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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际洲: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中的“不当评价”[祝贺学术批评网创办十五周年征文系列(之三)]

发布时间:2017-04-24  来源:学术批评网  作者:蔡际洲(武汉音乐学院教授)


序  言

如何评价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其他学界不乏讨论。无论是自然科学界还是人文社科界,大多能制定出客观的评价指标,并有一定之操作程序。但在音乐学界,将其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进行讨论者,则是凤毛麟角 。至少,目前在音乐学界的主要评价方法是仰仗论文评阅者的学术经验,而非科学的操作程序和客观的评价指标。因此,我们的论文评价还停留在凭“感觉”、凭“经验”的“人治”阶段,才会产生下文将要论及的若干“不当评价”。

所谓“不当评价”,即不合适,不恰当的评价。在我们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中,答辩委员会给出的意见是否全都是正确的?有否不当评价?其中有否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此等等,音乐学界目前较少见到这方面的讨论。在学术评价的制度建设方面,教育部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指出:评审意见应措辞严谨、准确,……评价机构和评审专家应对其评价意见负责,……对不当评价、虚假评价、泄密、披露不实信息或恶语中伤等造成的后果承担相应责任。 

由此可见,“不当评价”的问题是一种客观存在。笔者以为,任何学术评价本身还要经得起“再评价” 。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学术评价中存在的不真、不实、不当等等,自然也值得我们检讨与反思。以下,将以笔者在中国传统音乐教学工作中积累的若干问题为例 ,进行简要剖析与讨论,以求教于各位同行方家。

案例之一

论文简况:
论文题名——《××山道教音乐调查》。
作者通过田野考察,从××山的生态环境、道教法事的不同类型及其与音乐的关系、韵腔曲牌法器的分类与音乐形态、主要仪式程序及其音乐的运用情况、主要道人的生平情况等等方面,对“××山道教音乐”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与记录。
评语大意:
作者能深入田野,进行实地考察并获取一手资料,是十分值得肯定的。同时,对“××山道教音乐”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较为详实的描述与记录。存在的问题是:作为学术论文,文中的“论”少了。论文需要“论”,没有论,无疑削弱了论文的学术分量。

问题讨论:
“论”作为一种表达方法,是否无论何种类型的学术论文都缺此不可?

作为实证型论文,尤其是作为“乐志型”论文的调查报告,没有主观色彩较浓的“论”,是否就有问题?甚至影响了论文的学术质量?
“论文要论 ”,显然是指论文的表达方法及相关问题。

根据语言文学界的研究,应用性文章的表达方法有三:记叙、说明、议论 。那么,作为音乐学术论文,其表达方法自然也有相对应的“客观描述”、“主观阐释”和“逻辑论证”三种。以上评语中所说的“论”,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应该是指上述表达方法中的第三种——议论,或逻辑论证。

在笔者看来,一定的表达方法,是与一定的表达对象和表达目的分不开的。根据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实际,不同类型的学术论文,其表达方法也不尽相同而各有其特点。因此在学术评价时,我们不能不考虑特定表达方法与不同论文类型的关系,更不能将某种表达方法作为衡量论文学术质量的重要标志。

根据上文的标题和基本内容判断,这是一篇调查报告。圈内同行众所周知,调查报告属“乐志型” 论文,其功能主要在于为学界提供新材料,而非新观点。因此学界一再倡导要以“价值中立”的心态,进行客观描述,即所谓“述而不作”。否则,在描述研究对象时加入作者的“价值判断”,将会影响到论文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因此,调查报告的表述自然应以“记叙”的方法为主。当然,在具有“研究性质”的“乐论型”论文中,自然不可避免“价值关联”。因而,其表达方法则可运用具有一定主观色彩的“阐释”和“论证”。总之,乐志型论文重实证,乐论型论文重思辨,是这两种文体的不同撰写方式和不同学术功能之所在,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注重具有基础意义的实证研究,不注重对“音乐事实”叙述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把思辨性的“论”摆到一个不恰当的位置,倒有厚此薄彼,不注重基础研究之嫌。
综上所述,所谓“论”只是论文的一种表达方法。论文的各种表达方法是没有高低之分的,它们与论文的学术质量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学术评价的重点,在于评价对象表达得怎么样,而不是运用了什么表达方法。由此可见,脱离特定的表达对象与表达目的,无视不同类型论文的写作特点,以有否“论”来作为评价指标,就有可能产生“不当评价”。

案例之二

论文简况:
论文题名——《××戏音乐研究》。
该文的某一章涉及“××戏音乐”的渊源研究。根据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有关该剧种的渊源,前人文献只是民间传说的记录——将其归为“××声腔系统”,但并未对其进行论证。该文作者结合历史文献、艺人口碑和音乐比较,对其源于“××声腔”之说进行了论证。
评语大意:
探讨××戏音乐的渊源是作者设定的主要研究目的之一。但根据文中描述,前人已将该剧种归类于“××声腔体系”,作者的结论与此并无二致。可见,这里所论证的实际上是别人的观点,因此,该论文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

问题讨论:

论证的是“别人的观点”能否算学术创新?音乐论文的学术价值究竟应如何体现?

学界公认的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新问题,是否必须集中在一篇论文中,该文才有学术价值?

这是一个涉及如何判断音乐论文学术价值的问题。

学术界公认:别人的观点没有被论证过,作者论证了,就应视为学术创新(材料或方法的创新);别人的观点即使是论证过的,作者如能运用新的方法(或新角度)、新的材料进行重新论证,能深化前人的观点,即使结论与前人一样,也应视为学术创新 。
在人类通向科学真理的大道上,有不少是先有“猜想”(即观点),再有“证明”的实例。

如其他学界的实例:著名的数学“三大猜想”(费马猜想、四色猜想、哥德巴赫猜想)之一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是一个没有被证明的“观点”——其观点由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于1742年提出。1966年,我国数学家陈景润发表的《每个大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 ,成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的里程碑,被公认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贡献。

再如音乐学界的实例:琵琶之名是外来语的“音译”,而不是演奏技法称谓,这是相对东汉刘熙《释名》之旧说而言的新观点。这一观点早由沈知白先生、常任侠先生等提出过,但无人对此进行过论证。1992年,孟文涛先生发表了《“琵琶”之名是外来词音译的考证》一文 ,该文第一次对“音译说”进行了论证。作为一家之言,其学术意义更在于其“新材料”的发现(也有人认为该文亦属“新观点”)。

以上所述陈景润、孟文涛都论证的是“别人的观点”,但都有不可否认的学术创新意义。因此,上文所述“论证别人的观点没有学术意义”的看法显然有误,这种学术评价应属“不当评价”。究其原因,在于评价者不明白学术创新的几种类型: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新问题 等等,论文中只要有一个“新”字,就有其学术意义。诚然,一篇论文中同时具有这四个“新”字当然更好;但,这种情况实在罕见。

案例之三

论文简况:
论文题名——《××民间戏班音乐研究》。
该文除了绪论、结论外,其正文由四章构成:
第一章  ××民间戏班概况(含戏班成员、乐谱、唱本、演出场所、传承方式等);第二章  ××民间戏班的音乐(含代表性腔调的类别、音乐形态分析、重点剧目音乐分析等);第三章  ××民间戏班的运营方式(含演出情况、收入情况、食宿情况等);第四章  ××民间戏班的生存环境(含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及其与音乐的关系)。
评语大意:
作者能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为我们对提供了一定的有关“××民间戏班音乐”的新认识,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论文也存在着一些缺憾:第一,没有把该戏班音乐与当地民歌进行比较;第二,没有探讨该戏班音乐形成的历史原因。

问题讨论:

作者在论文的绪论中,已经对该文的研究范畴(即上文中四章的内容)进行了界定,学术评价能否“超越”该范畴并提出“额外”的问题?

对学位论文,究竟是应评价其“研究得怎么样”?还是应评价其“研究什么”?

提出的两点不足,从表面看似乎也很有道理。这的确也是作者论文中没有涉及的两个方面。如果作者将这两方面内容写进论文,无疑会增加论文的含金量。但是,类似的问题似乎还可无限地提出,比如该戏班的音乐除了与当地民歌比较外——

还需不需要与当地的曲艺音乐进行比较?

还需不需要与当地的民间歌舞音乐进行比较?

还需不需要与当地的民族器乐、仪式音乐进行比较?

还需不需要与该戏班相邻地区的若干民间音乐进行比较?

甚至,还需不需要与海外若干民族的民间音乐进行比较?……

似乎需要?似乎又不需要?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在笔者看来,任何类型的学术论文,不可能没有“研究范畴”。除非论文作者违背学术规范而不作明确交代。目前已知,该文作者的研究范畴不仅在绪论中已有明确交代,而且也在开题报告时得到专家组认可。既然如此,学术评价就不应“超越”该范畴而提出“额外”的问题。这就好比一栋“按图施工”的楼房,我们只能评价其建房的质量问题,而不能“超越”图纸的规定提出“该楼房应建成多少层”、“该楼房应建成几室几厅”等等。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就相当于论文作者“绘制”的“施工图”。如果该“图”获得专家组的通过,即可说明作者可以“按图施工”,剩下的只是写作的质量问题。由此可见,“额外”问题只能作为该课题的后续研究,而不宜将其作为该论文的不足。

其实,这种类型的“不当评价”在一定意义上讲,也十分易于为评价者所“掌握”——只须浏览论文的目录即可,无须仔细研读全文。因为凡论文中没有涉及的音乐事项,都是该论文的“不足”。

研究学术问题,要讲究“范畴”。不讲“范畴”,学者之间无法进行交流与对话。进行学术评价,同样也应讲究“范畴”。不讲“范畴”,就容易产生“不当评价”。总之,合乎工作流程和学术规范的学位论文,“研究什么”的问题已在开题报告时解决;因此,“研究得怎么样”是我们进行论文评价的重点。

案例之四

论文简况:
论文题名——《同宗民歌<×××>研究》。
作者的研究对象为某一首民歌及其在全国各地的变体,这是中国传统音乐中常见的一种研究类型——“谱系研究”。从论文的研究材料而论,属“集成后”研究。作者以全国近三十个省市自治区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的《×××》及其300多种变体,从基本曲调的类型、分布、流变,以及该曲调谱系形成的历史背景与原委进行了探讨。
评语大意:
论文的若干不足与作者缺乏田野工作有关。文献资料固然重要,但田野工作则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基础,要想取得学术上的突破,就需要注重实际音乐生活调查和现场音乐资料的积累。

问题讨论:

田野工作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基础固然不错;但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是否所有的选题、所有的研究类型均需要做田野工作?均有可能做田野工作?

针对不同选题而言,有否田野工作的需要性与可行性?如果有,那么需要性、可行性是什么?

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我们面对的是“自我”音乐。如果脱离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和所涉及范畴的研究层面,或者说不区分民族音乐学中“乐志型论文”和“乐论型论文”各自的不同功能和撰写特点,把田野工作的重要性强调到一个不当的位置,未必妥当。这里涉及田野工作的需要性原则与可行性原则问题。

先说说田野工作的“需要性”。

按我国著名民族学家林耀华先生的说法,田野工作的“目的全在于获取资料,这种资料,不是文献上记载过的,也不是别人已经发现了的,而应是调查者独自占有的。 ”如果结合西方民族音乐学家的研究对象——“他者”音乐而言,田野工作的目的,还要加上一个对音乐(尤其是对“异文化”音乐)“上下文”的亲身体验和实地观察问题。有关这一问题,张伯瑜先生最近曾提出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的目的——为了获取“知识与体验”的看法 。

无疑,田野工作是我们进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第一步,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在笔者看来,我们的“乐论型论文”写作,如果不是为了获得知识与体验的话,不做田野同样也可进行有效的学术研究。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定要用有否田野来衡量某一成果的学术质量的话,那么,我们的不少研究都可戴上一顶“没有田野”的“帽子”。如著名的学位论文有:沈洽先生的《音腔论》、乔建中先生的《汉族山歌研究》等等;再如重量级人物的经典之作:杨荫浏先生的《三律考》、吕骥先生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于会泳先生的《腔词关系研究》、黄翔鹏先生的《论中国传统音乐的保存与发展》、童忠良先生的《正声论》等等,均无田野工作。若按上述评价标准,以上

经典文献岂不都是没有“基础”的研究?都没有“学术上的突破”?

可见,凡涉及中国传统音乐“综合研究”的选题,或一般意义的选题,或某一领域全局性问题的选题等等,作者不是为了获取一手资料,也不是为了满足对“异文化”或其他有关音乐“上下文”的体验,均无需做田野。因为针对这类课题而言,田野资料早已在他们的长期积累之中。或者说,这类研究不是为了解决“资料与体验”的问题,而是为了满足作者的种种学术兴趣而进行的更深层次的探索。
再说说田野工作的“可行性”。

依笔者孤陋寡闻,中外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田野工作”涉及的选题主要是“个案研究”。对象不宜也不可能“过大”。以大陆中国传统音
乐方向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为例,以对象范围而论,多涉及一个乐种(广义的),或一个乐班,或一个艺人,或一件乐器等等。以空间范围而论,多涉及一个村,或一个镇,或一个县市,或若干个地区。即是博士论文,超过一个省的实属罕见。由此可见,田野工作如果超过上述之“对象范围”、“空间范围”,几乎不可能做。因为学位论文是要在一定期限内完成的。

再回到上文我们所论及的《同宗民歌<×××>研究》这篇文章上来。如果该文作者能亲自走遍全国近三十个省市自治区,对300多种民歌曲调的变体进行逐一的田野考察,自然可使论文锦上添花,更上一层楼。但,这种田野工作有可能做吗?按上述的“对象范围”和“空间范围”,该文至少可以分解为30个个案。作为一篇硕士学位论文,田野工作如何做?

综上所述,我们在学术平评价中,若不考虑论文材料收集的需要性,不考虑一篇论文的容量和完成的可能性,就有可能出现“不当评价”。

案例之五

论文简况:
论文题名——《××吹打乐研究》。
作者以“××吹打乐”为对象,对其从生存环境、班社乐人、曲目运用、音乐形态、文化变迁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其中“文化变迁”一章,作者以1980年代的“集成”资料和近年来田野工作时收集的资料为准,从若干方面进行比较,从而考察该乐种30年来的文化变迁情况。
评语大意:
作者能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对“××吹打乐”从生存环境、班社乐人、曲目运用、音乐形态、文化变迁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新的认识。但存在的问题是,作者在文化变迁研究中,没有把该乐种30年来变迁的过程研究出来。希望作者在以后的修改中予以补充和改正。

问题讨论:

何为“变迁过程”?或“变迁过程”如何做学术上的界定?

提出论文中的问题与不足,应有利于作者对论文的进一步修改和进一步提高。学术评价需不需要考虑作者完成的可能性?如果可以不考虑这种可能性,那么提出问题的意义又是什么?

该文的“变迁的过程”能研究出来当然更好。但是,没有可能。因为作者在论文的绪论中,已经交代过:有关该乐种,只是在30年前搞“集成”时,当地音乐工作者对其进行过采录和研究。从彼时至今,从未有人对其进行过调查,更没有留下任何资料。因此作者能做到的,只是将30年之前与之后的材料进行比较,从而考察其间发生了哪些变化。

没有资料,这30年间是如何变化的“过程”怎么研究?

文化变迁,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是一个较少有人运用的一个研究角度。这方面需要探讨的问题很多。上文中的文化变迁研究,有些民族学界常说的“定点跟踪”的意味,如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的“五访江村”,林耀华先生的“三上凉山”即是。

依笔者的理解,所谓“变迁过程”可能存在着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其一,“过程”是相对的,是一个“有间隙”的概念。所谓“间隙”,是指田野工作是在两个(或多个)不同的时间段进行的。这样,获取的资料在不同“节点”之间是有时间“间隙”的。当然,其“间隙”的长短一般由作者根据其研究对象以及其他情况而定。或1年,或3年,或30年等等。作者只要将不同“节点”上获取的田野工作资料进行比较,即可得出研究对象的变迁情况。

其二,“过程”是绝对的,是一个“无间隙”的概念。所谓“无间隙”,是指作者在田野工作时,不仅选取两个(或多个)时间段进行,而且还要像气象观测那样,对不同“节点”之间进行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观察与记录。然后,再将全部记录结果整理出来,也可看出该对象的变迁过程。

以上论文评语中的“变迁过程”不可能是指第一种。因为即使变迁过程有3个以上的时间节点,但不同节点之间还是存在着时间的“间隙”。只要存在着“间隙”,其中就存在着没有研究出来的“过程”。故此第一种情况不合以上学术评价的要求。目前看来,唯有第二种情况,把所有时间节点之间的东西都记录下来,或者说,唯有“无间隙”地记录材料、研究材料,方能实现以上学术评价把“过程研究出来”的要求。

然而在笔者看来,以上第二种“无间隙”的“过程”在人文事项的研究中,还没有见到过,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原因在于:第一,人文事项的研究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借助仪器进行每天24小时的“不间断”观察。第二,人文事项在时间的延展过程中还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可能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变化。

根据以上的简要分析,我们可知以上对“××吹打乐”30年间文化变迁研究的评价显然欠妥。如果按此要求,费孝通先生当年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纪念奖章颁奖大会上演讲,并获国际学界高度评价的《三访江村》 ,也不合格。因为他未能把江村在“1936—1957”、“1957—1981”年间的“变迁过程”研究出来。
由此可见,任何一篇学术论文所求得的结论,只具有“相对真理”的意义。学术评价如不考虑作者完成的可能性,其意义何在?

结  语

以上列举的五个案例,是否都是“不当评价”?提供给大家讨论。但其中所反映的问题,却是我们在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中产生的且没有解决的矛盾。其内容,大致涉及如何看待中国传统音乐论文的表达方式、学术价值、研究范畴、田野工作、文化变迁等问题。这些问题虽不是研究生学位论文评价的全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学术评价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公正性。

据笔者粗略观察,在我国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学术评价中,存在的问题较多。而“缺乏再评价”,则是其中的问题之一 。反观我们音乐学界,作为一个年轻的“发展中”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评价中同样存在着“缺乏再评价”的问题。拙文的写作,亦可看作是一种“再评价”。希望引起同行的关注,也希望听到不同意见。

2013/06/19  初稿  2015/04/23  二稿  2015/06/20  改定

(原载《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本网发布时,注释略。感谢蔡际洲教授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org)发布 2016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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