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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贺:学术规范,不只是规范[祝贺学术批评网创办十五周年征文系列(之九)]

发布时间:2017-04-24  来源:学术批评网  作者:王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一、任一研究都需要文献综述——读赵逵夫先生《古典文献论丛》增订本小札

关于学术论著中的文献综述,也即研究回顾、学术史考察是否必要,有位先生曾经撰写过文章,认为是受了“西式论文”的影响。是耶?否耶?有据乎?无据乎?近读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赵逵夫先生的《古典文献论丛》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深感先生持说之透辟。

赵先生认为:“按照海内外学术研究的惯例,一篇有分量的人文社会科学论文,首先必须对当前的研究现状有一个简单概括的回顾,说明在此问题的研究上目前学术界进展到何种程度,还遗留有什么问题。国内在此问题上作法比较灵活,但一般的学术专著和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则一定要有这部分内容。为什么要有这个要求?第一,说明自己在该领域掌握的信息有哪些,是不是对重要研究成果都有所了解;第二,说明这个课题有没有研究的必要;第三,说明可供利用的成果和主要材料有哪些,必须要推翻的旧说是什么。所以,对一篇有所创新的严谨的科学论文来说,这部分内容是不能少的。”(第22页)

我完全同意赵先生的说法,稍稍可以补充的是:其一、如果说论文需要有研究回顾是一惯例,那么,这一惯例并非古来有之,而是学术发展至近代才形成的,且其主要地是在西方形成。中国学术的近代化,正是受了西方近代学术的影响,才得以发生、发展。其二、无论是人文学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也类似的要求。其三、学术回顾的“简单概括”与否,当视论题及写作体式之不同而有所分别。一篇数万字的专论和一本专著的学术史回顾,其侧重、篇幅必然有别。当然,赵先生这里所说的是论文,则“简单概括”亦无不妥。

不过,这让我想到某些学术刊物的作法。它们要求每一篇论文在正文开始之前,先作一学术史回顾。这种做法未免过于机械。事实上,只要要求有这一方面的内容即可,并无必要就其在一篇论文中所出现的位置、存在的状态作硬性要求,这样“一刀切”,好处是看着比较规范,但却扼杀了学术写作的自由和创造性,极易导致赵先生所谓的“科八股”,“ 无论需要不需要,都先引述一大堆材料,自己却并无新见。”或“学报体”等等僵化、刻板的学术文体。作文献综述的做法可以很多,这一点,赵先生也注意到了,“有的学者是将前人的有关看法分散地在有关地方标出;有的论文虽然并无对前人看法的综述,但对学术界此前情况了如指掌,论文围绕前沿问题,所辨析很有针对性,也未必要在文前先作回顾。这主要是一个学风和意识的问题,不纯粹是论文的格式或写论文的方法问题。”(第22页)
不同的做法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重要的问题:究竟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评价一个文献综述的好与坏?实难有定论。只掌握了重要研究成果,而未提及一般平庸之作,不幸这些平庸之作的作者若忝列评审委员,他就要表示老大的不高兴。然而,举凡一题目,自古至今、自中至西的所有研究论文、著作、演讲甚至未公开但可以搜集到的材料,都看过一遍,才能下笔,下笔时统统都提到,就是好的文献综述吗?这既不可能做到,也并无必要。犹记得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谈及自己的治史经验,就曾表示,自己做研究,并不是看完所有的二手资料才进行的,相反,二手资料如果装得太多,头脑里成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很影响自己的独立思考、批判。而严先生的说法与作法,提示我们注意下述的区别。

此即体现在论著写作中的学术史考察,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工作的起步乃是始自阅读研究作品。何以故呢?一言以蔽之,学术写作的步骤、方法绝不等同于学术研究的步骤、方法。现在大学中的文史教育不甚理想,加上量(恶)化的学术生产与评价体系的刺激,大读特读近人、今人的学术作品等等“二手资料”而远离原典、一手资料的风气非常盛行。文学专业不通读中外文学经典,史学专业不通读《二十四史》甚至其中一部史籍者,在所多见。一篇以章太炎文学观为题的学位论文,作者可能未必读熟《章太炎全集》而有其一得之见,但对当代名流、学术明星的著作,网站上能下载到的相关论文,却可能滚瓜烂熟,甚至“熟能生巧,”巧而复制、粘帖入自己的文字之中。岂非本末倒置?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赵先生强调凡作一研究,必得有文献回顾,至于其做法,不妨多种多样,这“主要是一个学风和意识的问题,不纯粹是论文的格式或写论文的方法问题。”而学术回顾之为必要,首先并不在于它姓“西”姓“中”,或姓“社”姓“资”,只是建立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之上,亦即“所有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尤其学术上的重大成果、重大推进和突破,无不借助于前人所奠定的基础,或从前人的研究中受到启发。”(第22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对一学术领域的了解,还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无论是在研究中注明其所采用的前人的主要观点、说法,还是专辟一章节检讨既有之研究等等,既构成了学术工作的基本规范,也是学术工作者应该严守的职业道德。

而在我看来,文献回顾之于研究工作的切要,绝不仅仅是为了发表“学术上的重大成果、重大推进和突破”,更关系着学术传统的绵延与学术共同体的建构。这是因为,一切学术,尤其近代的学术研究,最终都要落实在学术写作之中,因此,这些旨趣、追求,首先都要在正式、严肃的学术写作中显现出来。在学术写作中,自其所征引的文献(可以是公开出版物,亦可以是私人信件)、文献之批判(可长可短,有时甚至可以是一注释),至具体的文字表述,甚至标点符号等等,只有符合共同体拟定的作业规范,预告了一定的专业技术水平,才能为共同体所接纳,这还是就其消极的功效言之;而就其积极的一面来看,尚可以为同行、读者理解其研究节省时间,初步保证了可能的“对话”的有效性,而非无的放矢,避免出现“鸡同鸭讲”的尴尬。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让学术传统得以绵延下去的因素、条件固然很多,但没有什么比学者的每一次的写作、阅读更重要。一个有尊严的学术传统,委实需要一代代的学术共同体去维护;一个学术共同体,最先需要一群志同道合的专业学者,其次需要他们能够充分熟悉、尊重彼此的研究,然后展开严肃、认真、细致的讨论,不断地提出新说,共同推动学术进步。而这一切,都要最终在写作中体现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任一学术研究工作都要有文献批判、综述、学术史考察之类的内容的观点,就没有什么疑难了。

太炎先生的高足、国学大家汤炳正先生对赵先生的学术工作有一定影响。在赵先生眼中,“他(指汤先生——笔者注)没有一篇论文是随感式的论述,都是扎扎实实,进行严密论证。”这又何尝不是赵先生本人学术工作的写照?几十年来,他为先秦文学、敦煌学、文献学等领域,贡献出一篇篇文献足徵、论证严密的专题研究论文,使人钦羡。也许是经历过1949-1979年间那种“极端学术”(这是一位友人的发明,不敢掠美)时代的缘故,与那种提倡“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的学风相反,赵先生一再申说着“有继有立”的重要性。察其所谓“有继有立”,似亦可谓“守正创新”,不过是说:凡为学,须先有继承,才能有所创造。乍听之下,固然卑之无甚高论,但使每一学者笃行之,谈何容易?

虽然并不容易,但每一个潜心向学、对学术有抱负的人,都应该沿着他们所开辟的道路坚定地前行。

二、学术写作的引用问题及其他——答南京友人书

在《当明引,不当暗袭》、《网络时代的学术规则》等文中,谢泳先生曾扼要地说明过“明引”与“暗袭”的不同。据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我们见到某书引用一条材料,不去核查原始材料,却直接注了原始材料的最早的来源,用古人的话说,乃是“暗袭”。这当然是不道德的行为,必须“明引”,写明是从某书中“转引”而来。然而,谢先生或有所不知,在西方的学术规范中,就连化用他人的观点、用自己的文字表述,而不加注释,也被视作为“抄袭”,更何况原始材料?

显然,就学术写作中的引用问题之根本而言,没有什么“明引”、“暗袭”之别,只有“抄袭”与“原创”的区分。其所谓的“暗袭”,如果单单是说“转引”而不承认一项,则不甚容易判定。道理是很简单的。假如我经由某书看到一条材料,然后我去核查了原始材料,则不必注释同样引用了这一材料的某书。这是由于:首先、这一材料是公开的、可以方便获得的(这也是梁任公所谓“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的一层要义);其次、是我做了和我所见某书作者一样的工作,都查阅、研读了此一材料。更不用说,这也是符合近代(更准确地说,是18世纪的德国所形成的)学术规范的。

如果说明人、清人做考据,间或亦利用二手资料,可以一手资料不易得,做为自己辩护的理由,降至近代,随着印刷技术与通讯技术的变革,图书文献资料的获得极为方便,因此,学者做研究,总要查原书(非是物质性意义上的原版书,而是其完整、系统的版本),查原始资料、一手资料,已成为不易之理。假如查不到,只有转引,若能查到,自不必转引,因为转引不仅容易出错,而且势必无法理解引文所在原文之语境,造成一定的误会,更重要的是,以文史研究而言,似只有独立准备史料、资料,反复核查原文,独立思考,并与已有之学术成果对话,才有可能产生新的洞见;至于理论、方法之类,合则两利,似亦不必强求。这只要看一看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杨荣国,与陈寅恪、钱钟书、钱穆、吕思勉、缪钺、施蛰存等人的著作在今天的流传程度,就可以明白。

然而,有些稀见的原始材料,比如某人发现的佚文、某书的某一版本等,确是文献工作的重要成果。一般而言,其后利用这一佚文、版本做出研究的论著,都必须注释出此前的文献工作成果,也即原始材料的第二、第三重来源,而非其最早的来源。这在古代文史研究领域中也已是常识。譬如研究词学的学者,引用一部已经公开发表、出版的词话,本身颇难见到,但后来被收入唐圭璋先生苦心搜集、编辑的《词话丛编》而为学界周知,自当引用唐先生的《丛编》;有人此后又发现一部新的词话著作,在《词学》杂志整理发表,自当注明是引自某人整理并交《词学》重刊的版本。然而,近现代文献史料的辑佚,很多来源于报章杂志,早些年,学者须泡图书馆,摇胶卷机、吃馆中老爷太太们的脸色,而近些年来,随着这部分文献的电子化、数字化在海内外的迅速发展,已使得我们查考十分方便,因此,是否要求研究者在引用时必须注释其文本的第二、第三重来源,亦颇难有一律的标准。

不过,即便如此,如果所利用的原始资料,是已经公开发表的辑佚、考据成果,总以注明为好。这么做的理由有二:其一、学界默认研究者完成一个研究,必先做文献综述,定会注意到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资料,这就包括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如未注意到,则是不合格(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文献综述”并非“西式论文”之必需品,而恰恰应该是任一研究都必须做的工作;至于是否必须固定在论著的某一位置列出,当然是另一件事);其二、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这不单是如《孟子·离娄下》云“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意思,更是文献史料工作获得应有的评价、认可的前提。1980年代以来,举凡辑佚、校勘、版本、目录等专门之学,横遭偏重时髦理论、擅长“以论代史”的学者的无情忽视与贬抑,而不能得到应有的评价、认可,这首先就表现在:学者们较少直接引用这些专门之学的成果,而将某人发现的佚文、某书的某一版本,考证所得某一结论视如己物,其实不客气地说,那根本不是什么“暗袭”,而是赤裸裸的“抄袭”,是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一旦“抄袭”,没有任何理由可讲,所以,西方的学术写作指南非常仔细地教大家注意,就连做读书笔记,也要使用各种标注,避免造成无心的“抄袭”之过。

更进一步,在我看来,在学术写作中诚实地、严谨地对待文献引用问题,也是重建健康、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的重要前提。认真、公正地评价学者们不同层次、形式的学术工作,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窃以为,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有太多学者热衷于做官、经商,除了物质生活水平较低,政治力量的腐蚀,办学和科研资源被某一集团掌控,很大一个因素就是,他们无法在自己所在的学术共同体内部获得应有的评价、认可,其工作几无荣誉、尊严可言。于是,他们不断拉低标准,向崇尚权力、财富的世人看齐,拼命做些“帮忙”、“帮闲”的工作,再从权力的增加、财富的累积中获得身份认同,一时没有能力反抗的人们,于是赠予他们“砖家”、“叫兽”等等的徽号,甚至不惜挥拳相向,进而作为一爆炸性新闻进入大众传媒,被再度消费。斯文扫地,莫此为甚。是继续加剧这一趋势,还是建立学术独立的传统?端在我们每一个为学者的作为。

作者附志:
      近日,“学术批评网”将迎来创办十五周年庆。十余年间,定期浏览此网站,已成为我生活、工作、学习的重要内容,作为忠实的网站用户,深感受益匪浅;我本人也从当时才中学毕业的青涩少年,变成一躬耕于学术园地的耕夫,思之令人感慨。古人云:“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值此之际,特奉上小文二篇,敬表贺意,也向主持者杨玉圣教授致以谢忱,希望网站能够克服困难,继续前行,吸引更多的学者来此访问、讨论,永远地嘉惠学林。
2016年1月30日王贺谨撰于沪寓

(感谢王贺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org)首发 2016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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