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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圣:学术评奖的负效应

发布时间:2017-04-24  来源:学术批评网  作者:杨玉圣


顾名思义,“奖”即“励”,也就是鼓励、激励、鞭策之意。“评”,则意味着以民主、公益、公正作基础。学术评奖的题中应有之义,恰恰就是在实事求是的学术评价的基础上,对创新性的理论学术成果加以理解、肯定和激励。学术评奖,本来应当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机制,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奖励机制的作用是积极的、多重的。比如,有助于尊崇学术风气的养成、褒奖严肃认真的学术精品、弘扬求实创新的学术精神、发现和提携后备青年人才以及学术成果的交流、积累与总结,等等。可是,令人遗憾的是,越来越多的学术评奖早已失去了这些正面作用,其负面效应越来越大。这种现象值得重视和讨论。

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评奖,在中国可能并不久远。古代中国的先贤大哲也好,现代中国学术的创始人也罢,并无所谓这学术奖那学术奖的光环。就是在1949年之后,大概一直到1979年之前,也没有听说过名目如此之多的所谓学术评奖。只是最近二十多年来,以学术评奖名义搞起来的活动,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花样翻新,不仅规格越来越高,而且奖金也越来越多,随之而引起的社会效应也越来越轰动;与此同时,其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其后果也越来越严重。

学术评奖何以会迅速走向其反面呢?这与当今社会风气腐败、学界风气败坏有莫大关联。黄安年教授曾在长篇评论《学术评奖中的非学术因素》中将之归纳为学术评奖中的政治化因素、关系网因素、权威等级因素、年龄制约因素、指标分配因素、行政干预因素、利益驱动因素、公关宣传因素、暗箱操作等(详见中华读书网编《学术权力与民主》,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是非常到位、切中时弊的。正因为有如此之多的非学术因素的严重干扰、制约和影响,所以,毫不奇怪,如今的学术评奖业已流弊丛生,事故频仍。

比如,在刚刚过去的2000年,以《读书》杂志和香港李嘉诚基金会的名义举办的首届“长江《读书》奖”,尽管据称曾“取经诺贝尔”、“想把这一奖项办成最权威、最公正、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奖项”、其评奖过程也曾被认为是“学术民主动人的一幕”、“前所未有的认真”,但终因其评奖委员会名誉主席获荣誉奖、《读书》执行主编兼学术委员会召集人获著作奖、评奖委员会委员获文章奖而在学界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有众多专家学者广泛参与的学术评奖问题大讨论(详见前引《学术权力与民主》一书)。

最近的两个故事尤其值得一提:

其一是武汉大学哲学系邓晓芒、赵林、彭富春三位教授著文痛陈湖北省哲学(1994-98年)优秀成果评奖中的学术腐败现象,称之为“学术腐败在政府评价体制中的一次公开的粉墨亮相。在本次评奖过程中,评奖主持人和个别评委利用职权,在哲学社会学组把一场严肃的评奖活动变成了一场一手遮天、结党营私、瓜分利益的丑剧,在湖北省哲学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不可思议的是,“从评审的结果来看,评委们相互之间的心照不宣、彼此关照、利益均沾、互投关系票,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在一次评奖的高级别奖项中票数如此集中在评委和某个身居高位的评委的弟子们身上,即使在目前腐败成风的学术界也是少见的。”针对此一号称“民主、科学、公正”原则评选的结果,三位教授悲切而愤然地写道:“我们强烈要求按湖北省社联各学会团体举行会员投票,选出真正具有代表性的评委,对此次评审结果进行重评或复审,尤其是对陶德麟、汪信砚依靠权势和捣鬼所获得的一、二等奖,应本着严格的学术标准取消其获奖资格。如果这次评奖还讲一点起码的公正的话,这一要求应不为过分。否则的话,湖北省学术界尊严扫地,湖北省第一届‘政府奖’名誉扫地,湖北省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教授和博导们也真该去扫地了!”

其二是一套存在严重抄袭剽窃问题的丛书获得国家大奖——2000年“中国图书奖”。这套荣获国家大奖的书叫《陇文化丛书》(共10册,由甘肃省委副书记兼甘肃省政协主席任编委会主任),其中有一册叫《竹木春秋》,作者是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震亚。问题在于,正好是这本《竹木春秋》,已有不止一位专家公开撰文批评其存在的大量硬伤和大面积抄袭现象,如张俊民除发表《<竹木春秋>征引敦煌汉简商榷》(《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2期)、《简评<竹木春秋>》(《陇右文博》2000年第1期)外,还与唐晓军合作发表了《简牍学研究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竹木春秋>征引居延汉简同王震亚先生商榷》(《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就该书中存在的史料引用硬伤问题进行了认真批评。尤其是《学术界》2000年第4期发表的章仁和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评<竹木春秋>》,可以说是一篇把事实摆够、把道理讲透的长篇评论,对《竹木春秋》这部严重存在大量硬伤、抄袭剽窃(特别是大肆抄袭未发表的有关研究生毕业论文)现象的伪劣之作,加以严肃批评。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书评文章都发表在中国图书奖评选之前。既然如此,那么,人们可以合情合理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出版包括《竹木春秋》在内的《陇文化丛书》的甘肃教育出版社,何以还厚着脸皮将这套书送去报评目前中国规格最高之一的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呢?同样,人们还有充分的理由质疑,如果说远处边城的甘肃教育出版社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话,那么,处于京华的中国图书奖的评审专家们又何以如此漠视学术界已有的公开的学术批评呢?让存在如此严重问题的图书获得中国最高规格的图书奖,这难道不是莫大的讽刺和嘲弄吗?这难道不足以让中国图书奖蒙羞受辱、威信扫地吗?
    
学术评奖正在走向异化。如果说它原本具有奖励机制的话,那么,现在的学术评奖正在越来越名不副实,正在急剧地退化为它的反面。这或许不是危言耸听。

更可怕的是,学术评奖正在成为学风不正、学术腐败的一个新的源头和生长点。由于体制使然,学术评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退化为某些学界特权人士维护学术权力、学术地位和既得利益的工具与手段,由此而出现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获奖专业户”。比如, “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哲学一等奖正如湖北省哲学评奖组组长一职一样,历来都是陶德麟的专利。在上一届(1995年)省里的评选中,陶的一篇反‘和平演变’的辅导报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事业》获得哲学一等奖,当时陶也是担任哲学评奖组的组长。在本届评奖中,陶再次获得一等奖的是一篇向美国人介绍中国情况的讲演词《中国当代哲学回顾与展望》,这篇文章的粗制滥造和硬伤累累,学术界已有人揭穿。然而,不论文章的学术水平如何,只要是陶德麟的文章,必定就能获得湖北省的一等奖,这一点在湖北省哲学界已成为不言而喻的惯例,因为在湖北省哲学界没有人能惹得起这位重量级的‘著名哲学家’。”其实,邓晓芒教授等在这里指出的上述突出问题和现象,可以说不过是学术腐败冰山之一角。试想,现在的学术评奖中,哪一个省份、哪一个部门、哪一类奖项又不存在诸如此类叫人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呢?

也正是有鉴于此,已经有不少学者呼吁“学术评奖之风应当缓行!学术评奖活动应当淡化!”(黄安年教授语)。《史学月刊》主编李振宏教授也曾呼吁,“中国当代的学术心理需要净化,各种公私奖项可以休矣!”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一次评奖,对于权力和权威、对于那些传统的评委们都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学术的发展,除了败坏其声誉、玷污其圣洁之外,谁还看到了另一方面的价值或意义?哪一次评奖曾激励过学者们的心灵?哪一次哪怕是再重大的学术成果奖真正调动过学术研究的热情?”值此之故,李振宏教授的如下感慨也就毫不为奇了:“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一个追名逐利、不顾廉耻的时代,一个盗用公平之名而肆意践踏公平原则的时代,一个被所谓项目、奖励扭曲了学术良心的时代,把有限的外部资源用到助长学术腐败之风上去,总不免使人感到遗憾。”(《学术权力与民主》,第336页)我的感触亦然。
                                         
   (《博览群书》2001年第5期)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13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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