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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圣:大学的困境与出路

发布时间:2017-04-24  来源:学术批评网  作者: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我们大家先看一个视频(央视新闻调查《以求是之名》,柴静,关于浙江大学李连达院士课题组造假事件)。 

刚才这个视频,是央视在2009年拍的,当时主要是浙江大学医学院的院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科学家李连达院士课题组学术造假的问题。因为这个造假案的八篇论文是发表在国际刊物上,所以它在国外的影响比在国内还大,又加上它是关于中药药理呀就这样一个非常专门的领域,所以,我们搞人文社会科学的,往往不太关心。可能在这个事件的调查过程中,涉及一些药学后面的企业的利益纠纷问题,但撇开这些问题,我们单纯从事件本身,从央视记者柴静这个细致调查,就可以看出内地高校所存在的大学病、大学问题,基本上都反映出来了。 

大家知道,浙江大学应该是目前国内综合性大学中最好的大学之一。刚才的视频里面有一点不太准确:它说浙江大学“规模最大、学科最全”,这不准确,因为吉林大学规模比它还大,学科比它还全;因为吉林大学有军事学科和专业,它合并了一个军事类的高校,浙江大学不可能有军事类专业;论规模和人数,也比浙大大,现在吉林大学的总人数在8万人左右。 

教育部正在重点投资建设的39所所谓的“985高校”,浙江大学是“2+7”里面的7个之一,这也反映了它的特殊位置。央视的调查说明,李连达院士课题组事件不仅仅是说课题造假,而且还反映了大学学术评价一味追求数量化、高校“学术大跃进”,还有署名但不负责任、出了问题拿某个当事人做牺牲品等问题。大家看到,涉案副教授、贺海波博士作为主要作者之一在国外发表的这8篇论文,其主要数据抄的是他原来读博士生时的导师的,即学生抄老师。在这个新闻调查中,柴静的提问非常有技巧,能够让当事各方自己反驳自己。比如,浙大学院党委书记讲的,与药学院常务副院长讲的,就完全不合辙;博士生、硕士生讲的,与这些领导讲的,也不一样。另外,上至校长杨卫院士,下至药学院党委书记,他们说的话,第一是大、空,第二完全不着调。目前高校的问题,如果通过这个片子,把这些镜头切割开分析,都是一个一个问题的症结。做一个“病理学分析“的话,应该说非常有解剖意义的“病例”。 

关于高校的问题,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现在这三十多年特别是最近十多年出现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针对这些“大学问题”,在学术界已经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比如说,北大的陈平原教授贺卫方教授、张维迎教授、北京理工大学的杨东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的熊炳奇教授、上海华东师大的许纪霖教授,还有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都写过一些非常好的评论性的文章,陈平原、张维迎、丁学良三位教授还有专著。一些学界老前辈,特别一些在80年代、90年代做过大学校长的,像武汉大学的老校长刘道玉先生、华中师大的老校长章开沅先生,长期做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现在创办南方科技大学的朱清时院士,还有我现在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的老校长江平先生,他们都写过一些非常好的文章。刘道玉先生的著作,更是一版再版。 

大家知道,今年政法大学60周年校庆的时候,当时江平先生作为教师代表有个8分钟的发言。据说校方在商量要不要请江平先生作为教师代表发言的时候,曾有过争论。校党委这一块,主要领导是不赞同江平先生发言的。但是,老师们提出来,江平先生是法大的一个“神”,校友们回来,主要是想听老校长讲讲话;如果江先生不能作为教师代表发言的话,很多校友可能就不来了。最后,在校长办公会议上确定,还是由江平先生代表教师发言。为了发言不至于引起大的问题,据说还让主管校长跟江平先生事先沟通,其中有些词是不能讲的,比如说民主、自由、法治。这就很有意思,政法大学的校庆典礼,不让讲民主、自由、法治。到了校庆典礼仪式上,江平先生讲演的时候,确实没有讲民主、自由、法治,应该说是履行了口头要约。但是,江先生在讲到5分钟左右的时候,讲了如下为时大约两分钟左右的这样一段话:“大学应当是独立的、自由的,就是人格的独立和学生的自由,这是大学的灵魂所在。没有它,大学就没有灵魂,大学是学术机构,应当去行政化。去行政化应当首先解决领导体制,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还是校长负责制,这是应当允许公开探讨的。二十多年前,我们学校已经准备实行校长负责制,后来因为发生了那场政治风波,就改成了现在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我们今天应当认真来思考这个问题,究竟在现在的情况下,实行校长负责制还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应该允许来公开来探讨的。学术应当有自主权。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事业单位的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自主权,只有大学真正实现了去行政化,才能迈向真正的大学人格独立。大学是学术机构,学术应当自由,自由必须有包容精神,现在学术的包容精神比以前要宽容得多了。但是在学术研究的课题上,仍然存在着包办过多,包容不足的现象。这也是需要我们来逐步完善的。只有打破了学术禁区,才能实现学术自由,也只有打破学术垄断,才能实现学术自由。”就这么短短两分钟的发言,当时主席台上还坐了一些领导。上午开完校庆会,据说下午教育部领导就把政法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叫去谈话了。江先生八分钟讲演的视屏,还有文字稿,当时就有校友整理出来,即时就上传到网上了,引起一片叫好声,不过,在各大门户网站都找不到,全给屏蔽了。这里面,“敏感”就敏感在大学的领导体制问题。讲学术自由没问题,讲人格独立没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温家宝总理都已经反复地讲过了。但是,大学的领导体制问题,也就是是校长负责制还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十多年来,特别是在各大学校庆庆典仪式上,还从未有人公开讲过。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呢?这说明,在高校,大家都知道问题在哪里,但这个问题很敏感,私下讲可以,公开发表出来,就不允许了。 

大家知道,国内有许多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各个师范大学,特别几个重点类的师范大学,都有高等教育研究所,他们的教育学院或教育系有很多人是从事高等教育的,包括北大、清华也设有高等教育研究所。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真正对目前的“大学问题”讨论得比较透彻的,还不是这些从事高等教育学本身研究的,都是在大学里面从事其他学科教学或研究的。 

我本人没有专门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但我从1988年研究生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大学里工作,应该说从1981年读大学、1988年开始工作至今,也算基本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高校的变迁,包括大规模扩招、大规模建设,论文、著作数量的急剧扩展,还有层出不穷的高校学术丑闻。 

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些年关于大学教授题材的小说出版了若干。一本是北大的法律硕士张哲写的《桃李》,杨绛先生评价很高,认为这是一部现代版的围城。这本书是最早的一部严肃地反映高校学者群体的一部长篇小说,据说这里面的角色原型基本上都在北大找得到。另一本关于教授题材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叫《所谓教授》,作者史生荣,是甘肃农业大学的一个老师,是最早用“所谓教授”作小说书名的。这本书的主人公原型据说是西安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也是985高校。这里面有一句名言,后来大家都流传开了,就是所谓教授,“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兽”,是其中的一个女孩对她的副校长说得。北京一个很有名的作家——邱华栋,也写了一本,书名就叫《教授》。其中的两个主要角色,一个是学人文的,一个是学经济的。邱华栋既是《北京文学》的编辑,又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作家,这本书写得很严肃。史生荣还写过一本《所谓大学》。还有的叫《教授横飞》,等等。当然不止这些,我手头收集的大概有十三、四本了。看了这些以教授为题材的小说以后,觉得教授都很不堪;做教授的,也有些不好意思,难为情。 

最近网络上有一篇12月13日上网、但现在基本都找不到的文章,叫《一朝忽觉惊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副标题叫《衣俊卿小n实录》。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看过,接近12万字。这篇网络长文的作者是常艳,人大的博士,山西师大的一位副教授,在中央编译局去年入站,做博士后。应该说这篇文章,它的别名叫《中央编译局言情录》,写得很有意思。因为它完全都是真名实姓,时间具体到分,地点具体到房间。如果这一篇网文再稍微加一点东西,演绎一下,20万字左右,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的反映当下学术生态的一个长篇小说。13日登出来,基本上到15日前后,就被删得没有了,而且打开百度快照都找不到。这篇长文的前两部分,我觉得相对还有点“公共性”,所以我把它变了一个不那么色的标题,叫《一个博士后和局长的故事》,分上、下两篇,转发于学术评论网。我是15日转发的,18日下午4:30北京市新闻办的工作人员就打来电话,就被要求删掉了。后来何清涟在境外的一个网站曾经有过一个评论,马克思主义思想生产工厂,出了这个情色故事,恰恰是一个最大的讽刺。因为她是评论,开头就点到这篇博文的全部名称。后来北京市新闻办昨天又打电话给我,她说“杨老师,麻烦你再把这一篇删掉”。我说“18大之后,这么开明、开放,我这一篇评论为什么要删掉呢?”她说“因为这篇评论里面涉及这篇网文的名称”。我说“这是一篇评论,怎么可能不涉及呢?”她说“作者发声明了,说这是一篇小说”。确实,常艳博士在16日发过一个声明,说她这是小说,是处在抑郁状态的时候写的,对有关人士造成了伤害,表示道歉。但是,我们看这篇网文的第一部分,她说得非常清楚,她说这不是小说,这就是纪实。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我们姑且不论,但即使是小说,它有时间、地点,有人物,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很多人说,这个故事比莫言讲的好多了,莫言的魔幻主义写作业没有这个“魔幻”,所以,有的网友说,“莫言不如常艳”。中央编译局的全称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是中央研究这一块的龙头重镇,甚至是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一个中心。常艳的小说的主角,曾经担任过黑龙江大学校长,但就是这么一部“新儒林外传”,连在网上也被遮蔽了。 

回到我们的论题。三十多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多年,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高校的数量,从学校的数量、规模到招生人数,到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校的数量,还有发表论文的数量等等,确实如官方的说法——“跨越式发展”,用我们老百姓的说法,叫“大跃进”。 

我查了一些数据,这些数据也不一定准。按照教育部公布的2012年有资格招生的学校名单,我们现在一共是2492所,其中本科类院校是844所,在这844所里面有39所是所谓的985工程,是985期间国家重点投资建设的;有个2+7,2+7后面还有30所,2指的是北大、清华,这是国家财政部全力投入的,7所大学的钱是中央和地方共同投入,额度大;剩下的高校,也是中央和地方投,但额度要小。不管怎样,985这39所高校,打个比方,就类似于内地高校的“国家队”。包括这39所在内,在这2492所高校里面,在985之前还搞了个“211工程”,就是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高校或专业,现在实际上已经突破100所了,据说是109所。除掉这一百多所,那就意味着中国内地还有2300多所高校。在这2300多所高校里面,有1400所是民办高校;在这1400所民办高校里面,有300所是本科,其他就是职高等等。应该说,高校数量已经很大了。 

就高校的总数来讲,我们还不如美国。美国现在有4000所左右,我们是2000多所。但是,我们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校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了:我们现在是330多所,美国是253所。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从2009年开始,也超过美国了。所以,我们现在是世界上生产博士学位的第一大国。截止2010年,我们一共授予博士、硕士、学士学位2100万。在这里面,博士是33.5万,硕士是237.2万,学士学位是1830万。不过,我自己对这2100万有个怀疑,因为不可能凑这么个整数,我对这个整数是有怀疑。另外,中国现在在民间究竟有多少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获得者?这是个问题。为什么统计不出来?因为大家知道这其中有“假的真文凭”、“真的假文凭”,还有越是好的大学办的越多的课程班、研究生班、博士生班。所以最近的两次人口普查,普查不出究竟有多少人获得相应学位的,当然中国人口有多少都查不出来,也是一笔糊涂账。有一些倒了霉的高官,比如说前些年被枪毙的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先生,事后说他的学位是假的。据说,胡省长的硕士学位“真假混体”:证书,据报道确实是买的,但上面盖的章真是北大的,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胡长清是出事了,所以我们知道了他的文凭问题,他要不出事的话,就只有天知道了。 

还有一个因素,除了普通高校以外,我们还有特有的另外一套系统,就是从中央党校到各省、市党校,他们也办这种研究生课程班。除了国民教育系列的,就是教育部承认的,还有一些他们自己办的,他们自称是“地方粮票”,就是在党政系统升迁的时候,可以承认是研究生学历。所以,大家看,包括十八大这新一届领导集体,有很多都有研究生学历,有很多是中央党校或者是各省、市党校毕业的。所以,中国究竟有多少名符其实的,就是经得起的教育部查证的学位,可能是个迷。 

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是有这样一个数据:我印象是《光明日报》2003年7月登过一个报道,说教育部有一个学位认证中心,我们现在很多求职的,有的评职称的,需要到这个中心去认证。其中,有胆量拿着自己的学位、学历证书去教育部学位认证中心认证的,有24.8%是假的。这就是说,还有很多是没有去认证的。 

我们现在全国高校在籍的学生是2500万,世界第一。大概2012年的毕业生总数超过600万。各高校往往宣称90%左右能就业,但我有一个怀疑,为什么?我们所谓的就业,是指毕业生在半年之内把档案关系转走,包括出国的、自谋职业的、考研的,都算就业。而大家知道,现在考研变成另外一次“准高考”,成为学生改变本科毕业就失业的另外一种渠道,相当于“缓期执行”,死刑的缓刑。所以,真正的高校就业率是多少,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但有一点,所谓的90%就业,肯定是假的,包括这些名校在内,每到毕业季的后半年,都是学生最焦虑的时期,也是那些院长们、处长们、校长们头疼的时期。就业率的问题也反过来印证了高校教育的问题。 

我打一个比方,大家知道,法学是最近十多年非常热的一个专业。我们现在全国有640所左右的法学院,我们还有5所政法类的大学,还有若干个政法学院,原来各省的司法干部培训学校改的。从2007年开始,按照一级学科划分,法学类就是指法律专业类的,因为我们中国的法学是大法学,包括政治学、民族学、人类学、党史、党建、革命史、国际共运、国际政治都算。我在这里指的是法律专业,按学科划分,倒数第一。一个这么热门的专业,而且考法学的学生相对来讲都是在高考里面考分偏高的,而且恰恰是我们各行各业都需要学法律这种学科背景的人才,尚且就业率倒数第一,那么别的就可想而知了。这里面也反映了“大学问题”,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讲了。 

我曾经写过三篇文章,一篇是《大学“去行政化”刍议》,一篇是《高校科研“去GDP化”刍议》,还有一篇是《高校学术评价“去SCI化”评议》,已经发表在2010年度的《社会科学论坛》杂志。在这里就不再展开了。我想简单谈几个问题,引出话题,供大家来讨论。 

一个是大学异化与大学病。在我看来,大学异化与大学病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大学衙门化。在座的可能也有一些老师在高校任教,即使不在高校任教,我想大家也都是从大学里走出来的。就我自己的感觉而言,我是80年代初读大学,80年代中期读研究生,80年代末工作,到现在这30年,明显感受到高校规模、招生数量急剧膨胀的同时,大学越来越衙门化。衙门化的标志就是,教授都成了官员了,官员都成教授或者研究员了。我举一个例子,在2400多所高校里面,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园可能是最小的,或者最小的之一。就211高校里面,政法大学肯定是校园最小的,无论是学生人数还是教职工人数,肯定是属于最小的那个系列。我们现在在编的教授可能有240个左右,但在这240个教授里面,至少有190个以上是副处长以上的干部,至于叫处长、副处长,还是院长、副院长,或是书记、副书记,还是校长助理,另当别论。在大学里,很少再遇到“张老师”、“赵老师”、“李老师”了,都是“张院长”、“赵书记”、“李处长”了。因为中国是喜欢冠以官衔相称的。同样的道理,高校那些搞行政的、搞后勤的,都当了管理研究员、政工研究员,这是中国特有的大学现象,因为不好标上是政工研究员或者管理研究员,就一律在名片上印上教授。过去说,“校长一礼堂,处长一操场”。那本来最早是形容北大的,因为北大行政办公楼原来是西门那个楼,楼不大,前面的操场也小,它的礼堂也很小,北大又大,北大的各个衙门,用他们一个老教授的说法,他们是中共中央有什么,北大就有什么。比如说北大有一个政策研究室,别的高校就没有政策研究室,为什么北大有呢?因为中共中央有个政策研究室,国务院有个政策研究室,所以北大也要搞个政策研究室。因为它的礼堂很小,操场也很小,所以“处长一操场,校长一礼堂”。但是,各高校的操场现在越来越大,礼堂也越来越大,不过,“处长一操场,校长一礼堂”也确实成了各个高校的共同景观。 

现在一般的高校,还有一些高官到这些名牌大学当院长、当教授,特别在最近10年非常明显。有一些确实是从高校里面走出去的,特别民主党派那些人,当了政协副主席、副委员长,但他们一旦到了在我们国家所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之后,他的政治待遇不一样了,社会地位不一样了,同时他的角色也发生变化了,但这些人仍然回到学校当了院长。你们知道,包括北大在内,他们的院长都是处级,清华也是,尽管他们的校长、书记是副部级,但这些已经位居副总理以上职位的,还在名牌大学当院长。他们不但兼着院长,还在各个高校带博士生,其中原来北师大的一个副校长,后来当了民主党派的主席,成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搞语言学的,大家都知道,当副委员长的时候,同时还在北师大担任着一个对外汉语教学学院的院长,在北师大、华东师大、浙江大学、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至少这四个单位带着30多名博士。现在退下来之后,又在北师大成立了一个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不知道这个名字怎样翻译成英文,同时还是山东大学的儒学高等研究院的院长。这可能是比较有代表的。 

我们说大学行政化、衙门化,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跟原来学校的定位,跟大学本身,跟学者本身的角色都发生冲突。大家知道,真正的学者就是陈寅恪先生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学科,真正能够成就自己的学术事业的,往往是有个性的。大家知道,一个学者,哪怕是人文学科,有个性的学者,一旦进入行政序列,比如说当了院长了,当了处长了,怎么还能够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不是找死吗?因为在官场上强调的就是“官高一级压死人”,强调的是执行力。另外,中国的官场,特别是最近20年,就是文山会海,就是送往迎来,就是吃吃喝喝。大家想,一个人的时间是定数,他怎么可能又去开会,同时还要做研究?所以,这些年大家看到一个现象,一方面我们的学生招生规模接连翻翻,但数量膨胀的同时,大家公认,教育质量滑坡。原因很多,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很多很优秀的教授,被圈到了大学行政体制。而按照当前学校的行政体制、评价体制、考核体制,凡是副处长以上的干部,所谓的“双肩挑”,都可以减免一半的教学工作量。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学生哪怕在一个名牌大学读书,读四年,很可能没有机会完整地上一个名教授的课,往往这个学者跟另外一位年轻教师或者他的学生,联合开这门课,他就讲他的导言,再讲一次课,他就不讲了。这样工作量就减了一半。然后学生再分他一半。这样不但合格,而且还有可能是优。大学知道,在大学里面,离开好的师资,怎么可能把学生培养成才? 

第二个问题是大学商业化。大学商业化与原来教育部倡导的“教育产业化”有关,如果没有教育部的倡导,各大学不敢那样放开干。大家看看《参考消息》,看看《新京报》,这都是很严肃的报纸,更不要说别的报纸了,越是好的大学,办的创收班越多。大家知道,我们的大学,从原来的师专、专科院校升格到本科的一般院校,到北大、清华这样的名牌,都是我们纳税人、都是国家财政办的大学,应该说这些大学都是国家的一份无形资产,但是这些大学,特别是那些名气大的大学都把这份无形资产“变现”了。刚才我讲了,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文凭获得者的真实数字,就是因为大学“卖”了文凭。你可以看看,越是北大、清华、人大,办这种班越多。这样一来,高校就成为“文凭生产工厂”,学位“注水”。所以,我们的学位不值钱。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三个问题就是大学“养鸡场化”。在座的不一定有这样的生活经验,但你们知道,我们现在的鸡都不是散养的,都是在大棚里面,24小时开着灯。鸡比较傻,它分不清是白天、黑夜,因为有光亮,它就拼命吃食,拼命长,再上激素等等。原来可能要半年鸡才能够成年,现在可能40天就可以了,所以,如果突然打一个雷,就可能吓死一批小鸡,为什么?它个子长大了,心脏还没长大。为什么我们现在吃的鸡肉不香了,鸡蛋不黄了,就是“养鸡场化”的后果。我觉得高校里面的大学生培养,也基本上是这种情况,放养式,没人负责,没人管,特别是很多高校新建了校园之后,老师与学生除了课堂上讲课之外,基本上不会见面。过去我们读书的时候,一不小心可能就碰到自己的老师。你在未明湖转转,看到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可能不起眼,他(她)可能就是一个泰斗。现在不可能了,因为老师们都住在校外,越是建了漂亮的新校园的,这种情况越严重。过去我们都是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一起上课,现在往往是几百个人上大课,完全像是喂鸡一样。当然,这与高校规模扩张有关系。 

另外,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各大学的行政办公楼往往是最漂亮的。即使不是最漂亮的,里面装修也是最豪华的。像北大、清华,他们的办公楼装修基本上是四星、五星级的,但很少看到一个大学最近20年盖新的图书馆。大家知道,在大学里面,除了老师以外,最重要的一个有助于学生学习、成材的,就是图书馆。如果老师是有形的,图书馆的图书就是无形的,但是,现在做不到。 

第四个问题就是大学“意识形态化”。大学意识形态化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我们开设的课程,政治课“马毛邓三”,现在又搞了一个“马工程”。很多课程用通编教材,中央投了大量的钱,教育部整合了全国的学者资源来编这些教材。大家知道,我们在五、六十年代,当初曾经向苏联学习,组织编了一批统编教材。那个时候基本是以苏联的教材为模块,然后改写,再加上一些中西交流的、中国有关的,编成第一套教材。那一套教材,应该说编者都还是各个领域的老前辈,都是当时有真才实学的。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这么明确的,比如那时候至少没有冠上马克思主义XX。现在不行了,现在都要扣上一个总帽子——“马工程”。所以,贺卫方教授就调侃,你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你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行政法”,但是你能搞一个“马克思主义犯罪学”吗?犯罪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科,对吧?包括监狱等等,你也不能搞个“马克思主义监狱学”。但是,我们现在就在搞。 

说到底,这就是对大学的一个定位问题。如果在我们目前的党国体制下,在团校、党校推行这个,我觉得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因为它本身就是干这个的,包括中央编译局,对吧?但是,在大学里面也要推行这个,可能就有问题。现在大学里面,学生的学风不好,抄袭、剽窃,有很多原因。原因之一就是第一学期就要学这些课,学生又不感兴趣,老师教得也不感兴趣,最后怎么办?抄袭。所以,现在“马毛邓三”这样的课程,学生作业95%以上是抄袭的,抄成习惯了,等到大二真正进入专业训练的时候,不抄已经不行了,就像小偷,偷一次得手后上隐,最后不能“洗手不干”了。大学怎样还原为大学本身,为国家培养公民、储备人才,而不是意识形态一个紧箍咒?这可能是个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大学异化、大学病?“大学问题”的出现,我个人觉得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党来办大学。大家知道,这些年我们对教育部的批评是最多的,而且中国唯独教育部可以批评,你指着周济的鼻子骂都没问题。袁贵仁部长是很厚道的学者,很多人也批评他,因为他当部长。但是,大家要知道,教育部只是一个台面上的角色,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是中央最高层来决定的,教育部肯定不能说了算。所以,现在有一只“无影手”操控大学,不放心。过去是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现在不这样说了,但实质上还是没有放开,高校体制中唯独有点松动的,就是出版社。过去对于出版社,也是当意识形态的一个园地,现在转了观念,搞文化体制改革,就把出版社转成了企业单位。唯独就这么一点变化,别的还没有。所以,我们看任何一个大学,我在2006年的时候与凤凰卫视曾子墨有一个对话,还不错,没有掐掉,播出来了。我们要建世界一流大学,我说哪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由政党做一把手,对吧?我们这些年的改革,很多都是向美国学的,但都学的是皮毛,真正的学术自由、大学自主、教授治校并没有学到。很多朋友说我说得大胆,其实也不是,谁都知道,无非是现在媒体发不出来,尤其是电视播不出来就是了。 

我们现在的高校叫“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往往异化成党委书记来负责。为什么各高校的人际关系很复杂?往往是因为党委书记与校长这两个人先斗,最后谁硬气、谁霸气,谁说了算。比如说纪宝成先生做校长的时候,人大的党委书记就没有什么权力。原来北师大有一个姓方的校长,他做校长的时候,就牛。后来他做完两届校长,因为不能做第三届,又做书记,还是牛。所以,并不见得党委书记牛,因校、因人而异,但无论如何,他们中间总有内斗,最后有一方败下阵来,掐来掐去。有的甚至同归于尽。但不管怎样,在目前这种体制下,党委书记管干部,组织部管干部,人事部门是办事。所以,我们现在一个大学就是一个政府系统,党委、团委、行政、工会、妇女、民主党派,应有尽有。现在任何一个大学,只要是新学年第一次开会,说是要副处长以上参加,那真的是一礼堂,一点都不夸张。因为还有不少人没有实职,但是处级待遇,也要去开会。在大学里,在党和行政占主导地位、操控一切的情况下,教师也好,学生也好,都是配角。本来,学校里面最重要的是学生,因为有了学生,才有了教师;因为有了学生和教师,才需要有人提供服务。应该说,无论党还是团还是行政,都是为师生服务的,这应该是正常的分布状态。但现在呢?正好反过来了,党第一,行政第二,然后是老师,最后是学生,最重要的被压在最下面。而学生里面,最近十多年,通过发展党团组织、学生会,也让这些学生过早地进入名利场或官场。有过大学里的经历都知道,从团的到学生会的学生,都叫“学生干部”。你想,从小就养成了官僚习气,为什么大家对这些“学生干部”印象不好,对“团干部”印象不好,与这些问题有关。 

我查了一个数据,到2010年的时候,全国2549所高校,有 2429所建立了党组织;全国高校有校级党委2345个,那就意味着有2345个党委书记;其中有37个或39个是副部级,还有1000来个是厅级,还有1000来个是副厅级;院系党委4898个,那就有4898个处级的院系党委书记。大家知道,我们国家这些年,特别是985计划提出之后,对高校的财政拨款是很多的,但是,学生和老师并没有感到自己的福利——比如说教师的收入,比如说学生的奖学金——有明显的改善,为什么?很大一块就被一再扩张的党、团、行政资源给占了,而这一块是不是需要呢?在大学,这可能是一个问题。 

据一份材料报道:截止到2011年,高校学生党员超过250万,我们有2500万左右的学生,那就是说有10%是党员,据说超过每年新发展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这些年盲目地扩招,扩大规模,大跃进。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我们跃进到什么程度。现在高校的文科教师大概在30万人左右,每年发表的文章超过30万篇,出版的所谓著作超过2万种,这是文科。理科的问题一点都不亚于文科,刚才大家看视频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文科生对于搞理科的、工科的、医科的,一向是觉得很神秘,很尊重,但现在看,最近十多年,高校搞理、医、工、农的问题一点都不比我们差,无非就是那些数据、模型唬人而已。 

前两年报道的井冈山学院的两个讲师,在美国的一个好像叫《晶体物理》的杂志上发表了78篇论文,事后证明都是假的,都是抄的。黑龙江大学一个教授五年之内在刊物上发表了200多篇文章。据说那个刊物的作者主要是中国大陆的,三年之内发表了15000多篇,一半以上是内地高校教师。大家想一想,有没有这个必要?刚才视频里面讲的SCI,SCI本来是“科学引文索引”,是美国人创办的用来供图书馆参考订阅刊物的时候对刊物的一个评价体系。但是,到了中国,特别是中国科学文献所按照SCI刊物发表论文的数量统计排名的时候,南京大学连续10年排名第一,超过北大、清华,由此就引起了一个SCI热潮。我们很多高校,据说特别是外地的高校,发表一篇SCI刊物上的文章奖励一万,甚至更多。有的地方高校的人摸准了这一条,拼命地在那些刊物上发一到两个页码的文章,那也叫文章。有的达到每年上百万的所谓的奖励,号称“SCI专栏作家”。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所长叫李国杰,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院士曾经专门写文章探讨SCI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他曾经在一个小规模的研讨会上说,SCI在中国已经异化成了一个stupid Chinese idea。美国还有一个SSCI,也就是“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我们现在很多高校的文科管理者把这个SSCI也神圣化,但是SSCI主要以美国的刊物为主,还有英国的一些杂志,中国大陆的一本都没有,台湾省有一本,德国据说有五种,俄罗斯有三种,就这么一个以美国为主的社会科学刊物的检索系统,在我们内地的高校文科评价体系里面被拔高到很荒唐的地步。有的学者也就上有所好,下有追求。不是说在这上面发文章就比权威还厉害吗?他就发,所以他在国内的刊物发不了文章,就在国外发了,破格评了职称了。教育部委托南京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制定了一个CSSCI,现在教育部在全国高校推广。无论是评项目、评奖、排名都以这个为准,各高校也跟着教育部的指挥棒转,以这个为准。所以,我说这个CSSCI就是Chinese stupid stupid Chinese idea,南京大学的社会科学领导很恼火。我曾经写了一篇小短文叫《炮轰CSSCI》,结果他们要告我,还好,后来没告。 

第三个问题就是学术生态恶化。高校已经不是高校了,你说它像什么都行。大家看看高校里面的高档轿车,应有尽有,特别是北大、清华、人大,政法大学的学校很穷,但是那些搞部门法的老师很富,最高档的车应有尽有。北大到了周末都是高档车,所以很多人开玩笑,说北大不是Peking University,是Parking University,是停车场,都是高档车的停车场。因为办那些EMBA等等班,老板们都去了。所以,在高校里面,真正的学者完全边缘化,你要么进入它这个体制,从副处长做起,一步一步像钓鱼一样,把你钓上去,通过项目、评奖,三六九等。 

大家一定看过贺卫方教授写的那篇《三六九等说教授》。教授本来是最排斥这种人为地三六九等的,但是我们现在教授真的是分了N级。我别的不是很了解,美国我相对熟一点,美国人拿到那个tenure之后,哪怕是非常有名的大学聘的教授,到70岁时,都要退休,没人不退。理论上是可以终身干,因为他觉得到70岁还不退休,还不享受享受生活,就对不起自己了。中国形成了一个怪象,因为我们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不退休的,副部级待遇。很多学校,文科也效仿“院士”了搞起了“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的大学搞了“终身教授”、“资深教授”,到了八、九十岁了还不退休,还带博士生,还作为榜样的力量宣传,说哪一个老先生到了90多岁还带着博士生。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到了90岁了,还能花几个钱,为什么还不享受享受生活?但这就是目前高校的一种状态。 

我简单提一下大学改革与突围的三个思路。 

第一,政学分离。在高校,学术就是学术,从政就是从政。在当前党委系统还保留的情况下,做党的工作也行,做行政系统也行,做团的系统也行,但是不能又做党政的领导,又做教授。所以,我曾经提出一个思路,是2003年在《求是内参》的文章提出来的:当了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以上的,就不再搞教学、不再搞科研、不再带研究生了。如果你觉得当教授好,那你辞掉那个,让教授成为大学的一个主体。比如说政法大学,240个教授,假如是200个教授,还有40个教授不愿意当教授了,做行政也可以。但不能说这200个人既是教授又是行政领导。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分工,不要把角色混乱了。 

第二,教育家办大学。连温家宝总理都说了,应该没有异议。 

第三,让大学回归大学。 

我有四点初步想法:一是985高校凑到40所,因为中国喜欢凑整数。现在像华东师大、中国政法、民族大学都还跃跃欲试,凑到40所。这40所大学“国立化”,财政部进一步加大投入,让教授们有足够的薪金收入,不用到社会兼职了,让他有充分的尊严安心做教学、科研。但有一个前提,你得好好做教学、科研,服务社会,培养的学生,特别是这40所国立大学的学生,不能一毕业就失业。 
我觉得现在大学问题最紧迫的就是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的问题。这形成中国现在最大的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二是除了这40所之外的60所到70所211高校,“省立化”,各个省、市设立大学,也是那样各省市有的是钱,集中精力办好一个大学。 
除了211、985之外的2200多所大学,自谋出路,要么社会办学,要么转成私立、股份都行,地方政府愿意财政拨款也行,但不能是现在这一种都给它行政级别,副厅级,厅级,让它回归大学本身。 

第四,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虚体化”。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养着这么庞大的科研机构,花费那么多钱。中国科学院(十多万人)也好,中国社科院(上万人)也好,各个所就是一个衙门,所长就是一个正局级干部。大家想想有没有必要养这些专门的衙门?而且,因为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都是部级,与教育部平级,而且其院长都是副委员长,还不服教育部管;教育部在研究生与学位教育问题就卡它,因为名额在教育部手里。事实上,教学也好,科研也好,都是需要跟学生来对接的。如果没有教学这个环节,纯粹搞研究也是一个损失。所以,我觉得最好的一种模式应该是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结合起来。这样,把科学院、社科院的相关院所合并到相关的大学,既加强了相关大学的实力,又不养那么多闲人。这有可能在体制上是一个创新。    

在目前党团系统还不太可能退出高校的情况下,从一些技术性的环节切入,至少有一些工作是可以做的。比如说,高官不要在大学里面兼任院长、兼教授,踏踏实实做好公务员;要是觉得当大学教授好,当院长好,那就辞掉那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同样道理,在大学里面,政与学分开。这里面最大的难题还是江平先生提到的问题,校长负责制还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大家知道,台湾在过去也是国民党在大学里面是中枢地位的,但后来在蒋经国时代,党团从大学里面退出来。既然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也是华人世界,那么台湾的大学能做到的,大陆的大学也应该能做到,但是很难,因为涉及到巨大的利益集团,涉及到我们目前的体制问题。 

(以上是讲演内容;以下是对评议的回应)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讨论,人不多,但来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专业、学科背景,特别是还有大一的新生,对此我确实是没有想到的。天则所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品牌,独一无二。能够有机会来跟大家交流,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刚才有朋友谈到经济学、国营企业,我觉得确实是,对大学,不能按照投入-产出的经济模式,办公司的模式去办。但是,国营企业的改制,刚才我讲的大学就是公立大学,对于公立大学的分流,应该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思路。 

为什么我说要把大学分成三大类?我们国家,从财力上讲,外汇储备第一,无论是财政部还是各省市的财政厅,完全有财力把大学养起来。但事实证明,就像我们国营企业办不好、没法适应市场、没有竞争力、没法生存一样,无论是以党还是国家的名义来办大学,它最后也办不好。办不好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我觉得全国600万大学生真正就业的,可能200万都不到,因为大多数都出国了、自谋职业了、考研了,有的甚至是跟学校签个假的协议,把档案拿走,放到交流中心。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重要?就是我们的大学扩招,本来是为了适应六十年代人口高峰这一代人的孩子的出路,应该说也是“维稳”的一部分,至少不让他们成为社会的动荡因素。但是,从90年代后期,1999年大规模扩招以来这十多年的结果证明,它走到政策的反面了,就是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不能就业。当然不是北大、清华这样的,这些学校的学生基本都到美国去了。我们现在有150万留学生,北大、清华成为美国吸收美国以外的留学生最主要的生源的高校。这里说的主要是那些地方类大学。 

我们国家高校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专业热,就办什么,一窝蜂上。比如说法学热,就办法学。很多高校连基础课程都开不出来,而法学这门课程是法言法语的,老师都没受过科班训练,怎么让学生入门呢?艺术也是这样,这些年除了艺术类高校以外,很多高校也办这样的艺术专业,因为它收学费高。结果,艺术生毕业不能就业。 

如果说国营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销路是积压仓库、然后让资金链出问题、让国家来买单的话,那么每年批量生产的600万以上的大学生,无论是有多少不能就业的,这些人高不成,低不就,特别是从中小城市、从农村出来的,不愿意再回到中小城市或农村,无论是“北漂”还是“南游”,找不到自己的人生定位。而这些人不是产品,是活生生的人,而且无论受到的高等教育的质量如何,大学生有了权利意识,有了自由意识,所以将来一旦遇到风吹草动,我觉得这就与89年不一样了。本来是为了维稳,现在倒成了它的反面,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大问题。 

大学分类发展的好处就是,“国家队”(“国立大学”)从科研上能够真正引领中国的学术潮流,真正能够拿出拳头产品来,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的高等教育水准。因为哪怕是美国这样有4000所高校的国家,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也没有100所名符其实的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美国任何一个排行榜,它的前30名与它的第71名到100名,差距也非常大。美国的前30所大学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旗鼓相当,很难说谁就比谁更牛,因为学科各有差异。中国因为现在已经有了39所“985”高校了,但是严格地讲,如果要比的话,也没法比。北大、清华,就是两个巨无霸,浙大、山大、吉大、武大,就是人数多,规模大。谁跟吉林大学比过规模?整个长春都在吉林大学里面,6个大学合并的。中国的大学这种分层发展可能会化解大学的危机,化解因为高校扩招带来的政治上、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另外,让大学恢复自信,让社会对大学恢复信任,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对中国的大学还有一点谨慎的乐观。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民国的时候,内忧外患,但无论是公立的北大、清华,还是私立的南开,还有教会大学的辅仁、金陵等等,都是当时非常好的大学。特别是当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北大、清华、南开合并创建的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迹。现在学者们都在研究民国大学的遗产,这完全是中国本土经验,完全可以借过来的,那个时候也有政党。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民国的传统接续下来呢? 

第二个方面,现在高等教育开始出现裂缝。比如说深圳市办的南方科大,比如说华东师大与纽约大学办的纽约大学上海校区,另外宁波的伯明瀚大学校区,这些新式大学已经在我们现有的大学体制中打开了裂缝。 

还有就是现行体制下海峡两岸四地中的香港、台湾、澳门的大学,对于内地生源在招生方面的刺激,还有他们开始挖内地的教授过去。特别是香港、澳门,已经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虽然海峡两岸政治上还有问题,但是台湾也开始承认大陆的学历了,它也向大陆学生开放了。我觉得港、台、澳的大学,对大陆的体制会形成一个刺激,就是你必须改,你不改,最好的生源都跑到香港、台湾去了,北大、清华就是不是北大、清华了。 

还有一个,就是以欧美为代表的国外的大学的影响。从本科毕业生开始,北大、清华的优质资源都流到欧美了。这实际上也是对我们第一人口大国、第一高等教育人口数量的大国、第一授予博士学位数量的大国的一个挑战。就像我们中国的钢产量是世界第一了,但是我们的优质钢还要从国外进口。我们是第一高等教育大国了,但我们不是第一高等教育质量大国,这也逼着一些方面进一步改革开放。 

应该说,从我们现在高校的硬件建设来讲,特别是北大这一类的大学,哪一点也不比美国最好的大学差,但是我们缺的是软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大学的图书馆,除了国家的法定假日,都是开到午夜的,有的甚至时间更长,他们借书数量是没有限制的。我们的大学呢?我们老师上课、学生上课,他们也开门了;我们下课,他们关门了,对吧?我们的图书馆都是一些官太太,对不对?不要说学生了,老师去了,都不敢得罪他(她)。所以,我说很简单,别的学校我不知道,像政法大学,我们本来就有那么多人做行政了,还让学生去勤工俭学,每个月给200块钱到250块钱,学生一星期至少要去三到五个上午或下午。学生接触的都是官场上的那些东西,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的学生去图书馆里勤工俭学呢?他至少守着书,他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感到在书的海洋面前还有很多要学的东西,总比一天到晚跟那些行政人员打交道要好得多,总比那些送送文件、拿拿报纸、倒倒水、扫扫地要好,他至少能够感受到知识人的尊严、向往与追求。另外,他是为同学服务,为书服务。所以,我们有很多东西在不触犯目前的党国体制下,也是可以做到的。很多人说中国的这种改革,从司法开始,司法独立。但一想到司法独立,党就不干了,你独立于谁?和谁“闹独立”? 

我觉得,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作为一个学者密集的地方,作为一个知识人密集的地方,作为一个自由、权利、知识人讲究尊严的地方,很多东西可以拿大学来试点,至少可以拿部分学校来试点,比如说上海、深圳,这些观念比较开放、思想比较自由、经济比较发达、远离政治中心的地区,可以在大学体制改革与创新方面,先试一试。我主张有一部分地方高校可以多元发展,由地方买下来,或者包办也行,比如说临沂大学,4万人,地方政府有钱,办一个大学没有问题的。很多民办大学可以股份制改造。我们现在很多高校都成立了董事会,但这个董事会实际上是为“合法圈钱”服务的。现在的大学是党委、校行政、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董事会等等,什么都不缺,关键是怎样把它理顺。但是,党的问题,很头疼。还是回到江平先生的问题,大学领导体制问题解决不了,究竟是校长负责制,还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别的问题都是刚才这位朋友说的,无解。 

(本文是作者2012年12月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学术论坛”第468场的讲演稿,由任建华先生根据录音整理。该论坛由赵农先生主持,评议人为吴峰先生、杨俊锋先生和王寰安先生。笔者在此还要感谢张曙光先生的敦请。)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13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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