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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忠、谭汝为、王建民、张曙光、邢东田、李剑鸣、徐一文、满运龙、易剑东、贺国庆、宫敬才、张爱军、孙新强、唐建、张中秋、牛大勇:首届学术共同体论坛暨学术批评网创办十周年研讨会

发布时间:2017-04-24  来源:学术批评网  作者:李树忠、谭汝为、王建民、张曙光 等


李树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各位同仁,刚才陈平原教授主持给我们节约了20分钟时间,那么我们就开始研讨会的上半场。
      我们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关于首届学术共同体论坛和学术批评网十周年研讨会。玉圣教授是我们政法大学的教授,他到学校去以后,除了致力于学术批评和学术规范建设之外,还非常重视对学生学术规范的教育。在他的倡导之下,在政法大学首先开了一门通识的选修课,叫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目前还只有他一个人,为本科生开这门课程。这个课程在他几年的努力之下,非常受学生的欢迎。除了讲一般的学术规范之外,他还带着学生尝试来写小文章、小论文,而且认认真真进行去修改、去批改。有一些比较好的文章,他还推荐到一些杂志上去发表。那么我想学术规范的问题,不仅仅是在于一个批评,还有一个是对于我们后继者、后学本身一个学术规范的教育问题。所以我想开设这门课程本身对于我们学校的学生来说,能够有一个学术规范的意识,那么还有就是对于学术尊重,尊重学术成果,尊重学术诚信,培养一个学术道德非常重要。所以我说学术教育实际上也非常重要。
      很荣幸能够担当这一个时段的主持。我们这一个时段共有17位教授发言。我算了一下时间,我们有10所大学17位教授,那么按照现在的时间,每一位教授可以有6分钟的发言时间。请各位发言者掌握一下时间,不至于侵占下一个时段主持人的权益吧。
      首先我们有请天津师范大学的、长期也致力于学术规范和学术批评的谭汝为教授发言,大家欢迎。

谭汝为(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尊敬的主持人,各位老师: 
      我是个爱开玩笑的人,但出席以学术批评和学风建设为主题的会议,内心是压抑、忧郁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叶铁桥在《学术打假,怎一个愁字了得》一文的开头写道: 2010年11月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举行的第二届全国学术批评与学风建设论坛上,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谭汝为用宋词来形容当前的学风:“用李清照的词来说,是‘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用辛弃疾的词来说,是‘更能消几番风雨’,用姜夔的词来说,是‘最可惜一片江山’。”——其实,我们引用这三句宋词,旨在强调学术批评和学风建设方面存在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和学者的职责。 
      国家的兴旺,民族的强大,无不以学术繁荣为基础;但学术繁荣必须以营造诚信求实的学术环境为前提。如果各级各类高校任由无价值的灰色学术和抄袭、剽窃而来的黑色学术肆意横行,最终损坏的将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学术批评网创建十年,历经风雨,其中遭遇的两个典型案例,皆因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而被告上法庭。一个是天津沈履伟案,另一个是南京沈木珠案。其中详情在此不必多讲,但其共性特征有三:第一、两案原告一方都姓沈;第二、两案原告都放弃走学术批评和反批评的正常途径,而剑走偏锋,都想利用法律程序的“审”,来维护自身所谓的“名誉”。其实质是:想利用法槌打压、扑灭正当的学术批评;第三,两案都与天津关系密切:南京沈木珠案最后由最高法院指令,改由天津市和平区法院审理,听说开庭时间定在3月24日和25日。对于这场旷日持久的学界“大案”,学界、法界、新闻界乃至各界人士将予以特别的关注。 
      另外,天津沈履伟案和南京沈木珠案,存在着内在的因果联系,集中在武汉大学李世洞教授身上。“我居北海君南海”,我和李世洞教授素昧平生;但李先生因支持天津市语言学会的学术打假而发表的一篇学术批评文章,却成为南京沈木珠案的导火索。年逾花甲的李世洞先生为此而官司缠身,数年不得安宁。这使天津市语言学会同仁深感不安。前年冬天和去年秋天,我利用到武汉讲学和开会的机会,两度前往武汉大学拜访李世洞教授。 
      近年来,武大李世洞、北师大黄安年和在下——三位退休教授,在网上遭到一位冒名“黄安年”的人连续不断的恶毒攻击。该“黄安年”自称88岁,菲律宾国籍,是原北京某大学教授。对其手段可用10字评价——可怜且可笑,无耻复无聊! 
     “故人西辞黄鹤楼”,和李世洞先生在武汉分手不久,于今“烟花三月”,我们又在首都聚首了,真是感慨系之! 
      学术批评网创建十年,我预测今后的路也不会平坦,我想起杨万里的一首著名的七言绝句,叫《宿七公店》。这么说的:“莫言下令边舞男,赚得游人空喜欢;正如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学术批评,很正常的事,现在是逆水行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下面,我就读写的一首打油诗吧,《贺学术批评网创办十周年》:
      十年岁月多沧桑,学术批评正气扬。 
      天下公器乃学术,岂容阴霾遮艳阳! 
      滋兰树惠杏坛事,霁月情怀澄海江。 
      激浊扬清当弘毅,驱邪扶正铁肩扛。 
      无私无畏有眼光,多情多义赖热肠。 
      踵武前贤承大业,垂范后昆马首骧。 
      士林明镜辨邪正,学界喉舌传芬芳。 
      独立精神堪标举,砥柱中流敢担当。 
      侃侃常示情深切,谔谔更见理昭彰。 
      学术批评树大纛,云帆沧海万里航。 
      缔造学术共同体,五湖四海聚一堂。 
      路漫修远共求索,与君联翮共颉颃!

李树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感谢谭教授,虽然心情非常压抑、愤懑。下面我们请山东大学王建民教授发言。
  
王建民(山东大学教授):
     各位老师下午好。感谢玉圣的邀请。
     首先向玉圣兄表示敬意,然后祝贺学术批评网十周年。
     这十年呢,其实杨玉圣是遍体鳞伤。这里我跟玉圣兄讲一句话,刚才谭老师讲了,以后的路可能还会很曲折,有什么事情一定要找我们说一声。我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这样的活动,我几乎每一次都踊跃参加,其他的事都放下都要参加,参加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不是那么孤单,觉得我们力量还很强大,特别还看到一些年轻人。不过回到我们工作的单位或场所,就觉得,就会重新陷入一种孤单的感觉。北京的情况也许会好一点。
      我想,某些地方,比如我们山东省,恐怕就差一些。在座的有唐建教授,是原来我们学校的教授,我在这里做一个估计,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同意。如果在我们山东,或是山大搞一个这样的会议,你估计会有人参加吗?我估计很少有人参加。不会超过十个人,不会的。全省也不会超过十个人,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确实是一个非常弱势的群体。这也说明我们今天会议的标题,前面几位教授也讲了,一是我们没有学术共同体。我们没有这个东西,我把他在我的一些文章里面,我把我们的教授群体,我把他命名为亚官员共同体,不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所以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学术规则是行不通的。通行的是官场的规则,因为你是官员或是亚官员,我们十几年以前,我还记得我的导师他还很习惯地叫这些教授叫干部。这个称呼并不简单,他是一种干部,我们中国的大学从它诞生之初,就是一个官办的产物。
      这一百年下来,我有一个概括,不知道是不是准确,就是西方的欧美的大学,跟政治的距离很近,但是与政府的距离可能就没那么近。我们与政府的距离太近了,而且从五四运动以来,一直到今天,我们几乎每一次大的社会运动,都跟我们的大学有关,我们的大学是主要的发起者,这造成一种情况,我们的政府对大学是比较不放心的。这一点我们刚才有教授说要从总体上来看这个问题,我想我很赞同。我把我们这个学风建设,我们大学体制的变革理解为我们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不在更大的范围内做一些工作。当然在学术界我们做不成事情,从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在我们山东、山大,也试图在某些学术的环节,比如说评奖,比如说职称评比,来推动学校采取一些纯粹学术的规则,但总是行不通,阻力反而是来自于学校。怎么说,像谭老师一样我觉得,是有一点悲哀。
现在是会年年开,文章也写,但是你讲你的,你开你的会,他干他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是不是给玉圣兄提个建议,我们这个会,应该要经常性地搞,比如说年会,每年都要搞,有什么困难我们就想办法,经费的问题。再一个,我跟我的同事半开玩笑,再不行建议设一个奖,设一个最牛抄袭奖。每年我们做个评比。来鼓励一下抄袭行为。
      表个态,再次对玉圣兄表示敬意,对学术批评网这十年表示敬意。谢谢!

李树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感谢王建民教授。下面我们请社科院张曙光研究员发言。

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大家下午好。
      首先祝贺学术批评网十周年!的确十年不易啊,能够坚持下来,能够做这么多事。我觉得对学界来说是一大功劳。
      前天在上海,要开一个沪外学者沪上学者著名学者评论上海学术,请我去,我也刚回来。我想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守住为学做人的底线。我觉得问题是现在中国的学界体现的问题比较大。就是咱们很多人冲破了这个底线。所以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倒有个想法。其实我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也就有什么样的老百姓。有什么样的人民,也就有什么样的学界、学人。因为这确实是一个互动的结果。绝对不可能是有一个,咱们想一想,一个糟糕的制度,一个专制的政府,一个腐败的官场,而有一个独立负责的学界和学人,我看不可能。所以,我觉得确实其所以形成这个局面,我看两大因素:一个是反右和文革,可以说是打断了学术的脊梁;而市场化的扭曲,又腐蚀了学界的灵魂。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事情是悲哀的。守住做人为学的底线,我想不光是个人的事,而是整个学界的事情。所以怎么我们能够把自律和他律能够结合起来,在学界建立一套宪政秩序、法制规则和纠错机制。我想不仅是学界自身的建设,而且有助于推进中国政治的进步。因为咱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会也是这样,就是学术界没有人不对现状发出抱怨,但是这种抱怨有什么用。
      中国的事情都是因为权力过分集中,没有制衡、没有监督,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就以咱们现在的反腐倡廉而论,没有媒体的监督,没有了独立司法的制衡,仅靠纪检委、反贪局,可以说是越反越多。因为纪检委、反贪局也是由常人构成的,也会贪污。谁来监督这些监督者?这个问题是并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咱们现在的肃贪是暗箱操作,置法律于可有可无,即使抓的贪官再多,对法制和秩序的形成也没有多大作用,你可以看现在抓了多少。最近铁道部的部长,刘志军,还有总工和我同龄,也一个名字,出了这个事之后,好多人给我发短信,说铁道网上有很多不利于你的言论,我说哪儿跟哪儿,和他没有任何联系。就是你可以看这个状况,所以我可以看这个状况,哪一个掌权的人,掌权者愿意自废武功,搞一个独立的机构盯着自己,搞一帮人专门找茬,跟自己作对呢?我看这个人性,就连当初英国的大宪章,也不都是国王大发善心,是讨价还价的结果。更何况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这样一个现实。中国的政治现实,不可能一下子改变,除非发生重大的事变。但这样的结果是好是坏,是前进还是后退,我想谁也说不清楚。我们没办法预断这个事情。不过,也可以有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一点一滴、一步一步的改变。
      我有个想法就是,既然学界是社会的良知,学者们都主张法治和宪政,主张权力制衡和社会监督,为什么不从自己做起,先在学界,建立起一套宪政、法制规则和纠错机制,并使它能正常运行,我觉得这是学界可以做到的。至少玉圣的学术批评网做的就是这一件事情。当然,还不够。如果学界连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好,做不到,我说我们坐在这里来讨论,什么改造中国、服务世界,这些都是空话。
      其实,我觉得学术界,实行民主宪政、法治,目前还是一个实际,有很多人已经突破了底线,跌到了沟底。别的先不问,就说咱们这个学术批评网上揭露的,这样一些抄袭剽窃事件的大量发生,而且还不是一般人。很多人是学界的头面人物,甚至是什么院长、院士之类的这样一些人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对涉嫌抄袭剽窃进行审查,就是在学界建立宪政秩序、法制规则、纠错机制的一个很好的起步。如果说像征地拆迁之类的恶法的审查,学界只能呼吁,只能坐而议,不能起而行。那么通过对涉嫌抄袭剽窃之类的事件,进行学术审查,建立学术秩序,就不只是可以坐而议,而且是可以起而行的事情。事实上在这件事情上体制上的不作为,或者不能认真作为的。比如说前一段事件揭露出来的朱学勤、汪晖涉嫌抄袭剽窃事件,汪晖是社科院清查,朱学勤是审查了,我觉得现在既然审查了,应该把审查报告公布。人家揭露了多少条,你来认定哪一条是抄袭,哪一条不是,你最后做一个结论。然后谁参与审查,把人公布出来。以你的名义来承担这个事情。只有做到这一步,我觉得这个审查才是真的,才不是掩盖。所以,既然体制内的状况现在大家看到了,体制外能不能做,现在有人在运作。能不能走这样一个民间的审查委员会。然后就一些重要的事件,进行审查,你比如说,揭露的某某人抄袭,揭露了多少,一条一条去对。最后,做出一个认定,哪一条是抄的,哪一条不是抄。然后全部公布。审查的人签名。我想这样,对体制内可能也是一个促进,而且,我觉得体制内如果能建立自己的一套,建立自己的规则。
      学术共同体里面能有这样一套东西出来,那么可能对政治上来说,也是一个推进。所以,既然有人在运作这个事情,诸位都是这方面的先行者,能够积极的参与、推进这件事情。我想对中国的学界,也可能是一件好事情。好,谢谢大家。

李树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谢谢张教授非常深刻而有见地的发言,虽然超时了。尤其这次上半场和下半场之间没有一个休息。下面我们请中科院研究生院李醒民教授发言。

李醒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学术批评网已经创办十年了,确实是非常不容易。所以这里向学术批评网及其创建人杨玉圣表示敬意。
      我和杨玉圣是九十年代初的时候相识的。当时他是编一个中国博士、硕士研究生论文选。后来编成了就这么厚一摞。当时计算机还不太发达,好多人还不太会用,两千万字,我说这怎么搞啊。不说编辑了,光输入要多大的工作量。结果他把这个事情完成了。所以我觉得杨玉圣是个干事的人,而且干事情很认真,敢挑重担子。后来他这个学术批评网又办起来了,我觉得还真是一个山东汉子。
      我觉得像梁山好汉的那种侠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都知道办这个网是个得罪人的事,惹一身麻烦,惹一身官司。跟那些流氓打交道,你想你有他那些个能耐吗?但是他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他这种侠义的精神,有一种勇气。现在社会上人多了,给当官的抬轿子,傍大款,拍马屁,像真正有性格的人,有人格的人在我们的社会上太少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他。你看这个网办了十年了,我们学术界就干净了,现在抄袭剽窃层出不穷,花样翻新,那些学术小偷偷偷摸摸,还有那种江洋大盗,比那个学术小偷还厉害,学术小偷就是偷着抄袭剽窃人家,那江洋大盗自己不劳动,有权、有钱,人家的研究成果就成了他的了,他往往还署名是第一作者。这在学术界、高校都是可以知道的。他弄了个课题他有钱,他当官的是个校长、是个院长,这些兵,就把他的名字给署上,署到第一位,他一点都没有从事研究,这就是那江洋大盗,比那学术小偷还厉害,还可耻,如果说学术小偷是老鼠的话,这些就是豺狼。
      学术批评不容易搞。去年的时候《科学时报》发表浙江师范大学一个教授,写了一篇关于学术道德的、学术规范的文章,《科学时报》发了一大版,结果里边就抄袭了我三个比较有思想的我的文字,也比较好。读者一看,是他写的。结果有个人写了一篇批评文章,到了《科学时报》。《科学时报》一看把所有的评论都取消,到现在一直拖着没版面,拖了将近半年,现在还没有发表。他就想把这个事给阴干掉。不知道他们在一块儿串通的,是他们的关系户呢,还是怕伤他《科学时报》的面子,或者伤他编辑自己的面子。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现在这个抄袭也是很严重,它自己还在这儿提倡学术道德,端正学风,要规范学术,规范但是他又抄袭别人的。你看这就是掩耳盗铃,既要当婊子还要立牌坊。现在这个社会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了。所以,我觉得杨玉圣这个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现在任重而道远。
      最后,我给学术批评网写几句话:筚路蓝缕,风雨十年,居功至伟,善莫大焉。鼠狼肆虐,任重道远。

李树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谢谢李教授。下面请社科院研究员邢东田先生发言。

邢东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参加这个会还是挺高兴的。我首先祝贺学术批评网十周年。
      我现在的心情说一下,玉圣搞这个征文,我一直在琢磨怎么写一个东西。但实际上我没感觉。为什么没感觉呢?前些年我写了一些学术批评的文章,当然有一些是用笔名写的,可能有些人也知道。可是这几年,我基本也没有写。因为我后来工作有些变动,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学术界每况愈下。
      我当初写学术批评的时候,中国学术界是全世界最腐败的一个团体、群体。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这我当初写的时候就感觉到,没有一个群体,比如说敢于给他这个腐败的人群做辩护,只有学术界可以,他明明是抄的,他说他抄的好。他说司马迁还抄呢。说谁谁谁如何如何,你说这怎么弄啊,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些有良心的人出来,进行抨击、批评、揭露,然后玉圣这个网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最后呢,这个情况,我感觉就是也引起政府的注意了,政府就把这些事情接过去了。也成立了,刚才那个司长也走了,各个部委也成立了道德委员会了,等等。他们做什么了呢?其实什么也没做。就是做了秀。最后的结果就是每况愈下。因为出了问题以后,马上就包,包起来。实在拖不过去了,再搞一个。发展到最后,我觉得现在学术界就是一个大杂烩。大家都争取更多的资源,其实谁都知道那是假的。但是没法弄啊,你怎么弄啊。它是这么一个行政团体,你最了解你单位里的乱七八糟的事。但是如果你出来揭露,你就没法生存。就是这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杨玉圣这个网,具有山寨的意义。这个山寨文化后来上面也不让提了。但是当时我们和赵虹还开了一个山寨文化研讨会。当时感觉就是山寨有它的作用。包括我们山寨手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正规的手机厂剥削小厂,所以小厂做山寨手机,就是我不按你的规则玩。按照咱们学术界的规则,应该是这样的。你比如发现有什么问题,你交给领导,然后领导就把他压下来了。然后大家还觉得你怎么样。现在的情况,杨玉圣出来,这个网就提供了一个平台,实际上起到了这个作用。他不按照现在现行的,教育部也好,科技部也好,其他部委,包括我们社科院,他规定的学术规范的那一套东西,现在搞了一套做。就是你说你的,我现在揭露出来,你看怎么办。所以实际上他是起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学术界有这个平台,有这么一个山寨,还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就说明还是有一些人,从将来说,回头看还有这么一批人,还有这么一个地方,这么一个平台,来给我们说两句真心话。
      虽然这个群体很腐败,但是还是有人不愿意同流合污的。刚才张老师,提到了学者之间搞宪政。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我们现在这个国家,我们最后可能就是,怎么可能有话语权,不可能有话语权,现在的问题在哪里?现在学术界实行逆向淘汰。你就像鲁迅救救孩子的文章,我回头想想,我们在做某件事的时候。好些事都违心做了,是没有办法的。所以现在我还是比较失望的。因为这个事情,让我写,我也没有感觉。以前写一个文章还很快,我没有感觉,我是表示歉意。所以这次我就没有写。
      这两年我关注食品安全问题。现在社会科学,大家可能不太关注食品安全,也觉得这跟自己的专业差太远,但实际上这是个常识。大家好像都吃坏了,他不是一个历史问题。你现在了解到搞食品行业的人吧,他是一帮人研究怎么把烂东西加到饭碗里去。你看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大家至少应该是关注。要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这完全是管理问题。我们食品安全,这么多头管理。还有很多所谓的科研工作者,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像一个农民,知道三聚氰胺吗?什么苏丹红,他懂吗?谁给他们弄来的?包括那些瘦肉精,这好多东西都是被揭露出来的,搞的那些转基因的东西。所以背后是巨大的利益。那就到此为止吧。

李树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晚上吃饭的时候再说食品安全。下面请北京大学历史系李剑鸣教授发言。

李剑鸣(北京大学教授):
      学术批评网,或是叫批评网,这个名字起得挺好。
      刚才大家讲学术批评网对中国学术共同体建设的作用和贡献,主要是强调他这个打假,揭露学术不端这方面的事情。我觉得这当然是很重要,但是同时我觉得学术批评网也提供了一个各种不同学术的声音,有很多纯学术的东西,包括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批评,一些高质量的序跋这类的文章,有很多的信息。我觉得这些对中国学术信息的共享、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也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地方,有这么一个园地,这么一个平台,让多种不同的声音能够发表出来,特别是在各种权力体制所控制的舆论机器,这种媒体声音之下还能有这么一个纯粹、这么一个民间的学者所提供的一个渠道,来发表各种不同的声音,这对推进中国学术的民主化,我想这是非常有益的事情,一个今后能够写进学术史的事情。
      我本人是非常衷心地希望学术批评网今后能够更多的,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中国能够河清海晏,学术真正回归到学术,能够把那些腐败的东西、意识形态的东西把它剔除掉以后,那么学术批评网也能够自然地实现功能的转向,更多的做学术,更多的做学术批评。这样的话,我们的学术可能就有一点希望,有一点光明了。
      好,谢谢大家。

李树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谢谢李教授节约了时间。下面我们请北理工的教授徐一文发言。

徐一文(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谢谢各位!我头一次参加这个会,心情复杂。
      跟杨玉圣先生认识,其实时间并不长,可能两年的时间吧。能建这么一个网,真是让我很佩服的。我在此想表示一个祝贺。我也送了一幅画,题了字,就是说学术批评网十年了,不易,扛住!希望他能扛住。但是写完这个东西,我现在又觉得挺后悔的。我有什么理由让玉圣扛着,因为他扛不住。我是觉得今天全社会已经出问题了,在这种功利、道德没底线的社会,谈学术,我觉得挺荒诞的。因为我也搞教育,我看了太多。曾经也参与过所谓的纠错。好在我没什么职位,有职位的基本撤了。刚才前头几位教授讲得非常清楚了。在各个环境当中,权力和学术之间的关系,我想用不着我去评述了。
      我在这里希望大家能关注一个点。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顶尖的问题上去谈,其实在行为上是一个很落后的方式,有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感觉。我觉得中国的底线已经没了,大家应该从哪儿做起?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学术,可以把它的面扩得更大。因为前段时间,在央视电视台上我看了一个节目,让我感触挺多的。一群小学生,中小学教育,搞了一个研讨,最后总结发言的是一个全国优秀教师,某著名中学校长。他告诉学生,你学习做学问只做20%就够了,你应该做80%的能力。其实大家很清楚,在中国这个环境下,什么能力,他指的是什么能力,我们搞教育的,能说出这种话,我觉得是挺悲哀的。
      学术批评网应该坚持,也应该把这范围扩大,不应该简简单单只是看到我们学术界的腐败,打假,应该追究根源。还有个例子,前些时间旅游卫视,采访了一个所谓的著名的设计师,他说他是一个很有良知的建筑设计师,其实我也认识这个人。但后面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可悲,一个有良知的建筑设计师居然参与了把大栅栏拆了,良知何在?道德何在?所以我觉得说从根儿上去解决问题。能不能解决,看时间。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李树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下一位发言的是非常知名的律师,也是政法大学的兼职教授,满运龙博士。

满运龙(英国奥睿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刚才徐教授,我觉得您讲得非常好,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矛盾。你说觉得玉圣不应该再扛了,但同时你又给人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我本来也是想从最近出的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的,德国的国防部长,政治上这么有前途的这么一个政治新秀,但这个事情,刚才朱教授已经提到了。所以,我就想从这里面说,这个国防部长出的这个事,他实际上称之为抄袭的地方是不多的。与我们在中国学术界看到的那些所谓的腐败和抄袭,那根本不值一提了。放在中国这边,绝对是觉得他做的博士论文是很完美的。放在中国这边是没有问题的。引过来讲,就是在咱们这里可能看到了多少个领导人物,都有一个博士的头衔、学位,这里面我不知道如果去,如果有一个民主的环境,让大家去看的话,不知道有多少,当然我不否认这里面有真才实学的,当年是下了功夫,读了书,八年十年写了一篇论文出来的,我不否认这类人物。但是这么多人,这么些年都是已经出来工作,已经是做了领导之后,然后又回到学校,去兼职,我就很难理解,就是作为我来讲的话,我现在当律师,有自己的工作,让我同时在学校里读一个兼职的博士,我真不知道我有什么样的本事。
      我当年读博士的时候,在美国是8年的时间,就是不吃不喝,整天下来,才辛辛苦苦,好歹最后才拿了这么一个东西。我不知道真正不下功夫的话,怎么能真正的写出一个东西来。不说什么学术价值,就说把书读透了的话,这个时间你不花上的话,怎么做得到这一点。刚才我就提到了一个诚信的事情。刚才科技部的司长,刚才也提到了说科技部也成立了这个诚信办,听了之后,一开始觉得很欣慰,就是说从政府部门,也来重视诚信这个事情,但同时仔细再一想,也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可笑,因为可能诚信这个东西,也不用政府成立什么部门来去提倡,来去什么五讲四美办公室,都去提倡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不需要政府专门去做这些事情,这个都是说所谓社会一个良知,社会共同体,刚才用了共同体这个词。那么其实你看的话,这个诚信这个东西,英文这个词,当年我学英文的时候,我想这个credit,credibility,这个词,可能是最难翻的。因为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含义是不一样的。那不管是政治共同体,还是商业共同体,都有一个共同体里面的诚信的规则,除了规则之外,就是我们刚才的张教授,提到的由宪政、由制度来制约他之外,同时,每一个共同体都是有一套内部的自律性的原则,一种道德上的规范。那么如果你做的事情超越这个规范、这个限度的话,不用人家用什么规则来制约你、惩罚你,自然,你在共同体内就生存不下去。即使你是小商小贩,即使说是黑社会里边那些人,他也有一套自律的规范。我记得好像听说,福建人到美国去偷渡,那些蛇头讲诚信的,很讲诚信。家里人把钱给了他,他一定会把你的孩子、你的亲戚送到美国去。他们都要讲诚信,那么作为我们学术界,这种最基本的良知、诚信都没有的话,那我不知道学术共同体这个学术怎么样去做。
      这里一个是要祝贺学术批评网成立十年,同时,我也和各位刚才几位同仁,发出的感慨一样,也很沉重,很悲哀。同时,我这里通过我和玉圣认识这么多年这个机会,我把对玉圣的看法来简单的表达一下。
      玉圣和我,在山东师大的时候认识,现在是多少年了,30年了吧。我比他高四级,然后我们到北大读美国史专业,也是同一个老师,齐文颖老师。我对玉圣就是这么多年了解比较多,别的我就不提了,我就说他办这个学术批评网,一开始办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他能坚持。一个是不容易,但是,我总结就是一个字:实际上他做的事很傻,他的傻里面,我来总结有三个方面,可以说是三傻。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从开始办,就是放着本来自己的学问不做,他当年,也是“文革”之后第一批开始正式的从专业角度研究美国史的。这里我们在做的几位,美国史的前辈,黄老师,李老师,还有我们李剑鸣教授,玉圣当年他也是有这个条件,他最早就是研究美国历史,而且研究美国早期的殖民地史、宪政史,而且是成就非常非常早。他在将近二十年前写的就是《中国人的美国观》,这本书不论是从材料的搜集,还是从他的思路,研究方法的角度,我觉得在中国学术的发展史上,就是美国史研究上,都是有贡献的。那么即使在美国,对这个书也是很重视的。那么他实际上完全有条件就是坚持做美国史的研究,成就要比现在更大一些。但是,过去的十年,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做学术批评网上面。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一直骂他,我就说你不务正业。对不起,这个话可能说的不好听,但从我的心里,从爱惜他的角度来讲,他闯这么一个泥潭里面去,和这些不讲道德、不讲诚信的人去混,和他们去打这个嘴仗,最后弄得还要到法院当被告,做这些事情去。我觉得太不值了。这是第一傻。
      第二个傻,他做的这些,网上揭露的东西,除了那么一些显而易见的一些抄袭、造假等等之外,事实上他还在上面揭露了很多一些比这些学术造假、手法更高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几年之前有一个著名的法学教授,他在美国的一个法学的研究机构聘请为他的member,然后,他在中国,当然不是通过他的嘴,是通过别人的嘴,说是成了美国法学院的院士,把member翻译成为院士,那么这个事情得到了当时政法大学的校领导的赏识,为此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玉圣他就傻,他就非较这个真。你说这个事情有多大呢?这个member翻译成院士,也说得过去,也说不过去,可是他非把这个事情给人家提出来,而且明明知道这个事情是校领导都认可的,对不对,他就把这种事情也来和教授去商榷,也来和校领导来提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他第二傻的地方。就是说你去抓那个很容易抓的,就是他就抄了,能够一个两个,两篇文章,两本书你一对比就知道,后来写的这一篇明明抄的人家前面的那个人,前一篇那个人写的著作,那么很容易这个人没法和你去反驳了。你就像这种打擦边球的,这种高手,这种利用特别是中西文化之间,语言方面的一些差异,文化差异方面的东西,他这种东西他也要跟人家去较真,我就觉得是,怎么说呢,要我自己的话,我是没有这个信心,也没有这个胆量,这是他第二傻的地方。
      第三傻,当然是他办这个网十年,他个人辛苦,不说了,那是和这些人打嘴仗,吵架,到法院去当被告,这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那么他自己把自己的钱也赔上了,最好的朋友,包括我也算其中之一,也是一直在骂他,你这是不务正业,你整天干这个事,你干吗不去干点别的事,为什么要干这些事。他还要顶着我们对他的这种的平常的压力,还要去做,也不为钱。我记得五周年的时候,我们有很好的朋友,跟我说过,说有人要出很多的钱,要把他这个网买下来。玉圣当时好像是,我听说,朋友说是大哭了一场。后来我们这个朋友说不好意思劝他了,这是我认为他第三傻的地方。
      行了,说到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我还是落到最后,我就说玉圣,你这十年,真不容易。
      最后一句话,我就是想说,能坚持的话就坚持,能坚持的话,就是我们尽最大的能力,为你支持,如果你说实话不能坚持,我们呢,也很理解。谢谢!

李树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下面我们请江西财大的易剑东教授发言。

易剑东(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教授):
       我注意一下,我今天可能也属于身份比较特殊的,我听了今天下午大家发言,感觉还是很悲观,悲情的调子很重。我认为做这件事情,恐怕还是要以达观的心态,可能也不能乐观,但是我觉得应该报以达观的心态。因为按照大家的推论吧,甚至认为与政府合作,这是与虎谋皮。但是我想这个事情,不管社会道德沦丧到什么程度,也不管学术批评的底线到了什么程度。它是一个链式因果关系,那么总得要从哪一个链条入手,把它给斩断。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倒觉得学术批评,从学术批评讲是一个中性的词,从建构方面来做努力。我记得王岐山在2007年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当时是针对奥运会的举办,有很多人提意见,他讲了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话。他说不要让更多有思想的人,在圈外提意见,而应该让更多想干事有思想的人在圈里提建议。其实我觉得现在没有必要对政府的相关学术管理机构太过悲观,也没有必要对学人的道德底线悲观,而应该是介入到这个体系当中去。
      我在江西财经大学管科研工作,坦率的跟大家讲,我管了两年多的科研,处理了四五个人,其中有两个人几乎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我们要保护,要干啥。这里面有个深刻的矛盾在里面。第一个深刻的矛盾是什么,就是现在国家,包括科研部门,对高校的学术他什么态度。他现在要指标,我前几天刚填了一个表,教育部年年要报社会科学的各项指标,发了多少文章,有多少教授,有多少专著,有多少奖,年年要报。那么这种学术功利和数目字管理持续不断、屡禁不绝,年年要报。
      所谓的高校排名,尤其是地方高校,包括获取所谓的国家重点学科、国家课题、各种各样的地方财政资助,无一不是要靠这种数目字来完成。因此,其实高校,包括我作为分管领导也很无奈。你不可能一个人去抵抗这个体制。
     从科研管理制度上来看,我一直认为我们的高校科研管理制度,只是防范了最差,绝对没有有意去追求最优结果,包括杨玉圣多次批评的,人人搞科研,高校变成养鸡场。现在我们那个地方,我自己搞科研,有些学科不需要搞,但是校长不同意,一定要搞。人人都要有科研指标。否则的话,大家都很懒,都懈怠了。那么这里面也对上级对我们的评定有关。
      另外一个学术评价,说实话,我在学术批评网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对我的学生的学术论文的非常无情的冤杀。就是几个人完全是外行,评的东西就是很不着调。而且评语也是发到报纸上会贻笑大方的东西,但是这样的人就会枪毙你的论文。我们国家学术评价也面临着community共同体的问题。我在澳大利亚一个三流学校做过访问学者,那里有个中国人拿了个学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论文写完之后,给美国9个学者来评,评了半年反馈意见,然后他回复,再过几个月,再回来,最后通过才可以进行答辩。当然在中国是不可能有这种学术成本的。为了一个博士论文让国外9个专家来评半年,反馈半年,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国家很多大学都是综合性大学,尤其是大量的多科大学,除了军事学,基本上都有,十几个学科门类的这种大学,遍地都是,在规模扩张的条件下,一个学校学术圈子有有限。甚至在全国的学术圈子也有限,这种所谓的学术评价,这种机制无论如何健全,都会被人情摧毁。所以,学术评价的公正性、客观性、准确性,往往难以达成。因此,包括出现的所谓各种学术争端,以至很多人质疑的学校要保护,其实还是应该更多的从有关机构的难处来体会。
      最后一个就是媒体的问题,我曾经做过十几年的媒体研究,我觉得媒体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尤其是某些不专业的,或者没有专业意识的媒体,充当别人的打手、枪手。我们国内,其实非常多的,稍微重要一点的头面人物,在学术不端问题上出现问题,很多都是权力斗争的结果。有很多个案我非常清楚,书记跟校长斗,院长跟副院长斗,我们江西甚至出现一个副院长把院长杀了,九江。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媒体在做的时候,没有辨析其中的利害得失和深层的利益关系,有时候摒弃了专业评判,用情感和新闻专业而不是学术专业眼光,也没有了解这些问题。所以我提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现在知识人,按照传统的说法,知识人应该敢于站在政府的不同方面,上海财大一个教授叫蒋虹,焦点访谈采访过他,他做了一个事情,政府是很难过的,但是我们都很佩服他,他做中国的财政透明度,2009年就开始做,现在一直在做,北大据说也有教授在做行政透明度,这些都是以学术的方式来监督政府的某些不良做法,那么在学术上,我想我们能不能搞一个学术透明度,现在上海交大有个,人民网搞一个,地方政府应对舆情能力排行榜,已经搞了四五年了。上海交大也在做这个问题,我们学术上能不能做,把政府对学术的态度量化到一个具体的指标上来,我相信应该有这样一种能力,我们这些学人应该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
      今年年初也见了一次玉圣,挺高兴,一如既往非常有激情,有斗士的姿态,有侠义的精神。所以我相信玉圣能够坚持下去,而且我们也愿意,包括我本人也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共同建构我们中国良性的学术环境,请大家不要悲观,谢谢!

李树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感谢易建东教授从一个科研管理的视角来发言。
      下面请河北大学贺国庆教授。河北大学最近也有故事,就想政法大学也有故事一样,下面我们请贺国庆教授发言。

贺国庆(河北大学教授):
      先感谢杨玉圣教授给我参加这个会的机会,那么我就讲我亲身经历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河北大学,刚才大家谈到很多打假的对象,有院士、有学者,但是惟独没有校长。那么我经历的这个就是校长,现在还兼河北大学党委书记。那么今天,很巧的日子。3月13日,去年的3月13日,他的学术腐败正式曝光,就正好是一周年,那么我就讲讲这一周年发生了什么事。媒体曝光以后,首先我就成为怀疑对象,是他的举报者,因为我是河北省政协常委,曾经写了一个提案,要求整饬学术规范,要求加强学术规范,惩治学术腐败。所以在3月13日媒体曝光以后,没有到4天时间,就连续几封写我的匿名信出来了。就说我工作上怎么怎么样,哪方面怎么怎么样,人身攻击,那么王马上拿了匿名信,给学校纪委查,当时我还是院长,查我教育学院的帐,就说看教育学院有没有问题,财务上有没有问题,一定要拿出贺国庆的证据来。后来,到4月,没过多少天,我又收到一个匿名信,匿名的短信,写的是你要钱还是要命,威胁。那么不久,保定市公安局,还有北市区公安局,大概可能出动了3个警察,开始调查,就是调查谁在网上发了帖子,公开的调查,查我的学生,不敢查我。查我的博士生,说他们肯定是发帖子了,揭露校长的抄袭。而且这个调查是在没有立案的前提下出现的。所以当时非常恐怖,公安人员到上海、到涿州、到保定,到我办公室周边晃悠,找我们书记,不敢找我,但是非常恐怖。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跟省委书记写了一封信,反映这个情况。后来省委书记派了两个工作组,其中一个工作组对公安队长还处理了一下,撤了他的职,但是从此以后,对校长本身就没有做出处理。
      这个事一直拖下来,但是他的报复是变本加厉。那么从暑假开始,就不断的,我几乎是几天就收到一封匿名信,我的信箱里。财务上、工作上,各方面抓不住我的把柄,就从学术上,反过来说我抄袭。把我的著作一遍遍研究,中英文对照,非常详实。他唯独不说我的参考文献有注释,他不说。因为我也是搞美国教育史的,所以必然要大量引用资料,我不能保证说每个地方都规范,但是肯定不会是抄袭。那么从9月份开始就把这个匿名信散发到全国外国教育史学会,我是副理事长,包括教育界的同行,不知道他怎么搜集网络的,每一个人都收到了。这种情况下,我接着又给省委书记写信,但是没有什么太多消息。
      到12月份,突然学校发了一个文件,免去我的教育学院院长职务,那么他的理由是,任期到限。但是实际上,根据上届党委规定,至少还有4年任期,并没有到限。而且像我同样的这种情况,至少有37个人,应该是一块儿免掉。如果说按他那个规定来说,所以明显的是打击报复。后来我向教育厅反映,教育厅也相当生气,就说像我这种情况你为什么不免,你要免贺国庆,其他人你就一块儿免,他就说这是第一批,第二批我们还要弄,但是第二批,现在新学期开学了,任何动静都没有。
      最可怕的,就是最近操纵河北大学学术委员会,大家以为学术委员会是个非常公正的机构吗?实际上不是。操纵学术委员会先是认定他没有抄袭,大家看到网上的东西了吗?两个社科著作抄袭,博士论文抄袭,铁证如山,没有注释、没有参考文献。论证他没有抄袭,论证校长没有抄袭。然后,论证我抄袭。然后让我十天之内回答,过年都不让我过。然后我就给教育厅写了一个回复,我说,首先,学术委员会在目前情况下,对我的问题应该回避。因为我已经三番五次要求省教育厅成立调查组来调查。因为河北大学学术委员会规定得很清楚,学术委员会是在校长直接领导下的机构。所以我怎么跟他打官司。他就是给一个圈套让我钻啊,不可能去回复他。我跟上头说,组织独立的调查。但是找教育厅长,教育厅长回复的很明确,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调查。包括你们校长的,我们也不可能调查。为什么不能调查,那不是丢死人吗?要是确定了不是丢人吗?给我们河北高校抹黑吗?他说你赶紧调走吧,别在这儿弄了。所以没有人核实,所以我就又跟我们全国外国教育史学会,我要求调查,教育史学会说我们可以做,但是得有机构来委托我们做。因为我也是副会长,要做出来也没什么意义。我要求教育厅,就始终没有答复。然后他让学术委员会,也不是全部,没有开会,就是主任会议,就形成决议。就认定,因为我没有回复嘛,过完年以后,开学报到这一天就说,贺国庆抄袭成立,这是第一。第二,建议免去他教授职称。马上就要下文。那这个事我跟教育厅,跟省里反映。在一个主管副省长、副厅长的亲自干预下,他才没有下去。现在事情就拖在这儿,拖在这儿就等着我调走。太难坚持了。
      为什么我佩服在座的这些学者啊,那不是人过的日子。我就讲这么多吧。

李树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下面还是河北大学,请宫敬才教授发言。

宫敬才(河北大学教授):
      简单地说几句吧。
      首先恭祝学术批评网创办十周年,也得感谢这个学术批评网。假如说没有学术批评网的话,中国的学术可能更悲哀。
      下边我接着刚才贺国庆教授的发言,我从一个教师的感受的层面上说几句。实际上就说,党委书记兼校长抄袭,一个搞机器人的居然写出西部大开发的学术著作来,还承担着相应的国家学科基金的项目。博士论文也抄袭,反正到目前为止,他没有置一个字的答辩和反驳。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可能没法反驳。尽管如此,河北大学,这一周年的时间,学术不作为。基本上都是刻骨铭心,又敢怒不敢言。实际上就是非常的悲哀,之所以悲哀就是河北大学出了这些事,河北省、教育部,没有任何一个说法,但是校内的气氛,刚才贺教授已经说了。所以,人们往往,尤其在学校,往往用眼神来表达,甚至连话都不敢说,我这不是说非常非常夸张。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就是说,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吧,实际上非常非常无奈,从感受上讲是非常非常无奈。
      所谓无奈,我从河北大学而言,学生无奈,教师无奈,教学无奈,科研无奈,干部无奈,实际上到最后就是良知无奈。你有良知有什么用啊,实际上到良知无奈的地步,那已经就是几乎不可救药了。事情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实际上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但是有责任、有义务对这个事情做出说明,做出处理的,到现在一个字也没回答。所以说我感觉大家的悲哀啊,情绪低落啊,我们在这种气氛之中,环境里头,可能比你们体会更深。我自己认为,这个校领导,不是选举产生,而是提拔上来的。子不教,父之过。你既然提拔,你就有责任来管。提拔了又不管,就让他老是那么持续下去,所以说,我也得出一个结论性的看法,学术批评,学术打假,建立正当的、好的学术规范,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我觉得更主要的还是一个行政,和更好的来关注,来反映,来表达,学术上反映出来的问题,否则你就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让学术自己规范自己,让学术或者说让学校自己评自己,就像刚才一位老师说的,国家不放心,既然不放心,你提拔他,你得管他。你不能老是让他胡作非为。所以说我自己这个感觉,既无奈,又感到非常愤怒。这是我从我的感受,感觉的层面上,最后我再说一句,我就发现,假如说大家,见诸公开媒体的话,把我的名字隐去,因为我还有3年退休,我害怕,不要说我的名字,你说河北大学一位教师说,就行了。

李树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谢谢宫老师。下面我们请辽宁师大张爱军教授发言。

张爱军(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我说三句话吧。
      第一句话就是:希望我们学术批评网能够坚持下去,能够挺住,希望杨玉圣先生能够挺住。
      第二句话,就是说打假打谁?我觉得打假还是打官,为什么这么讲呢,官员就是这个学术官员,管学术的,表面上是学术官员,实际上掌握的资源实在太多了。包括河北大学这件事,河北大学这件事,我在博客上,我也批评了河北大学这种情况,那么辽宁大学这个,我也写博客批评了这种情况。但是都是假名,不是真名。你要是搜我的真名,还真搜不到。批评都是没有结果的,同时我们在身边,尤其是地方院校,非常明显。就是真正掌握资源的,都是那些官员。
      我给大家讲一个就是我亲身接触的事。某一个官员又不在学校,但是担任了三个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他申请国家课题,一个课题就是50万。地方为了配合他,就给匹配50万。那么就等于弄一个课题就是100万。三个课题,300万。如果说你干活了还行,问题是不干活。我们在和人家聊天的时候,就是说想把这个问题解决的时候,非常明显的。还不到5分钟,接了6、7个电话,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他天天接电话,哪儿有时间搞科研。所以我觉得,首先打假主要是打学术官员。我不知道北京是怎么样,地方还是这个方面比较厉害的一件事。
      第三个是打的内容。就是什么东西最容易出假,我觉得意识形态这东西最容易出假,你比如说你写一篇文章吧,刚想表达点自己的观点,对方说不行,你得改,你自己的观点就越来越少了,最后就是改到和意识形态一样的语言,那么你的文章就可以发出去了。那你这样发出去,就等于全国你抄我抄,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在意识形态领域是最明显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最后再说一句话什么东西,我觉得学术共同体是追求学术自由的,那么实际上就是应该把这个和权力剥离,不要让权力为所欲为,说把你的文章删了就删了,说给你的文章撤了就撤了,说给你的文章批了就批了。完了撤了也不告诉你,博客给你关了也莫名其妙,也不给你东西讨论说你为啥删了,反正就删了。所以我们说要是讲学术自由,还是权力有所限制,让权力有所收敛。
       我的话完了。谢谢!

李树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谢谢。下面是北航的孙新强教授。

孙新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非常高兴参加今天学术批评网的十周年纪念活动、学术研讨会。
前几天有一个朋友给我一本书,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谈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谈了两点,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数字化和网络化,看完之后我不以为然。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浮躁化,浮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我们商人造假,表现为我们的官员说谎话,经常说假话,偶尔说漏嘴了,说一句真话,老百姓反而不相信了。
      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这个浮躁就像传染病一样,就像病毒一样,我们学术界也受他感染了。所以有一些学者坐不住冷板凳了,也开始学那些官员,学那些商人,开始造假了。那么对于商人造假,对于官员说谎话,老百姓是非常不满意的,非常生气的。但是对于那些学者造假,老百姓愤怒了。
      为什么人们能容忍官员造假、容忍商人造假,却不能容忍学者造假,不能允许学术造假,因为学术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的良知,一个民族没有良知了,不知羞耻了,他就完了,没有希望了。只要我们保持着这个良知、良知尚存的话,将来我们就有机会收拾那些不法商人,收拾那些贪官污吏,所以学界对于这个学者造假这么较真,就是我们在想,维护这样一个底线。我们没有要求你们怎么样,我们只要求你们不要造假,这是一个最低的、最低的底线了。如果你连这一点底线都把握不住的话,那就去当商人,去当官,不要做学者。所以为了维护这个底线,我们学界必须要展开批评跟自我批评,当然我们也欢迎反批评,每一个学者都有权利批评,也都有权利反批评,但是学者没有拒绝批评的特权。
      有一些学者想着通过司法程序,躲到司法程序里以期逃避学术批评,这是我们学术共同体不能允许的。当然我们也相信,这些行为、这些企图是不能得逞的。无论走到何处,都是不能得逞的。
      我们学术批评网,十年来,不是像人们想象的做出多大的贡献,我们就是在坚持这个底线,尽管非常非常艰难,但是,在我们学术共同体的支持下、帮助下,能够走到今天,非常非常不容易,玉圣在这十年当中,付出非常多的心血,这个也得到我们学术共同体的认同。所以在此十年之际,向学术批评网表示祝贺,向玉圣表示祝贺。谢谢。

李树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感谢孙教授慷慨激昂的讲话。下面我们请政法大学的教授刘斌发言。

刘   斌(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从玉圣从师大调到政法大学以后,我们就是同事,同时也是好兄弟。要说的话挺多的,我今天就是想给诸位介绍一个情况。
      政法大学的学术规范文件,主要是指的学生的,不是从玉圣去才开始的,但是从玉圣去了之后开始,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到研究生院工作了以后,我了解,从对研究生、博士生学术论文学术规范审查,我觉得政法大学可能是全国最严格的,也是力度最大的。我到研究生院之前,负责这项工作之前,每年像这个抄袭率,尤其是同等学力的抄袭率50%以上的总是有那么一二十人。但是经过这几年来,经过学院里几位老师,学校里面尤其是玉圣反反复复做讲座以后,这个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观。我们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规范审查有一套严谨的制度和程序设计,今天冬天还计划和教育部联合举办一次学位论文学术规范审查的经验交流会,而且学校里最近也规定这个,净化学术空气,把硕士生、博士生的学位论文的造假,与硕导、博导挂起钩来。
      从校方的考虑,我觉得就是这么4句话:保证学术质量,净化学术空气,加强学风建设,培育良好的学术道德。从我负责这个工作的角度来讲,我想就是很简单:从我做起,从孩子们做起。谢谢。

李树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下面我们请唐建教授讲话。
唐  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我其实很少发言,今天受大家鼓舞,我也说几句话。
      首先,能够参加玉圣兄举办的这个活动,我非常的高兴。我来到政法大学以后,跟玉圣兄接触比较多,多数是大家一块儿交流,交流的是学术批评以外的事情,所以说我对学术批评应该是个外行。通过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听了好多专家、教授对学术批评网的评价,我也感到深受鼓舞、感动。因为玉圣兄这个人我还是有所了解。我在昌平住很长时间,我们经常一个星期好几次聚会。我在这里,我对学术批评可能没有多少发言权,实际上我只上过一次玉圣兄的学术批评网,也是偶尔为之。
      我是搞画的,因为共同的爱好,我对他的人品还是很佩服的。首先受他的人的感染。玉圣兄有几个非常突出的优点。
      第一个就是玉圣兄这个人特别的热情,火一般的热情,对朋友,对待事情,所以说我们都深受他的感染,对朋友有时候不是不热情,有时候是过度热情。
      第二个就是玉圣兄有超人的精力,有的时候我们朋友聚会,我的酒量很差,一点酒就喝醉了,回去只有睡觉的份,他晚上的时间基本上都花在学术批评网上了,精力充沛,能干很多事情。那几天我写几个字,我匆匆忙忙写完,几天一看他书都印出来了。玉圣兄是精力非常充沛。
      再一个,用鲁迅的话来说,玉圣兄是一个战士。他不管对什么样的事情,只要认定了,就是非常坚强,而且非常有牺牲精神。刚才满运龙先生有几句话,我也非常赞同,但我也对他就是非常的担心。希望他能够在从事学术批评的同时,保重自己。其实这个很难有人劝得了。这也是我每一次参加玉圣兄的任何活动,都是充当充数者,我自以为是充数者,因为我不是这个行当的人,我一点没有关心过这个事情。但其实这个事我也受感染,我是搞艺术的,艺术界更需要打假,我跟徐教授是同行。
      我插一个小曲,前几天我吃饭的时候碰到一个书法家,这个书法家送我一张名片,我没仔细看,这个名片是个绿的,天有点黑,晚上我也没看清楚,后来我回去一看。这个名片很有意思,名片有两行字,第一行字就是“中国当代书圣”,第二行字就是“天下第三行书”。你们听了以后,你们感觉更应该打假。所以有时候我们作为艺术家,我们不大去做这种打假的事情,只能是一笑置之,因为这东西太可笑了。因为他的名片就说明了他跟谁一样呢?跟咱们的书圣王羲之有一拼啊,这个事情太普遍了,尤其是在艺术界。
      今天能参加这个活动非常高兴,最重要的一点,我以前觉得我存在的意义不大,后来我发现,各位专家说完之后,我存在的意义还挺大,因为有时候既需要大家冲锋陷阵,还有一些围观者,我就是围观的和助兴的。谢谢大家。

李树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下边我们请中国政法大学的张中秋教授发言。
张中秋(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大家好!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跟大家很多人都差不多,就是为了表达像和玉圣一样的十多年来坚持打假的学界的勇士们,你们的辛苦、你们的痛苦以及你们所取得的成就,表示感谢和致敬。这是发自内心的一个说法。
      我也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没有做这项工作,主要是有很多的顾虑。我从心里觉得,学术批评不是我们的正业,刚才前面的满博士已经说了,但是这件事情是学术发展中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我今天听了大家的发言,从很多同事所描述的学术现状、学术机制、学术道德,表示相当的悲观,这完全能够得到理解。可是我说我们到这儿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仅仅难道就是为了回忆十年的学术批评网的历程,谈一些我们经历过的案例,不是的。实际上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真正的学术批评网的建立,真正能够开展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我想我们来的目的是建设性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谈自己的看法是首先,得社会大环境、学术机制改善,我们个体的学者,力量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我们个体学者的力量集合起来,也不是没有作用的。所以我们要继续的呼吁,继续努力,促成我们学术环境、学术机制的改善。如果在大环境不能改变的条件下,我们能坐等它的改变吗?如果坐等学术环境的改变,学术机制的改变,我们这个做事的时间将是非常漫长的,而且这个漫长中,我们将更加痛苦。所以我赞成就是前面张曙光先生所说的,在这个官方的体制不作为的情况下,学界、民间可以采取类似的行动,成立民间学界的类似宪政也好,规章也好,来进行道德审判也好,这完全可以开展的。因为学者,只要他挂着学者的名,他总是要脸的,我想经过民间学术共同体的打假,一审判,他的脸总是要丢几分的,就让他丢下去,他永远是痛苦的。不是我们打假的人变得痛苦,所以这一点我也很赞同,但是我还想补充一个自己的看法。就是我觉得所有学术环境的改变、机制的建立,还是立足于我们学人本身基本的品质、精神和道德问题。
      我老家在江苏南京附近,春节回去以后,跟很多不同层次的人交往,我们当地的经济也很好,文化又传统,但是谈下来以后一个很深的感受,每人每年收入都有进步,但是每人永远不满足,感觉越来越累,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追求单一的目标,就是追求经济含量、经济增长,因为这个愿望是永不满足。但是从我了解的情况,我们整个国家、国民,甚至我们的学人,价值太单一了,太功利了。所以,越发展越辛苦,越累,越没有幸福感。如果按照这种模式发展下去,中国即使超过美国的国民经济总值,中国人也不会有那种幸福感。因为你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你的价值是太单一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深深感受到,中国的基层文化和民族文化中,缺少精神、道德和理想。我觉得我们学人也有这个问题。我觉得抄袭、剽窃,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肯定是在这三个问题上过不了关的。所以我也建议,学术批评网能够在这个方面发起我们学者、学人内在的主体的精神追求、道德担当和理想目标。谢谢大家。

李树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感谢中秋教授,下面最后一位发言的,北大的牛大勇教授。

牛大勇(北京大学教授):
      我因为事先不知道会议上有我发言,我没做准备。另外,我也是刚从国外,昨天夜里刚回来,今天,带着这个时差吧,赶过来,参加这个会。其实也不知道怎么讲,当然学术批评这个问题,听大家讲了一下,大家围绕着怎么打假,怎样来规范学术,做了一个很好的,精彩的意见。
      我想讲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学术批评还有另一层含义,就是对我们有的研究成果、研究趋势、研究现状,能够提供一些新鲜的思路,能够做出一些非常精湛的总结,指引这个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关于这个方面,我们国家学术界和外国学术界这方面差距也是挺大的。我们不大有这样一种积极的学术批评。大概对已有的学术成果没有发表什么,赞美的,溢美的文章非常多,容易写、容易发,真是对,不说他造假,而是这个学术研究存在着哪些不足,或者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提高、发展的余地吧,从这个角度来做学术批评,或者跟整个的学术思潮、现有的学术思路以及怎么能使我们的学术研究更精彩,从这个角度来批评的,这样的文章就很少,而且,好像也不容易发,一发表,就容易被认为是大批判,而且容易,确实有这种倾向就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往政治上面扯,进行批评和批判。当然就更使编辑担心,对于一个文章批评会引起学术大批判。可是我们要是看我们国外同行,他们的那些学术杂志、学术刊物,里面可能大部分的学术批评文章是从这个角度来写的。这种批评对于作者、对于学术界都是很有帮助的,而且也不妨碍批评者和被批评者之间的友谊,也是挺健康的,挺好的,我们怎么从这个方面来弥补我们学术批评的不足,使我们既要避免把学术问题政治化这个倾向,也防止我们现在对学术的现有成果没有太好的、太中肯的一些批评,而是单纯的一种赞美,这种倾向也值得我们学界同仁来考虑,来建设我们的学术批评网。好,我讲完了。

李树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谢谢牛教授。在大家的积极的配合之下,我们讨论的上半场就结束了,后面还有我们几位知名的学者最后的总结发言。
我有一个简单的感想,我看到有这么多学者也好,还是我们的学术期刊刊物的一些主编、专家,涉及到学术批评也好,学术共同体建设也好,我想我们大家能够聚在一起,牺牲周末的时间,探讨一个共同的话题,一方面可能是基于我们玉圣教授个人的影响,个人魅力,一种同志关系,更多的可能是我们这个有志于想以学术为业的人,怎么样把我们的学术共同体建设好。也基于我们中国当下,在我们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里,我们中国的学术所面临的一些生态问题,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关注、一个思考、一种忧虑和一种期望,走到一起来,相关的评论也好,后面还有自由发言的时间,还有几位总结发言,所以我主持的这一段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支持配合,休息几分钟然后,再进行下半场。

(由孙洁琼博士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者审定)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12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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