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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朝新:面对推土机与强拆——记者陈宝成的乡愁

发布时间:2017-04-24  来源:褚朝新的博客  作者:褚朝新(南方周末记者)


大约有一年左右没见到陈宝成了。曾都在新京报工作,后来他去了南方都市报北京站工作。我去南方周末北京站工作后,他在我们楼下办公,在他的办公室见过一次。寥寥数语,别过后在成都又短暂见过一面,此后再不曾见到。后来,听说他去了财新的《新世纪周刊》。

此后,微博上常有他带领乡邻抵抗强拆的消息。我不太喜欢转发别人的微博,但他呼救的所有微博几乎都转了。不过,三五天后,我以为尽力了、没用了,又悄悄删掉。

今天上午,突然看到了一张他的照片。他抱着一把形似铁锹或锄头的物什,双腿盘坐在马路上。后来我知道,他拿着的是一个二齿钉耙。我至今不知,宝成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武器。旁边,是和他一起抵抗强拆的乡亲和一名闻讯赶到的警察。宝成鼓着腮帮,两眼低垂看着地面,表情有些悲壮。

媒体的报道说:
     挥舞着二齿钉耙,陈宝成冲向一台挖掘机。司机一时间不知所措,巨大的吊臂在半空中左右扭动,发出「嘎吱吱」钢铁的扭曲声。陈宝成站吊臂下对司机鞠躬,嘴里喊着:「对不起了。对不起了!」
    看司机关闭了发动机,陈宝成又扑向另一台挖掘机,依旧站在吊臂下鞠躬。很快,现场的三台挖掘机都被他和村民们用身体逼得熄火停机。
    然后,陈宝成席地坐在马路上,宣布绝食。十多名村民围坐到他旁边。

看完这段,心酸无比。最近数年,宝成都在带领他的乡邻们一起抵抗强拆,数次遭到不明身份者的袭击,多处受伤。他的处境,我很能理解。故乡,是我们无论走多远都无法割舍的。它就在你心里一角,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远一点了思念,近一点了乡间一地鸡毛,让人看着难受。正如宝成,他目睹相邻遭遇不公正的强拆,回到家乡,不仅精神上经受折磨,肉体也受到摧残。

宝成大学时代在中国政法大学学法,毕业后在新京报担任评论员,后来又去南方都市报担任时政记者。一路走来,都在阐释法与今日中国的种种关系。我常叹服,宝成对中国政治局势、高层人士变动等诸多信息,信手拈来,常有高论。文字里,宝成是一个洞悉中国政治的资深媒体人。可是,在自己的家乡,宝成成了一个“钉子户”,他无法靠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保护自己和乡邻,不得不扛起钉耙冲向庞大的挖掘机。

在河南,一群河南籍的记者常常聚在一起,忧叹他们的同乡遭遇的不公待遇。愤怒时聚在一起叫骂,也写一些文章曝光。有人开玩笑,称他们为“豫奸”。我不清楚,这个玩笑是来自河南官方人士还是媒体的同行们。但不管怎么样,他们在河南的遭遇虽然比陈宝成强,但也好不了多少。

在中国,这样的记者不少。他们出身农村,大多数苦大仇深,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好好做人”。长大后,因各种因缘进入媒体成为记者,苦出身注定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嫉恶如仇,对公权力天然保持着警惕。当然也可以想象,这个群体里并非所有人都跟宝成一样,每个人的选择不同,宝成选择扛起钉耙反抗,有人选择了叫骂几句后妥协,也有人选择了与权力媾和谋取个人私利。

我是这个群体里的一份子。自小家境贫寒,体味了诸多人情冷暖,因为贫困遭遇过冷眼,曾亲眼看到基层政府强征税费在农民家里打砸搬东西,我那两个刚刚成年得哥哥,曾因此跟那群看起来像地痞流氓的基层干部肉搏。我及家人也得到过很多好心人如中学时代的多位老师的帮助。这样的成长经历,注定了我对家乡的感情是爱恨交加。

在家乡,我也自有烦恼。2012年的十月,回乡探亲,正遇大旱,池塘泥土淤积,无水抗旱。我愤而在博客上撰文《被遗忘并抛弃的家乡》,涉及抗旱、交通等问题。文章受到关注,老家宣传部长打来电话质问:作为当地人,为何要写批评当地的文章。我至今不能理解,他凭什么认为我做为当地人不能为当地部分农民发几句牢骚。这样的宣传部长,我以为他是十分的无知与愚蠢。以他区区县委宣传部长的职务,找他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反倒会给他带来很多麻烦。不告知他,其实是为他好。他,却不领情,你说恼不恼。

我一介书生,除了能写几篇不咸不淡的文章,再无别的能力,他若能拍着胸脯告诉我他能替农民解决缺水和交通不便的问题,我自然乐得少写一点闹心的文章而坐等他解决这些麻烦。可我知道,他不行,我还得操笔摆弄并不高明的文字,去替乡亲们喊几嗓子。幸好,新任县委书记张汉平看了文章后,很体恤当地民生艰难,敦促相关官员解决了我提出的几个问题。

县委书记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尽管我对家乡仍有诸多的不满;宣传部长不再与我来往,尽管他还在当宣传部长我也还是一个记者。

事情,大概就这样了。我与家乡,也就保持着这样若即若离的关系。

和宝成比起来,我算是幸运的。家乡土地不值钱,强拆距离我的乡邻们十分遥远。没有资源,区域位置并无优势,乡人靠外出打工谋生者多,留守务农的都是老弱病残。穷是穷一些,但没有小化工厂来抢地、污染我们的空气。我,也不必放下笔拿起铁锹跟家乡的父母官们肉搏。

在那些到处都是强拆的地方,乡人家园破碎,仍有一些所谓的记者与家乡的父母官成了朋友兄弟。他们出入官员们的酒局、歌局、嫖局、赌局,与官员们称兄道弟穿同一条裤子。私利得以满足,人模狗样,相邻在他们眼里成了贱民和刁民。

现实就是这样,一个记者若不与权力合作,很容易被官家贴上“仇官”的标签,甚至还可能写匿名信给你服务的报馆的上级部门,说你“偏激”、“反社会 ”。不合作者,如宝成只能扛起钉耙抗争,或者如我被冷眼对待,时刻要提防有挖好的大坑等着自己跳。

有一天,有个朋友在微博上感叹:家乡,再也回不去了。我们这一代,尚能勉强有乡可回,将来,只怕只能是把家乡做别乡、把别乡认故乡了。以上情绪,感同身受。

这,就是我们与我们的家乡。乡愁,已无处寄托。不知道,将来推土机开进我家所在的村子时,我会不会也放下笔扛起锄头。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13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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