史学理论探讨。199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理论研究表面上呈现繁荣和发展的势头,但是在探索精神和思想深度方面远不如198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者或以介绍、引进西方历史理论成果为职志,或以整理中国传统史学材料为旨趣,纯正的史学理论研究越来越趋于缺失之中。在史学思潮方面,经验主义或非理性主义取代理性主义而占据主导地位,史学的“去科学化”潮流加剧了非理性主义史学思潮;其实际结果是历史无序化,历史成了杂乱无章的一堆死材料的堆积,人们在历史中不再能够看到秩序。历史学越来越异化为一种准艺术学和技艺学。

学科本位主义的制度化历史学者培养模式的结果,是历史学者化费最少10年、多则十余年的青春时光也仅能掌握历史学科内极小一部分的、非常专业化了的基础知识。在专业理论知识方面,大多数经验历史学者除了非常可怜的、或许依然是被严重误解或曲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常识外,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往往阙如。甚至,由于缺乏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学科领域的专业教学人才,一些经验历史学者连基本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知识亦不具备。 

跨学科或跨文化的史学方法论建设之所以成效甚微,原因还在于除个别学者外,绝大多数历史学者实际上没有能够找到一个跨学科的生长基地或平台。符号学、诠释学的引进,可以说解决了“基地”和“平台”问题。但是,由于现代学术制度、学术市场化,特别是学科本位主义的制约,以跨学科或跨文化为特征的新的史学方法论的建构,或者处于学术体制和学科职场之外的边缘性游离地位(如李幼蒸的符号学、历史符号学研究),或者仅仅局限于学院之内的与实证历史学和理论历史学都缺乏密切联系的学科或课题领域,对于史学发展并未起真正的推动作用(如历史诠释学)。

因此,从实效来看,新时期历史学者的跨学科史学方法探索,并没有在史学方法论层面达到史学方法多元化的本来目标,其主要的成就可能仅只是历史研究对象和史料内容的多元化。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确切地说,这一点“成就”其实是由于改革开放所造成的现实的生活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所致,而不是学科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就跨学科史学方法的实践来说,它所处理的对象,特别是在显示其“成功”的成果中,主要是非常传统的课题,如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所谓“超稳定”结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以及与这两者直接相关的社会史等。

七  余  论

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学界,历史学方法论,长期以来盛行的是以教条主义、机械主义以及标签主义为特征的中国式唯物史观。教条地、机械地、以贴标签形式把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套用到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上,形成了一直流传至今的史学文本话语模式。这一模式的鲜明特征是大杂烩、四不像,就像“中国龙”或“中国凤”,也就是说它不是现实的、具体的存在,而仅只是潜能的、抽象的存在。对于这个模式,邓晓芒在讲授哲学史方法论时曾经就它在哲学史学科领域的表既有一个很好的概括:“这个模式表现在[哲学史]写作上面,无非就是一开始就谈社会历史条件,然后是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奴隶社会经济呀,封建社会经济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呀。然后是从这个社会经济发展中所产生出来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分析出来后,然后就往那哲学家的头上去套,这个哲学家代表哪个阶级,那个哲学家代表哪个阶级,所有的哲学观点都是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而提出来的,那么利益不同,当然所反映出来的哲学观点也就不同了。所以哲学观点上讲来讲去实际上都是利益的不同,都是耍嘴皮子的事情,最后都是一些利益冲突,利害冲突,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这是以往哲学史的传统写法,今天看起来好像很荒谬,但是在当时是不可动摇的。” 最富有理论性的哲学史学科尚且如此,历史学其他专门史或分支学科领域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实际上,在历史学界,这种史学文本话语模式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多少。无论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军事史、法制史研究,都不可能缺少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这三大块内容,“经济基础”的分析尤其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因此,不管哪一门专门史,都缺乏纯粹性,都缺乏自身应有的抽象高度,结果便是都没有发展出自身的方法论。表面上看,把任何课题的研究都分析到“经济基础”这一最底部,似乎做到了“深入”,达到了“根本”,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深入到自身固有的根基部分,即缺乏在自身内部展开的学理分析和思想理论分析。可以说,以专门史或专题史为名的著述,都是不同程度上的横向“通史”,即以某个专题为轴心而展开,至少囊括经济史、政治史、思想文化史三大块内容的“横通史”,而不是精确意义上的“专门史”或“专题史”。每一个历史学者似乎都是“全天候”型的“万能手”,似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领域的历史全部精通。缺乏西方历史学家通常具有专精性(专门性和精深性),这是制约中国史学深入发展的一个顽症。

历史学是最古老的一门学问和学科,这一结论不会有太多的人否认。但是,历史学者一直到今天还没有从理论上解决“历史是什么?”和“历史学是什么?”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历史学者往往按照日常思维想当然地认为“过去”就是“历史”,而“历史学”只是一门杂学——因为它的对象或内容无所不包。“历史学”也没有自己的语言,而只是从其他学科和日常生活世界中借用它们的语言。缺乏思想和理论的自觉,使得历史学这门最古老的学问和学科已经越来越变成一门最落后、最原始的学问和学科,直到今天它依然处在前现代的经验主义主导下的“技艺”阶段,职业历史学者也把历史学“技艺”作为方法论建设的最高目标,而没有考虑过要把“技艺”提升到方法论的理论高度。

史学方法论的功能在于让历史学者的思想超拔于那些具体的历史观点和命题,而上升到真正历史学的把握,能够跨越史学流派、门派甚至意识形态的鸿沟而抓住更深层次上的历史学的本质。如果说历史本体论解决“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历史认识论解决“历史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那么,史学方法论要解决的就是“历史学是什么”的问题,——它最能说明史学是什么。邓晓芒在谈到哲学方法论与具体的哲学观点之间的关系时曾经说:“我认为和那些具体的哲学观点相比,方法论的问题是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更能体现哲学的本质。” 哲学方法论与哲学观点之间的这种关系也适用于说明史学方法论与具体的历史观点之间关系,即史学方法论问题是一个比具体的史学观点更高层次的问题,更能体现历史学的本质。易言之,史学方法论是历史学自己的本体论。

目前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悖论性现象是:一方面,历史学的非科学化或去科学思潮越来越盛行,照理说这应该导致对历史规律的更加尊重,导致对历史规律的探讨更加自觉和热切,然而另一方面,却是在方法论上表现出越来越自然科学化,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把研究对象的目标瞄准原子式、单子式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为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对原子、单子的研究而揭示历史的结构—过程。其结果,一是历史学越来越变成了纯粹的语史材料编纂,以为史料堆积得越多、脚注越多就是高水平的历史研究;二是历史学者越来越成为一群没有自我、没有头脑、没有思想的人。历史学者从不自己说话,他总是让死人来替他说话。历史学者存在的根据,似乎就只是在于死人需要活人出面替他说话。历史学者不过是要求说话的死人的一张嘴巴。——这就是历史显象感性描述史学方法论的实质。

这种悖论现象及其结果表明,仅仅有主观上的“去科学”的强烈的愿望并不足以使历史学恢复人文性,更重要的是必须发展出历史学自身的方法论。历史学如果没有自己的方法论,就只能是继续在自然科学方法的轨道上前行,而且会越走越远。一方面我们否认了“上帝”,另一方面我们并没有发展出历史科学自己的方法论,所以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将依然是历史学的最后避难所。

森姆帕逊(G. G. Simpson)曾经说:“科学家们对于怀疑和挫折是能容忍的,因为他们不得不如此。他们唯一不能而且也不应该容忍的就是无秩序。理论科学的整个目的就是尽最大可能自觉地减少知觉的混乱……科学最基本的假定是,大自然本身是有秩序的……理论科学就是进行秩序化活动。” 这说的是理论科学的重要性和意义。但是,目前国内的史学理论研究者的思想中却潜在地有这样一种看法:史学理论,包括史学方法论,是西方学者的专利[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西方的],中国的历史学者不需要任何的理论或方法论,只需要把西方学者的东西翻译、介绍过来并且应用于具体的历史认识活动之中就行了。西方学者在历史哲学领域已经搞出了那么多的成果,已经研究到那样的高度了,中国学者要搞,根本就不可能赶上人家的水平。在这种潜在思想的作用下,国内史学理论界的学者现在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一是组织翻译西方学者的作品;二是以“研究”为名的介绍西方学者的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想。只要查阅近二十年来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著述,就可以发现,史学理论研究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西方史学史和西方史学思想史研究。由于我们称之为“史学理论”、“史学思想”的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多或主要出自哲学家、思想家之手,很少是职业历史学者的作品,因此,史学理论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难有真正的思想内容,因为当代中国的职业历史学者普遍缺乏哲学的系统训练。真正具有思想性和启发性的研究成果,不是职业史学理论研究者做出的,而是哲学史(主要是西哲史)学者做出的。

中国历史学界如果不能出现像1980年代那样的理论研究热潮,如果不能培养出专业从事理论历史学研究的学者,如果不能把对具体的史学方法或“技艺”的研究提升到史学方法论的层次,那么,中国的历史学者就只能生活在森姆帕逊所说的无秩序和混乱状态,并且长期容忍和满足于这种无序化的学科状态。

[本文原初是我在四年前写的非常零散的读书和思考札记,四年后再来整理,许多思路已经断裂,衔接不上当年的思路了。所以,本文只是我对如何从逻辑进程的角度、而不仅仅只是从实际发展过程的角度研究新时期中国史学方法论发展历程提出一些极不成熟的意见,而不是从逻辑进程的角度对新时期中国史学方法论史的理论性阐释。标题取名为“历史本质理性解释与历史显象感性描述”,未必与文章的内容相符。之所以取这个标题,只是想突出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逻辑进程中的主要矛盾和这几十年中中国史学表现形态的变化。]

                                                 2009年9—10月   初稿
                                                 2013年2月12日  修改稿

(感谢周祥森先生惠寄。本网发布时,注释略)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13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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