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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肯:土叙边境难民探访记

发布时间:2017-04-28  来源:未知  作者:学术批评网

尼济普(Nizip),土耳其与叙利亚边境土方的一个小镇,距离已被内战彻底摧毁的叙利亚西北部的全国第二大城市阿勒颇,只有100多公里。

如今,这个不起眼的小镇上大约10万常住人口中,有4万左右是叙利亚人。他们绝大多数是叙利亚内战爆发后,特别是2015年战事不断升级以来,不得不跨过两国边境在此暂居的,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占到了这4万人的一半。

今年2月4日,中国的农历大年初七,笔者与一位同伴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启程,经由伊斯坦布尔转机,抵达土耳其东南部的加济安泰普省。

我们此行的最终目的地,就是尼济普。

“难民”还是“客人”

众所周知,叙利亚内战旷日持久,土耳其方面也介入了冲突,两国边境地区弥漫着紧张气氛。我们身为北京大学在校学生——笔者来自法学院,同伴满园来自阿拉伯语系——并不仅仅为了满足年轻人的冒险精神贸然前往,而的确是有“公务”在身。

我们都是一个2016年年末正式启动,名叫“共同未来”的项目的成员。这是中国国内首个致力于改善叙利亚难民,尤其是因战火流落至该国周边各处的难民儿童境况的民间团体,它最初的成立,主要得益于法律界部分友人的慷慨捐助。

项目成立之初,首要任务是派人前往一线实地调研,搜集必要的一手材料,以利于后续的教育及物资援助等正式行动,并为长期援助做好铺垫。笔者在北大法学院攻读国际公法专业,一直关注叙利亚内战及其难民问题,课余又爱好摄影,熟谙阿拉伯语、土耳其语的满园同学则能确保在当地的沟通交流,于是我们两人便受命组成了这支“先遣队”。

据了解,近年来流亡海外的叙利亚难民总数高达600万,因地缘相邻,土耳其国内局势又相对稳定,选择越境赴土临时安身者约有300万,而生活在尼济普小镇的约4万名叙利亚人,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因土耳其政府加入《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联合国1951年通过)时有所保留,即仅为逃离欧洲的人口提供庇护,据此,近年来大批入境的叙利亚人并不属于土耳其法律上承认的“难民”。在土耳其官方政策中,这些叙利亚人被视作 “客人” ,只能享有“临时保护”。

自2015年起,随着围绕阿勒颇(内战爆发前它的常住人口约190万,比叙首都大马士革还多)的军事冲突日趋激烈,更多居住在本国北部的叙利亚人不得不越境来到土耳其寻找新生活,也正是在此期间,流亡海外的叙利亚人从400万左右激增至600万。这一拨较晚进入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一般不会入住集中管理的难民营,而是直接在普通社区之中生活。类似的流亡家庭,占到了在土叙利亚人口的90%。

为了帮助这些不算“难民”的难民融入当地的生活,原本从事环保工作的土耳其非政府组织YUVA(土耳其语“家园”的意思),于2015年启动了专门的难民援助项目,并在尼济普建立了两个社区中心,分别提供技能培训与社工服务。中心的现场经理霍普金斯女士来自美国,在土耳其生活了28年,她十分热情地接待我们这两个初来乍到的中国学生志愿者,并为我们的调研工作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

无奈的“野蛮生长”

2月4日当天,我们就赶到了尼济普,稍作安顿,很快投入了工作。通过最初几天的近距离观察,并在满园同学出色的翻译帮助下,笔者了解到,来到尼济普寻找新生活的叙利亚人,各自境况不尽相同。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初期便进入土耳其的叙利亚人,一部分已在异国他乡扎下根基,有了稳定的谋生职业,或经营某些产业,可以享受当地的公共资源,如年轻人有机会入读大学等。而那些在叙利亚国内时自身条件本来就比较有限的人,可能还没跨过“语言关”,因为不懂土耳其语而在生活上处处受阻。

尽管多数土耳其人对被迫背井离乡的叙利亚人的遭遇抱有同情,但针对叙利亚人的歧视,特别是两国年轻人之间发生的欺凌事件,却难以避免。

越境进入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面对的最大困扰,还是经济上的拮据。如今土耳其国内失业率高达13%,找工作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件易事。

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叙利亚人,由于逃难途中遗失了文凭,进入土耳其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为了养家糊口,唯有从体力活儿做起,或是打黑工,只能拿到远低于土耳其法定最低工资(每月1300里拉,约合2500元人民币)的薪水。刨去日益上涨的住房开支,每个家庭留下的可支配收入便所剩无几。一位曾经在阿勒颇大学教授阿拉伯语的女老师回忆道,他们夫妻两人在土长期找不到工作,阿勒颇局势尚未完全恶化之前,除了被迫变卖首饰,她还不得不偶尔与丈夫一起冒险潜回叙利亚,到阿勒颇的银行取出校方依旧定期划入账户的工资,带回土耳其用以维持生活。

寄居尼济普的叙利亚流亡家庭经济上的困境,直接影响到了家中儿童的基本生活与教育状况。许多孩子索性走上街头,靠捡垃圾、贩售小商品,或打一些力所能及的零工来补贴家用。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在街头讨生活,意味着这些孩子们被迫在完全陌生的社会环境里“野蛮生长”,变得过于早熟。用“家园”中心一位社工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早已丢失了童年,仅仅是背负着“年幼的皮囊”罢了。更令人难过的是,一些年幼的叙利亚女孩迫于贫困,不得不由家长作主出嫁成为“新娘”,在夫家担当起操持家务的角色——在此之前,叙利亚国内的童婚现象其实十分罕见。

生活在尼济普的叙利亚“小难民”,真正有机会入读当地学校,接受较为完整正规教育的,大约只占到学龄儿童总数的五分之二。他们通常必须等到每天下午3点土耳其学生下课空出教室之后,才能开始上课。而且,根据土耳其政府的最新政策,针对这些叙利亚儿童的基础教育,应当统一采用土耳其语而非他们的母语阿拉伯语。此类“融合”政策令不少叙利亚父母担忧,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叙利亚阿拉伯文化,会在自己的孩子这一代身上逐渐流失。叙利亚家庭一向重视教育,孩子“上学难”,同样是父母们心头一大痛处。

“他/她”有一个梦想

早在2015年下半年,笔者所在的北京大学国际法促进中心已完成了主题为 “欧洲难民危机” 的初步调研。

正如前面已提及的,我们发现国内外媒体上经常大幅报道的涌入欧洲避难的叙利亚人,仅仅是全部逃难人口中很小的一部分——因内战而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接近1100万,几乎相当于叙利亚全国人口的一半,除大约100万人得以进入欧洲外,有超过600万人分别流散到土耳其、黎巴嫩、约旦等叙利亚周边国家寻求庇护。因为远离国际媒体聚焦的热点,这部分更庞大的群体,往往为外界包括中国国内的新闻媒体和民间舆论所忽视。

由于回家的希望依旧渺茫,滞留在尼济普的叙利亚人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尽量过好当下的日子。“家园”中心的大多数雇员与志愿者,本身就是叙利亚难民,他们不少受过较好的教育,性格开朗,与土耳其同事一起,努力帮助自己的同胞在新环境里安顿下来。

就我们所见,中心里的叙籍雇员以及经常参加中心活动的叙利亚人,大都衣着干净得体,尤其是小伙子们,头发打点得纹丝不乱。若不是相处几天之后,注意到他们总是翻来覆去地换穿仅有的两三套衣服,我们很难将“难民”这个称呼,与眼前这些逆境中竭力保持自尊的人们划上等号。

从我们“外人”的眼光看来,每天在中心里来来去去的叙利亚成年人,固然是为了消磨无聊的日常时光,但也希望每天从这里带一点“盼头”回家里。

“家园”中心里设有各种课程,有教师负责讲授土耳其语、英语,也有摄影、缝纫和烹饪等实用技能培训。孩子们可以在那儿玩游戏、绘画、学做各种手工艺品,甚至表演话剧。不过,在一次泥塑课上,有个孩子捏出了一架惟妙惟肖的“战斗机”,这让中心里的大人们感到不安。枪炮与战火,似乎已是这些孩子们世界中的常态。

一位阿拉伯艺术家因为家乡霍姆斯省(位于叙利亚中部,那儿的叙空军基地日前刚刚遭到美军报复性打击)的学校被战火摧毁殆尽,为了家里四个孩子能够继续安稳读书,举家迁到尼济普。如今,他每天都会在中心里教授绘画和阿拉伯书法。

他还跟我们一起“创作”:在我们写好的中文毛笔大字“福”的下面,他用叙利亚的芦杆笔写上了相同意思的阿拉伯语。

他的学生多数是孩子,也有一些叙利亚青年会专程过来练习书法,希望在异乡继续把这一古老的阿拉伯艺术传递下去。

笔者曾把手头那台备用的单反相机借给中心里几位热衷于拍照,又苦于没有器材可用的大男孩。等我取回相机时,发现存储卡里多了不少他们相互拍摄的肖像,照片里那一张张熟悉的脸,似乎比平时又多了几分自信与明朗。

其中一位只有十六岁的男孩告诉我们,他在叙利亚时,曾一度被极端组织分子囚禁,侥幸逃脱后,与幸存的母亲和妹妹辗转来到尼济普。他说,他拿起相机是因为这样一种信念——假若自己凭借努力,有朝一日可以成为一名纪实摄影师,一定要用影像来向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的叙利亚,证明那里的人们大都友好善良,绝不是某些人想象中的,个个都是恐怖分子。

年轻的“家园”社工H(为尊重受访者隐私,此处略去其真实姓名)也向我们讲述了他的经历。叙利亚内战爆发时,他只有19岁,仍在大学念书。2016年初,他不得不中断学业,因为照当时的紧张形势,如果再不走,恐怕会被政府军强征入伍,送上前线。之后整整一年,他和三十多个家庭一起住在大马士革一个由学校改建成的避难所。他当了社工,帮忙照顾那里人们的生活,负责组织各类公共活动。也就在那个时候起,头一次整天跟孩子们打起了交道。

已有4年志愿者经历的H

来到土耳其后,帮助流落异乡的儿童依旧是H工作的重点。每周五他会回到“家园”中心,为尼济普街头上谋生的儿童安排一些活动,比如组织课程来帮助孩子们学习如何得体地与他人交流,并了解基本的社会规则和纪律。作为让他们“不工作”的交换,“家园”中心会为这些孩子提供些许的物质补助。

“己所能及,当尽作为”

在尼济普这个东亚面孔极为罕见的小镇上,我们两个中国年轻人的到来本身,也引起了叙利亚人不小的兴趣。

我们尽自己所能,做了几道中国菜请他们尝尝鲜,试着教他们用毛笔写下自己的“中文名字”。我们发现,尽管颠沛流离,却未完全消磨掉他们身为阿拉伯人的好客天性。除了设法照顾好我们这两位“客人”的起居饮食外,他们也会主动配合调研和访谈,努力回忆起自己那并不遥远的家乡以及和平年代的生活。我们常常能觉察到,他们聊起故土时心中的五味杂陈。返回家乡的那一天遥遥无期,可是从他们的言语中,感觉不到太多的抱怨和恨意。

每次访谈结束,他们也会抓紧机会问问中国的情况,一个经常提及的话题,便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每家每户都有两至三个孩子的叙利亚人而言,他们十分不解的是,在一个人数较少的中国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里,人生的美满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一位刚刚有了第二个孩子的年轻母亲,邀请我们去她家做客时,还抱着自己才半岁大的小宝宝反复向我们解释,新生命为他们带来的深远生活意义,实在不可估量。

此时,笔者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虽然我们来自地理上相隔遥远的两个国度,彼此的认识和了解也不多,但我们分享着一个共同的世界和共同的未来。那些每天为生存和安居而挣扎的叙利亚民众,也是跟我们一样有着喜怒哀乐的凡人;那些与我们同龄的叙利亚年轻人,很多并未因遭遇磨难而自甘沉沦,变成“垮掉的一代”;那些在战火动荡中一天天长大的无辜孩童们,仍然是明天的希望。这也是我们辗转数千里,来到一个完全陌生而且苦难触目皆是的异国边陲小镇,投身“共同未来”项目的意义所在吧。

说起来,这个项目从最初设想到启动此次实地调研,前后经历了一年半的策划与筹备。笔者的师兄、北大国际法促进中心执行主任刘毅强,已利用2016年春节假期之机,先行前往希腊、土耳其两国考察。而当我们结束尼济普之行回国不久,一家在当地联系过的援助中心,寄来了那儿的叙利亚孩子们绘画课上完成的作品。今年6月20日,即联合国“世界难民日”当天,这些孩子们表现自己生活和梦想的画作,将在北京大学展出。

20世纪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先锋、美国最高法院首位黑人法官瑟古德·马歇尔,在总结其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时,曾说过一句名言:“己所能及,当尽作为”(“He did what he can with what he had.”)。笔者在这次为期两周的紧张忙碌的实地调研过程中,也常常用这句话来自我激励。

终于是要说再见的时候了。几位新结识的叙利亚朋友趁着周末,驱车往东六七十公里,专程带我们去看离尼济普小镇不远的幼发拉底河。站在这条早在中学历史课上就听说过的赫赫有名的古河跟前,面对清澈与宽广的河面,笔者才晓得,那些叙利亚朋友也跟我们中国人一样,有着一种发源于各自数千年悠久文化深处的“大河情结”。

我们轻轻捧起清澈的河水,一饮而尽。阿拉伯人有句古谚,“饮下尼罗河河水之人,终究也将回到这里”。我们想,这大概也适用于同样源远流长的幼发拉底河吧。我们由衷地希望,能够再次回到这儿来。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即将赴哈佛大学法学院留学。满园、伍灏殷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北大法学院章永乐副教授的支持。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org)转发 2017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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