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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豪鼓:颠倒是非 虚张声势——刘正副教授是怎样为沈木珠院长、张仲春教授帮腔的?(附:李世洞、杨玉圣、郑明怀对刘正副教授的四篇评论文章)[祝贺武昌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李世洞诉张仲春名

发布时间:2017-04-24  来源:学术批评网  作者:史豪鼓


指使手下人为其摇旗呐喊,一向是沈木珠教授夫妇的拿手好戏。这不,继当年储敏、徐升权两位致信杨玉圣先生为沈木珠、张仲春教授夫妇撇清之后,又有一位刘正先生跳了出来,声嘶力竭,扬言是杨玉圣制造了沈木珠、张仲春抄袭的“假案”,杀气腾腾,据说要为沈木珠、张仲春二位“打抱不平”。        

呵呵,这些日子物价老涨,搞得俺老长时间都没个笑模样。可是,看了刘正先生的文章,俺不光笑掉了大牙,连二牙都笑掉了。俺笑的是,沈木珠夫妇穷尽气力想把黑的抹成白的、曲的说成直的也就罢了,可是作为颠倒是非虚张声势的老手,为啥他们每次找来帮腔的人“动机”都那么明显(抱歉,长时间处于沈木珠、张仲春式的语境当中,不由自主也开始用“动机”说事了)、水平都那么糟糕?为啥每次帮腔的结果都是让学界笑声一片、提前过礼拜天?当初储敏、徐升权两位致杨玉圣先生的信,我就不多说了,满纸的马仔口吻、喽罗语气,一看就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的结果;这回刘正先生的文章就更是与其副教授的身份以及应有的素质不符。        

以下是俺信手拈来的刘正先生的谬论,以及俺对刘正副教授的高论的议论:        

其一,刘正先生说:“自沈木珠、张仲春两位法学教授将杨玉圣送上法庭之日起”,杨玉圣就“倾尽全力组织对沈木珠、张仲春教授的围攻”。呵呵,刘正先生,你没听说过“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吗?沈木珠、张仲春二位知错不改,面对学术界苦口婆心的批评帮教,非但不领情不道谢,反倒恶人先告状(典型的恶人先告状),将杨玉圣、李世洞两位先生起诉到法庭。难道打这种“老鼠”还需要有人组织吗?还需要像沈木珠、张仲春两位把学生拉上法庭、把同事拉下浑水那样的“倾力组织”吗?你没看到有多少人是自告奋勇地站出来、向这种丑恶的行径说“不”吗?         

其二,刘正先生说:“沈木珠和张仲春教授毅然起诉杨玉圣,既是以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名誉,讨回公道,也是为了中国学术批评的规范和标准,为了互联网在开放前提下的清洁和公正!”呵呵,刘先生,你也没听说过“贼喊捉贼”吗?“重复发表”就是重复发表了,“自我克隆”就是自我克隆了,白纸黑字摆在那里,学界有目共睹,人人得而批评之,天经地义。理屈词穷却还把别人告上法院,这不是贼喊捉贼是什么?俺原来还纳闷:为什么沈、张两口子这么明显的“三无”案子南京鼓楼区法院还接了?通过这两天上网学习才知道,原来这里面还有那么深厚的内幕背景,那么浑浊的“浑水”。不过,中国人古话讲“自作孽,不可活”,西谚也说“上帝若要他灭亡,必定先让他疯狂”,怕他何来?         

其三,刘正先生说:“面对杨玉圣先生在他的学术批评网、在法大沧海云帆,在新浪杨玉圣的博客等地方,对沈木珠、张仲春两位教授进行‘无端批判’和‘恶意人身攻击’,沈木珠、张仲春教授‘胜似闲庭信步’”。呵呵,杨玉圣先生是不是“对沈木珠、张仲春两位教授进行了‘无端批判’和‘恶意人身攻击’”,咱就不予置评了。俗话说邪不压正,天理自在人心;就说刘正先生传达给俺们的“沈木珠、张仲春教授‘胜似闲庭信步’”的说法,真有那么回事吗?沈木珠、张仲春二教授不是在南京的电视台以及法庭上哭诉自被批评以后“经常睡不着觉”吗?怎么又“闲庭信步”了呢?莫非是“睡不着觉”只好“闲庭信步”?又莫非是“闲庭信步”过量导致“睡不着觉”?如果是前者,那不正应了沈木珠夫妇自己承认的“压力很大”吗?如果是后者,那“闲庭信步”又与“上窜下跳”有何区别?所以,尊敬的刘先生,为院长夫妇脸上贴金固然是阁下的日常工作,但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圆其说,否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俺都替你下不来台,那院长大人还能买你的帐吗?        

其四,刘正先生说:“‘史豪鼓’借批评储敏、徐升权文章为名,发表《多检讨自己的责任,少追究别人的‘目的’——评储敏、徐升权代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和沈木珠院长致杨玉圣教授的信》,把矛头直接指向信件委托人沈木珠、张仲春教授,以偷换公共知识的部分‘雷同’与论文‘抄袭’的概念进行所谓的‘管中窥豹’,论证‘金许成’的污蔑符合事实,沈木珠、张仲春有‘学术腐败’”。说实话,这段话的后半段俺就没看懂,不知道刘正副教授究竟想说什么?什么叫“以偷换公共知识的部分‘雷同’与论文‘抄袭’的概念进行所谓的‘管中窥豹’”?不过鉴于刘正先生的主人就是出了名的语病大王、逻辑混乱专家,俺也就不追究这句话究竟什么意思了。俺只想说:刘先生,批评别人是要讲道理的,你既然对俺横加指责,那就请你一一讲出道理来:俺那篇文章中指出的好几千重复的文字,究竟怎样解释?自我抄袭、两口子互相抄袭,难道不算抄袭?俺其实一直都很客气,只说沈木珠夫妇是“重复发表,自我克隆”,“抄袭”一词不过是引自储敏、徐升权致杨玉圣先生的信而已,可是你们自己却心虚得把持不住,迫不及待反咬一口。其实俺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说了,沈氏夫妇如果真的认为自己受了委屈,那么只要一一列出金许成、史豪鼓、兰诗诸人批评不实的证据就可以了,证据面前,俺定然心服口服,相信围观看戏的群众也都会为你们说话。可是,身为法学圈里混饭吃的院长、教授、副教授,却耻于谈证据,或者说除了泼皮骂街的架式之外,一点能让人相信你们的东西都拿不出来,这可就滑天下之大稽了。套用刘正先生的说法,就是“沈木珠夫妇要把中国法学引向何方?”        

其五,刘正先生说:“我是南京大学毕业,现在是在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工作的一名教师,我的名字是真名,不像杨玉圣网上出现的那些不敢见光的化名人。杨玉圣口口声声说化名人是害怕报复而匿名,这是假话!他们是因为写的东西是捏造的原因,才使用化名!” 呵呵,俺所写的东西是不是“捏造”,俺已经再三地请沈木珠教授夫妇及其追随者们拿出证据了,兹不赘述。就说用化名这件事,刘先生,你难道不知道你亲爱的两位主人也有三四个不等的化名吗?为何他们能用俺就不能用呢?照你的说法,俺用了一个化名就是“不敢见光”,那他们用了三四个化名是不是就更“不敢见光”呢?        

其实对于使用化名这个问题,俺早就想说两句了,今天有机会一块说了省事:第一,使用化名,确实有自我保护的用意,但主要是怕烦。知情人不是说了吗,沈木珠教授夫妇对于敢用实名批评他们的人不停地打电话骚扰威胁,打个比喻,就像有一只苍蝇总盯着你嗡嗡乱叫,你虽然不怕它,但终归觉得恶心不是?所以最好别让它盯上。第二,使用化名,也是一件节省批评成本的事情。用了真名,让无理取闹的被批评者缠住,又打官司又告状的,他是讼棍,“我是流氓我怕谁”?可是咱就奉陪不起了,论财力,咱哪有法学院小金库的支撑?论人力,咱哪有喽罗马仔可供驱使?就算是论精力,咱也比不过人家,人家是“睡不着觉”“闲庭信步”,咱是明天还要上班,赶紧洗洗睡了。所以,化名可以最大限度的节省批评成本,省钱、省力、省时间。第三,使用化名,是不想出真名,免得让无辜者跟着丢脸。人活一辈子,说的做的,哪能样样都让人心悦诚服?万一什么时候出了洋相,用个化名也好歹能遮挡一下,不至于家人孩子老师同学熟人同事等一块跟着受累。假如俺也和刘正先生一样,一副打手面孔还又自报家门说是南京大学毕业、南京财大法学院教师云云,俺的单位和母校还不为俺羞死?他们招谁惹谁了?第四,使用化名,也是一件好玩儿的事情。我等小民,一辈子也没个秘密可保守,好不容易在进行学术批评时可以使用化名,让大家去猜“这究竟是谁啊?”岂不也是一件无聊但却有趣的事情?至于看到被批评者气急败坏、张牙舞爪却又因为找不到具体对象而无计可施,呵呵,那就更是有趣的事情了。按照小平同志的教导: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俺的领会是:不管真名假名,能让学术不端者睡不着觉就是好名。刘正先生,你懂了吗?        

行了,说得不少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沈木珠教授夫妇,找喽罗帮腔也该找那有点水平的,不然拿了你们的好处却不一定办得成你们交代的事,徒然增加众人对你们的恶感。        

最后,还对沈木珠教授夫妇有一点建议:以后再指使喽罗虚张声势,就不要让他们写那些吃力不讨好的文字了,直接说“此地无银三百两,沈木珠夫妇不曾抄”,完事了。        

(感谢史豪鼓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8年1月18日       

附录一  

                     赞赏 认同 质疑——读刘正副教授文章有感   
                              李世洞(武汉大学教授)   

      看到沈木珠院长的同事刘正副教授最近在新语丝发表的三篇文章(含和廖军政先生合写的一篇),想说几句话。   
一、赞赏   
      我赞赏刘正先生以本名公开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和和主张的作法。这和那些只会私下里搞小动作而不敢或不愿公开以真名或笔名在媒体上同论敌争辩的人相比,要光明正大得多。   
      我说的“搞小动作”的人,可不是捏造,而是亲身经历的。因为写了那么一篇根本不是针对沈教授夫妇的学术评论文章而被二位告上法庭后,我又写了几篇为自己辩护和批评沈教授夫妇的文章。结果在今年元月2日上午,我家就接到了自称“南京某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的电话,对方说了近一个小时。根据家人事后的转述,大致有几方面内容:恭维——说他很喜欢我的文章,平和、能以理服人;劝导——这么大年纪了,没必要再搀和这事;挑拨——大骂杨玉圣教授,说他根本不是什么学者,完全是“流氓泼皮”,只会骂人,还会私下“篡改”起诉书等等,又说我那“之5”、“之6”的文章可能是他人(指杨)利用我的名字写的,要我警惕,不要被人利用;威胁——说我那“之6”的文章讲“法学家不懂法学ABC”已经是诽谤了,先给我“提个醒”……等等。   
      和这位“研究生”相比,刘正先生敢于公开为沈教授夫妇辩护,敢于“揭露、批判”杨玉圣,能说这种作法和精神不值得肯定吗?不管我是否同意他的观点,至少在这一点上我是赞赏他的。   
二、认同   
      我完全同意刘正先生下面的两段话:“杨玉圣教授及其支持者,如果你们想批评,请你们根据事实说话,请你们通过证据来证明你们的观点”;“最后要强调的是我说的是事实与道理,是根据事实证据分析出来的。如果你们认为我说错了,就通过事实证据分析来指出我提及的事实证据有哪些是虚假的?”(《杨玉圣扭曲学术批评铁证如山——撕下杨玉圣(学术批评网)“来稿照登”的假脸》)   
      刘正先生这两段话说得非常正确。它概括了一个原则,这就是不管进行学术争论还是打官司,都要讲事实、讲证据、讲道理,不能说空话、搞纯推理、扣大帽子。不管是批评方还是被批评方,不管是原告还是被告,都应该遵循这个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分辨出是非曲直。   
三、质疑   
      遗憾的是,刘先生提出了这一正确的原则后,自己却没有完全实践这一原则,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了“语言和行动”的悖论。我仅就同我有关的一个问题提出质疑。   
      刘正先生在《杨玉圣要把中国学术批评引向何方?——杨玉圣制造沈木珠、张仲春“抄袭”假案铁证如山》中列举了“杨玉圣恶意炒作、造假的7个例证”,第(5)个例证写道:“2005年11月28日,也就是杨玉圣拒收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写信或者短信或者打电话’之后,杨玉圣在学术批评网刊登了一系列更加激烈的攻击、诽谤文章”,其中“第三,李世洞于2005年12月9日发表《过而改之,善莫大焉——岂有能以“动机不纯”为剽窃辩护》的署名文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地将该案原告作为杨玉圣曾经认定的学术剽窃的典型案例进行批判,批判沈木珠、张仲春教授有‘剽窃’之实还知错不改。”   
      在这里,我要问一下特别重视“证据和事实”的刘正先生:你不是一再强调你说的“是根据事实证据分析出来的”吗?那么,就请你说说,你从拙文中找出哪些“事实证据”证明我是指责“沈木珠、张仲春教授有“剽窃”之实还知错不改”?又有哪些“事实证据”证明该文是对沈、张“更加激烈的攻击、诽谤文章”?你不是引了教育部有关学术批评的规定特别强调文本吗,那就请刘正先生举出拙文文本中哪一段哪一句是对沈、张二教授的攻击诽谤?   
      自从沈教授夫妇将我作第一被告告上法庭以后,我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反复用事实和文本说明我那篇文章是针对一种学术现象发表看法的一般学术评论文章,根本没有牵涉到沈、张两教授的著作和人品的评价。其所引的原话,也根本不是沈、张二位的,而是储敏和徐升权信中有关“动机不纯”的词句。该文的“事实依据”就是储、徐两位先生的信件,除非储、徐根本没写此信,就不能说我那文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在我多次写文论证这一点后,刘正先生仍然亦步亦趋地跟着沈、张教授鹦鹉学舌,搞“想象”和“推理”的把戏,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出现这种主观、武断、扣帽子的情况,要么是刘先生根本没有认真阅读、研究对立面的文章,要么就是认真读了却仍然无视对方讲的事实和道理,坚持自己的偏见。若是前者,说明其不够严肃,不够认真负责,和论敌论战,竟然不去认真研究对方的文章(这里不仅指我,而且包括所有批评沈、张两教授的人们的文章),凭自己的先入为主的偏见乱下结论。若是后者,则说明他宣称的——他的结论都“是根据事实证据分析出来的”——这一说法的虚伪性!起码在关于我那篇文章的性质上,刘正没有坚持他所说的“重视事实和证据”。看来,刘正先生是个“实用主义者”,对自己有利的就讲“证据和事实”,对自己不利的就把这一原则丢到九霄云外啦!   
      顺便指出,刘正先生也在随便“修改”别人的文章,比如,在上述大作中把拙文的标题都抄错了。拙文正确的标题是:《“过而改之 ,  善莫大焉”——岂能以“动机不纯”为剽窃辩护?》,而刘正先生却写成《过而改之,善莫大焉——岂有能以“动机不纯”为剽窃辩护》。这起码也是一种不严肃的态度。在这一方面,刘正先生与沈、张两教授的学风倒颇有相似之处,即王婆画梅——粗枝大叶。你说杨玉圣教授把起诉书的“涉谤的18家刊物”给改成“诽谤的18家刊物”是“篡改”,那么你这种行为又算什么呢?   
(感谢李世洞教授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8年1月22日   

附录二  
          张仲春、沈木珠教授夫妇涉嫌抄袭刘士平教授论文——兼答刘正副教授   
                              李世洞(武汉大学教授)   

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刘正副教授在其《杨玉圣制造沈木珠、张仲春教授“抄袭”假案事实披露》系列文章首篇一开头就宣称:沈木珠、张仲春两位教授“没有任何抄袭剽窃,没有任何一稿多投”行为。此后在续篇中又不止一次地重申这个结论(新语丝2008年2月16、17、20、21日等,未另注明者,均引自该系列文章——李),并据此断言学术批评网刊登金许成等人批评沈、张教授的文章完全是蓄意制造的“抄袭假案”。刘“抄袭假案”说的主要根据之一是:批评者“根本没有指出被抄袭对象”(刘氏这个词有点不伦不类,但因和刘正先生辩论只好照抄)。    
      哈哈!无巧不成书。我还真地发现了一篇“被抄袭对象”(文章)。这就是湖南大学法学院刘士平教授的《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准司法性及我国的对策》(《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4期,第137—139 页。原载《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原文8000字,当时刘为副教授)。    
                                     一    
     将沈木珠教授的《WTO 争端解决机制与其他国际争端解决制度之比较——兼论WTO机制对我国大陆相关制度的影响及应对》(《金陵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卷)和张仲春教授的《WTO 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之因应对策》(《河北法学》 20卷第6期,2002年11月)与刘教授的文章比对,发现不论在文章有关部分的大结构上还是一些问题的论述上,都有雷同之处。    
     刘士平教授的论文共有三部分:一,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性;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非司法性;三,我国应对WTO争端解决机制准司法性的策略。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的文章看,第三部分为该文的重点,占总文的一半以上,应是作者主要的研究成果。    
     张仲春教授的文章(因该文用其笔名“乔生”,下简称“乔文”)分三大部分:一,WTO 机制(原文如此——李)争端解决机制的特点;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成功与不足;三,WTO争端解决机制对我国的影响及我国的对策。沈木珠教授的文章(以下简称“沈文”)分五大部分:一,国际公法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制度之特点;二WTO 机制与国际争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制度的区别;三,WTO 机制与GATT争端解决机制之比较;四,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评价;五,WTO争端解决机制对我国大陆相关制度的影响及应对。(附带说明:沈文和乔文之间有更多的雷同之处。但是,他们及为其辩护的刘正先生均认为这是两人共同研究的课题和成果,尽管各以不同标题在不同时期、不同杂志上分别发表,出现雷同也属于“自己抄自己”的,因此不能算抄袭。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根本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9、11条有关条款规定的精神,但这是另外一个论题,在此暂不加讨论)。    
     从三篇文章的大结构上看,乔文的“三”、 沈文的“五”同刘文的“三”主题相同,即都是论述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应对WTO解决机制的策略。    
     刘士平教授在该部分讲述了7个方面的应对措施:1,转变观念,积极利用其准司法性解决国际贸易争端;2,加快相关立法,修改与WTO规则体系不相符的法律法规;3,建立一个快速有效地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国内机制;4,设立专门负责国际贸易谈判和争议解决的快速反应的高效负责的政府交涉机构;5,尽快健全我国的行业组织;6,建立全面、开放和高效的WTO资料库和查询系统;7,培养对WTO争端解决机制操作程序非常熟悉的专门人才(“摘要版”此处仅有标题而无文字。前引《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第137—139页,以下仅列页码)。    
      张仲春教授在其文“三”写道:“为适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我国目前似应采取以下措施:1,进一步加快和完善国内立法……2,进一步加强我国应对WTO机制的机构建设……3,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4,进一步吃透用好WTO规则。”(前引杂志第20页左栏倒2段第1行—第21页左栏第4段第1行,下同)。    
      沈木珠教授在其文“五”写道:“为此目的,笔者认为,在我国大陆适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之前,应立即采取以下应对策略。”即“加快和完善国内立法乃策略之一”、“设立专门应对WTO机制的政府机构乃策略之二”、“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乃策略之三”、“建立符合应对WTO机制的资料库和查询系统乃策略之四”(前引杂志第58页第2段第1行—第59页第3段第1行,下同)。    
      张仲春的“似应采取”、沈木珠的“笔者认为”,给人的印象显然都是:这些内容均为他们课题研究的成果,是经过自己“创造性思考”而提出的构想和主张。可是一旦和先于他们一年多发表的刘士平教授的文章加以比对,很快就发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乔文中4点“似应采取”的措施中,第1、第2、第3等部分与刘文中第2、第4、第5部分遥相呼应。沈文中所提的4点“应对措施”,也可以在刘文中的第2、第4、第5、第6等部分找到原型。还必须指出,乔文其实也含有刘文中的第6点即“建立资料库和查询系统”,只不过是把该条隐藏在第3部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里面罢了。在该部分论述行业协会的组成、现状及改造任务后忽然冒出这段文字:“特别是要建立符合应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资料库和查询系统……”(第21页,左栏第3段第14—20行)。这种表述给人以毫无逻辑性的感觉,作者为什么偏偏在此插上这么一段?值得深思。    
      还要指出,刘文的第1点措施“转变观念”这一重要内容,其实在张、沈的文章中也被提及,只是后者把这点转移到论述WTO机制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影响部分了。    
      乔文在谈“影响”时写道:“首先,这种影响体现在观念上,我国一向对‘国家主权限制豁免说’持反对态度,往往为了维护国家主权而不乐于采用法律方法解决政府间的经贸争端”(第20页左栏2段第10—12行)。沈文写道:“但WTO机制仍然对我国大陆相关制度起影响作用。首先体现在对观念上的影响,我国大陆一向对‘国家主权限制豁免说’持反对态度,往往为了维护国家主权而不乐于采用法律方法解决政府间的经贸争端”(第57页倒1段第9—11行)。将上述文字与刘士平教授文比对,就可发现其雷同之处:刘文在“转变观念”一目中一开始就写道:“我国一向反对国家主权的限制豁免说,对于可能限制主权的国际争端解决法律方式持谨慎态度”(第137页右栏倒1段第2—4行)。    
      这样一来,刘文该部分所谈的7点“应对措施”中,实际上已有5点被张、沈两教授所“借用”。张仲春教授明的“借用”是3点,暗的是2点,沈木珠教授明的“借用”是4点,暗的是1点,占了刘文该部分内容中的绝大部分。而这部分恰恰是刘士平教授文章的核心,是其主要的研究成果。这就是说,张仲春、沈木珠两位教授在各自独立署名的文章中把人家的主要研究成果都“借用”了过来。    
      乔文和沈文中这种带有“结构性(或者说是“构架性”)组成部分”,和已经先期发表的刘教授文章如此相似,会不会是在互不相知的情况下出现的“英雄所见略同”呢?否。证据就是沈教授在该文论述另外一个具体问题时,曾明确地在第57 页注释35中标出:“刘士平:《WTO争端解决机制准司法性及我国的对策》,《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4期,第137页”。这就证明他们看过刘士平教授的文章。也就是说,沈、张教授在撰写这部分时肯定知道刘文的这些“结构性组成部分”。    
      按照学术规范的要求,任何一个诚实、严肃的学者,在撰写此段文字(即和刘文雷同的“措施”) 时,都必然会标出刘士平教授及其论文名字。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没看到乔文、沈文关于这方面的一个字!相反,看到的却是“笔者认为”、“似应采取”之类自我标榜的词汇。它给人的印象是: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主张、见解。    
      不提所借鉴的文章及其作者而又将人家的内容(或部分内容)搬到自己的文章中,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沈、张教授及为他们辩护的刘正先生口口声声说抄他人的文章才叫抄袭,那么,这算不算抄他人的?刘正先生敢不敢说刘士平教授也是和沈、张两位一起搞共同项目的“自己人”,从而是“自己抄自己”?    
      这种“结构性”的雷同,在我看来,比某些具体文句或段落的雷同更为重要。因为它牵涉到一篇文章(或其中一部分)的“大架子”。就好比一所房屋,其立柱、横梁、栱顶等的设计都关系到该房屋的特色,关系到整个房屋的品位。抄这些“结构性”要件的设计,可比抄那些门的把手、窗户的帘钩的设计要严重得多了。     
                                             二    
     从具体段落和句子上看,我们也发现沈、张两教授的文章与刘文有雷同之处。    
例一      
      刘文:“在WTO解决争端机制里,除传统的协商、调节、斡旋等外交方法外,其核心机制是国际法中常说的‘司法解决’,并专门设立上诉机关来复审专家组判案中的‘法律问题’……引入了‘反向一致同意’的决策机制”(第137页左栏正文第1段第7—10行及右栏第1段第3—4行)。    
      乔文:“WTO争端解决机制虽也采用协商、斡旋、调节、调停等外交方法,但采用专家组断案及上诉复审程序等法律方法解决争端则是该机制的核心及特色,这从专家组的设立、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的通过及对裁决的执行均引入了‘否定式共识’的决策方式,即从采用‘自动通过程序’这个问题上就已得到充分的说明。”(第20页左栏第1段第1—7行)    
      沈文:“WTO争端解决机制虽也采用协商、斡旋、调节、调停等外交方法,但采用专家小组断案及上诉复审程序等法律方法解决争端则是该机制的核心及特色,这从专家小组的设立、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报告的通过及对裁决的执行等均引入了‘否定式共识’的决策方式,即从采用‘自动通过程序’这个问题上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57页倒1段第1—4行)。    
      评析:刘文的关键内容是:WTO机制虽用协商等外交方法解决争端,但其核心机制是司法手段。为了说明这点,刘文列出了设立上诉机关复审专家组判案和引入“反向一致同意”的决策机制。而沈、张两文内容的组成部分和刘文基本一样。其主要区别是决策机制名称,一个称“反向一致同意”的决策机制,一个叫“否定式共识”的决策方式。还有一点不同之处就是对该决策机制名词的解释,刘文有着十分清晰简练的说明,使读者一看即了解内涵,而乔文和沈文通篇没有一字解释,使非专业读者一直不知该机制的内容。    
例二      
      刘文:WTO争端解决机制“面对瞬息万变的经济动态,既不能靠一种僵硬的纯粹的司法体制,又不能采用无休止的外交手段来解决争端,只能熔外交方法与法律方法于一炉,借司法化的优点,又保留非司法性成分,来保证争端的迅速解决,并兼顾各方利益的平衡”(第137页 右栏倒4段第6—10行)。    
      乔文:“WTO争端解决机制之所以能熔外交方法与法律方法于一炉,完全是借助了机制司法化的优点,而又保留了其非司法性的成份,从而保证了争端的迅速解决,并兼顾各方利益的平衡。”(第20页左栏第1段第7—10行)    
      沈文:“WTO机制之所以熔外交方法与法律方法于一炉,完全是为了借助司法化的优点,而又保留非司法性的成份,以便保证争端的迅速解决,并兼顾各方利益的平衡。”(第57页倒1段第4—5行)    
      评析:不需解释,一看便知它们之间的雷同,只是语气有所差别。此外, 沈文在该段文字之后加了引自刘文的注明,因而属于正当引用。乔文却隐瞒了这一点,因而难逃抄袭之责。    
例三      
      刘文:“世界贸易组织各成员国之间的争端表现为政府间的争端……这一部门(指政府交涉机构—李)主要职责一是受理我国企业的对外诉讼并进行调查、取证……其次,针对我国企业的投诉,代表我国应诉。”(第138页,右栏第3段第3—12行)     
      乔文:“由于WTO成员间的争端表现为政府间的争端。因此,设立专门的争端交涉机构,负责受理我国企业提起的对外申诉,包括调查、取证等等,同时也代表及指导我国企业应诉”(第20页右栏倒1段1—4行)    
      沈文:“由于WTO成员间的争端表现为政府间的争端,设立专门的交涉机构,负责受理我国大陆企业提起的对外申诉,包括调查、取证等等,同时也代表大陆企业应诉。”(第58页倒1段第1—3行)。    
      评析:三文的表达方式基本一样,所不同者是沈文将“我国” 更准确地写成“我国大陆”。    
例四      
      刘文:“如果我国为申诉方,可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是请求对方撤销被诉措施,还是要求被诉方提供补偿,或是以实力为基础请示报复授权。如果我方为被诉方,则应根据我国被诉措施的重要程度,对方所提出或愿意接收(似应为“接受”——李)的补偿数额,对方报复申请所请求的报复手段和程度等决定我们的立场。”(第138页右栏倒2段倒6行—倒1行)    
      乔文:“当我国作为申诉方时,该机构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请求被诉方撤销被诉措施,或要求其提供补偿,或根据我国的实力要求报复授权;当我国为被诉方时,该机构应认真研究争端解决报告,根据我国被诉措施的重要程度和申诉方提出的补偿要求及其准备的报复手段和程度作出合理的决定”(第20页右栏倒1段第4行—第10行  复印不清,可能有误)。    
      沈文:“当我国大陆作为申诉方时,该机构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请求被诉方撤销被诉措施,或要求其提供补偿,或根据大陆的实力要求报复授权;当大陆为被诉方时,该机构应认真研究争端解决报告,根据大陆被诉措施的重要程度和申诉方提出的补偿要求及其准备报复的手段和程度作出合理的决定”(第58页倒1段第3—第59页第1段第1行)。    
      评析:核心内容一致,表达方式也基本一致,所不同者皆是非核心词句。    
例五      
      刘文:“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解决争端的特点,任何缔约国想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方利益,就必须有完善的行业组织,它是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的重要组织基础……行业组织的另一项主要功能就是为了维护本行业利益,与本国其他行业和政府及外国政府和有关行业打交道,这就需要有许多方面的专家,以便在出现争端时,及时获得相应的咨询服务。”(第138页右栏倒1段第2行—第139页左栏第1段第2行)    
      乔文:“为及时有效应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运作,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必须健全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它是进行反倾销、反补贴及反规避等的组织基础……同时,行业协会还负有与本国其他行业和政府及外国政府和有关行业交涉的职责,它须有各方面的专家,为争端的解决出谋献策,以便维护行业的合法利益。”(第21页左栏第3段第1—11行)    
      沈文:“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乃策略之三。为了及时有效地应对WTO机制,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利益,就必须健全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它是进行反倾销、反补贴及反规避等的组织基础……此外,行业协会还负有与本国其他行业和政府及外国政府和有关行业交涉的职责,它须有各方面的专家,为争端的解决出谋献策,以便维护行业的合法利益。”(第59页 第2段第1—6行)    
      评析:核心内容一致,表达方式也基本一致。    
例六     
      刘文:“建立全面、开放和高效的WTO资料库和查询系统。WTO协议所规定的透明度,要求我国公布相关领域的国内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WTO资料库和查询系统,不仅包括历年的立法文件、争端解决报告,还应包括各国官方文献和学者的研究成果等等”(第139页左栏第2段第1—16行)。    
      乔文:“特别是要建立符合应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资料库和查询系统,其中包括符合应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各有关资料,如公布我国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WTO历年的法律文件,争端解决报告,各成员方的官方文献以及学者的研究成果等等,要根据各种资料和研究,提供企业、政府所需要的统筹与决策。”(第21页左栏第3段第14—20行)    
      沈文“建立符合应对WTO机制的资料库和查询系统乃策略之四。根据WTO各协议的透明度原则的要求,我国大陆应毫不例外地建立WTO资料库,其中包括符合应对WTO机制的各有关资料,如公布我国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WTO历年的法律文件,争端解决报告,各成员方的官方文献以及学者的研究成果等等。”(第59页第3段第1—4行)。    
      评析:核心内容一致,表达方式也基本一致。此外,乔文最后半句有文字不通顺之处。    
      从上面所列出的例子可以证明:无论是文章的结构性部分还是具体段落文字的叙述,沈、张教授都和刘士平教授的文章有多处雷同。可是,除了沈在论述一个具体问题时注明参考了刘文以外,其他都一字未提!把人家的研究成果拿到自己的文章中又不提人家的名字和著作,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这不是典型的抄袭又是什么?    
      此外,张仲春教授在这篇文章中的5个注释也涉嫌抄袭他人译文。他将所引的文句出处均标注为外国作者和英文原著,暗示他直接从原文引用,可是引文的具体文字却和中文译文完全一致!(详见拙文《张仲春、沈木珠教授的这些注释难道不是“学术不端”吗?——请教刘正先生》,见学术批评网)这种伪注实际上是对译者译文的抄袭,是对他人劳动成果的窃取。刘正先生是否也准备把这些译者也拉进沈、张教授的“共同课题组”成为“自己人”呢?    
                                         三    
      刘正先生曾说:“某组论文中所谓某一段落的资料、历史事实、历史事件、WTO规则的雷同,在个人研究中是十分正常的事情”。那么请刘正先生指出来,上述那些雷同的语句中哪些部分属于此种情况?    
      退一步说,就算这些具体语句的雷同是“十分正常的事情”,那么沈、张两位教授论文有关部分的“结构性”大架子也同刘士平教授文章如此地雷同,又该如何解释?难道这也是“十分正常”的吗?    
      刘正先生在批判杨、金制造“抄袭假案”时也打出了“数量标准”说。他在评论沈、张两教授上述这两篇文章时,一方面指责“金许成”故意缩小张教授该文的字数(他统计的是12950字,金却说有8000字,笔者对正文逐行统计为9000余字)以加大雷同的比例,另一方面又指责金夸大与沈文雷同的字数(他统计该文只有1000字与沈文雷同!而金却说达5900字)。言外之意,仅1000字雷同,占文章总数的比例“小小的”,无伤大雅,更何况是自己抄自己呢?    
      我无意在字数上同刘正先生争论。我只想说一点:确定某人有否抄袭行为,只要在其一篇(一部)著述中找到例证就可以了。就像某位著名的学者所说的只要确定是否怀孕就行了,至于怀孕几个月并不重要。我在前几年写的一篇小文中也谈到过类似观点:一个人偷了10000元,另一个人偷了100元,在处理上当然要考虑到数量因素,前者处罚重些,后者要轻些,甚至可以免于处罚。但不能因此说后者不是偷,而是“捡”。抄袭数量的多寡不能改变行为的抄袭性质。    
      最近笔者在学术批评网上看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方流芳先生在《中国法学》2006年5期发表的一篇文章《学术剽窃和法律内外的对策》,谈到一个有关抄袭数量的例子,颇有启发,想转述一下,供刘正先生和沈、张两教授思考:哈佛法学院的Tribe教授在1985年出版了一本法律知识通俗读物《上帝拯救这个荣耀的法院》。因系通俗读物,全书没有一个注解,仅仅列出了15本参考书。其中有弗吉尼亚大学 Abraham教授在1974年发表的学术著作《司法和总统》。2004年9月24日,一杂志的网站登出一篇报道称:Tribe该书涉嫌剽窃Abraham 教授的《司法和总统》。所举例证无一涉及观点、意见和观察等关键内容,仅是在叙述同一历史事件的时候,沿用了Abraham先前用过的词汇和短语,总共有十多处。只有一句由19个单词组成句子完全相同。事发之后,Tribe教授当天就给Abraham写信表示歉意。第二天,又对媒体公开承认:该书确实是引用他人著作而未能归功于人,个人对此“负有全部责任”。这个事件除了让我们看到Tribe教授勇于承认错误的真正学者本色外,还给我们以一点启示:抄袭行为是不以抄袭数量来决定的。不知沈、张两教授及刘正先生看了这段文字会有什么感想呢?    
      最后,为了说明问题,我还想引方是民先生在新语丝上说的一段话。最近方先生在批评某教授抄袭其文时,在列举具体例证之前说了下面一段话:“如此大面积的照抄照搬,即使注明了出处也有剽窃之嫌,更何况对原作者、原文只字不提,以‘有关的文章’一语带过,让读者以为是他自己根据原始材料综述而成的,这不是剽窃是什么?”从新语丝发表的刘正先生的系列文章的行文上看,刘正先生是特别尊重方先生的,想必不会把他的话说成是“胡言乱语”吧?当然,不管刘正先生的看法如何,我是赞成方先生这段话所包含的基本原则的,那就是借用别人的著述就必须标出原作者和著作名字,否则就是抄袭。    
(感谢李世洞教授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8年3月9日   

附录三  
                何为“涉谤的18家杂志”?——向刘正先生请教一个问题  
                           杨玉圣(学术批评网创办人暨主持人)   

题记:  
      写完《就沈木珠教授夫妇案答客问(之十)》后,尽管手很痒痒,但我没有再就该案写作任何文字:一是因为从上个月22日起,因患重感冒而一直身体不适;二是因为忙于处理《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的编务事宜;三是因交友不慎而受“内伤”,并由此而心情郁闷。因此,近一个月来,除了应学生之约写过《“用脚投票”——我观法大(之四)》、应《人民政协报》“学术批评”专栏之邀而写过《学术为公 实事求是——寄语学术批评》这两则短稿外,再未曾写过任何东西。  
      我的死对头方舟子先生偏偏不信,专门写了《杨玉圣网站上假的“真名字”》“修理”我,理由是学术批评网上发表的署名“‘庞一鸣(中央财经大学教)’、‘史豪鼓’、‘李华隼(南京财经大学)’、‘钟正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申江(华东政法大学讲师)’、‘金许成(南京财经大学)、’梁欣(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的文章,按照方舟子先生的逻辑,系出自本人手笔,因为据他说,“这其实是杨玉圣这位‘学术打假第一人’的拿手好戏”。方先生的事实和理论依据是:只要他检索不到,就是假名字,而后者非杨某人莫属……  
      和方先生是没法讲道理的,因为他自信真理百分之百掌握在他老人家的手中。由于梁欣先生曾在文章中提到“新语丝是海外网站中惟一一个坚持揭露中国内地学术丑闻的网站,沈木珠院长夫妇利用该网站创办人方舟子先生和杨玉圣先生的矛盾,接连化名在新语丝上发表颠倒黑白的文章,这实际上让新语丝跟着沈木珠夫妇一起丢脸。我个人的观点是:方舟子先生可以利用其他的方式搞倒杨玉圣和他的学术批评网,但不能利用沈木珠夫妇,因为这两口子的行径实在不是正派的学者所为。如果新语丝趟沈木珠案的浑水,除了败坏方舟子先生和新语丝的名誉外,不会有其他的结果。”结果,惹得舟子很恼火,后果自然也就很严重:“杨玉圣那里怎么突然关心起我和新语丝的名誉来了?杨玉圣那里几年来靠造谣诽谤试图败坏我和新语丝名誉的文章还少吗?我要是有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的闲功夫,不知可以把杨玉圣告上多少次了。我就偏偏来趟这个浑水,看败坏的是谁的名誉?……”也好,“一声吼”先生不久前还操心沈木珠教授和张仲春教授没有和我对垒的网络平台,新语丝这不正好是现成的吗?  
      昨天,我终于把《学报》副主编一辞了之而一身轻松了,身体虽未完全恢复但也能抵挡一阵子风寒了。  
     我不由得感慨:不写东西的日子,难捱。敲键盘的感觉,真好!  
                                                  2008年1月20日 凌晨  


这篇小文是向刘正先生请教的。  
      刘正是谁?据刘先生自我介绍,他目前是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系的副教授,而且还“兼院学科秘书,按院文件规定负责法学各学科基金账本的管理与开支的核实、报销”。按说,他应该是沈木珠院长身边信得过的一个得力助手。  
      最近几天,刘正先生写了3(?)篇文章,批评我“扭曲学术批评铁证如山”,质问我要“把中国学术批评引向何方?”说实在的,刘先生敢于用本名连发文章,不仅指名道姓地批评我,而且公开为他的顶头上司打抱不平,我从内心里是非常钦佩的,这需要勇气。但是,佩服归佩服,我读了刘正先生的文章后,发现其遣词造句颇有张仲春教授的文采、口气和影子。因此,有些问题反倒有违“旁观者清”的常识。  
      从一个具体的例子说起。  
刘正先生在《杨玉圣要把中国学术批评引向何方?——杨玉圣制造沈木珠、张仲春“抄袭”假案铁证如山》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2007年11月19日被告擅自捏造标题,将沈木珠、张仲春诉状改名为《南京财大法学院院长沈木珠教授夫妇诉学术批评网侵害其所谓“名誉权”的起诉书》,并擅自对诉状部分内容做修改,点评公开发表,误导读者对沈木珠、张仲春诉讼的正当性产生怀疑,用“所谓”名誉权一词,对沈木珠、张仲春的名誉权实施侮辱。特别是,故意将原告诉讼请求中的“涉谤的18家杂志”改为“诽谤的18家杂志”,让学术批评网上几乎所有批判沈木珠、张仲春的文章都据此而对他们的所谓“法学教授不懂法”进行百般讥讽嘲笑。这种不实、造假的手法,难道是中国学术批评所应有的吗?沈木珠、张仲春的诉讼请求明确写着:判令被告向原告及涉谤的18家期刊(在向原告道歉书中相应列明被告所诽谤的18家期刊名称)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这难道不是合理合法的要求吗?杨玉圣有什么理由要篡改字意词意,以莫须有的罪名讥讽嘲弄呢!  
      读上述文字,感到很有意思:刘先生上来就来了个“……被告擅自……”,这就很奇怪了:作为国际法学系副教授,刘正先生应该知道:这里出现“被告”的字眼,是很不合时宜的,也是很荒唐的。沈木珠张仲春夫妇因为是原告,如果他们署名写文章这么说也就罢了,但刘正先生既不是原告、也不是原告的代理人,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就来了个“被告”如何如何的结论,是不是露了马脚了呢?  
      这还不是很要紧的。接下来,刘正先生批评我“将沈木珠、张仲春诉状改名为《南京财大法学院院长沈木珠教授夫妇诉学术批评网侵害其所谓“名誉权”的起诉书》,并擅自对诉状部分内容做修改,点评公开发表,误导读者对沈木珠、张仲春诉讼的正当性产生怀疑,用‘所谓’名誉权一词,对沈木珠、张仲春的名誉权实施侮辱。”这里有两个事实是确实存在的:第一,起诉书确是我本人加了标题后上网的;第二,“所谓”二字,也是我拟加的。可是,能由此就下“擅自对诉状部分内容做修改”的结论吗?何从谈起“误导读者……”之说?至于“用‘所谓’名誉权一词,对沈木珠、张仲春的名誉权实施侮辱”问题,记得张仲春先生当时也是这么在法庭上扑风捉影、胡搅蛮缠的。可是,请问刘正先生:“对……的名誉权实施侮辱”的说法,通吗?是否词不达意、驴唇不对马嘴?  
      更大的笑话来自下列一段话:“特别是,故意将原告诉讼请求中的‘涉谤的18家杂志’改为‘诽谤的18家杂志’,让学术批评网上几乎所有批判沈木珠、张仲春的文章都据此而对他们的所谓‘法学教授不懂法’进行百般讥讽嘲笑。”很抱歉,我手头目前没有沈木珠夫妇起诉状的原稿(沈院长夫妇第一次在鼓楼区法院起诉的状子,我给律师了;后来沈院长夫妇改变诉讼主体后的新诉状,至今也未给我)。即使原稿中确实是“涉谤”而非“诽谤”,但这能说明沈木珠夫妇这对法学教授的水平高吗?  
      按照沈木珠教授夫妇的诉状,涉及该文字的是其诉讼请求的第一项:“判令被告立即撤销学术批评网中有损原告名誉的所有文章;并在学术批评网首页置顶(保留与侵权以来相同时间)及《法制日报》、《南京日报》向原告及诽[涉]谤的18家期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请问刘正先生,也请问沈木珠教授夫妇:“向……诽[涉]谤的18家期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究竟是什么意思?  
      刘正先生质疑道:“这难道不是合理合法的要求吗?杨玉圣有什么理由要篡改字意词意,以莫须有的罪名讥讽嘲弄呢!”请问刘正先生:沈木珠院长夫妇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要求我们向“诽[涉]谤的18家期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作为法学家夫妇,在涉及名誉权这一并不复杂的民事诉讼中提出了这么外行的诉讼请求,已经够让人不齿的了;而作为法学副教授的刘正先生,居然提出此等荒诞的诉讼请求“难道不是合理合法的要求吗”的问题,这不是荒唐透顶吗?  
      即使本人不小心把“涉谤”敲成了“诽谤”,但这也不属于“篡改字意词意,以莫须有的罪名讥讽嘲弄”。事实上,沈木珠教授尽管贵为贵校法学院院长,名冠海内,但出自其夫妇手笔的诉状的ABC错误还少吗?从搞不明白诉讼主体到分不清中科院与中国社科院,从错别字到标点符号、语法错误,不下十处,难道还不够丢死人的吗?李世洞老教授的问题可谓入木三分:“为什么这对法学家夫妇在涉及其所谓名誉权诉讼这样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上采取了如此不严肃的态度?”  
      按照刘正先生的说法,沈木珠教授夫妇诉状中应该是“涉谤的18家杂志”而不是“诽谤的18家杂志”。以此为前提,我们来考察“涉谤的18家杂志”问题:“涉谤”,按字面含义,其中的“谤”无疑是“诽谤”之意,“涉”可以理解成“涉嫌”、“关涉”、“涉及”等意思。  
      那么,请问刘正先生:什么叫“涉谤的18家杂志”?又问:什么叫“向……涉谤的18家期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2008年1月20日 凌晨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8年1月20日  

附录四  
         溜须拍马阿谀奉迎——从刘正副教授和廖军政秘书看南财大法学院的风气  
                             郑明怀(广西工学院社会科学系)   

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刘正副教授在《杨玉圣要把中国学术批评引向何方?——杨玉圣制造沈木珠、张仲春“抄袭”假案铁证如山》(以下简称《刘文1》)出炉后,接着又写了《请用事实来说话——对杨玉圣所谓“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部分教授和副教授”匿名诽谤的批驳》(以下简称《刘文2》)的文章,而该文的作者也换成了刘正、廖军政两位老师。但与《刘文1》一样,并没有心平气和地进行反批评,而是带有较强的感情色彩,对一些问题并没有理性客观地进行反驳。  
      瓜田李下,理应自避嫌疑,“一位为国际法系副教授,兼院学科秘书,按院文件规定负责法学各学科基金账本的管理与开支的核实、报销;另一位为院研究生秘书,兼负责院行政经费、院创收基金的收支与报销。”从两位老师的身份来看,应该与沈木珠院长有较好的私人关系,否则也不会让你做学科秘书、研究生秘书。两位老师为了领导的声誉,为了学院的声誉,抱打不平,心情可以了解,勇气可嘉,但做法欠妥。表面看来,这是仗义执言,伸张正义,实则是混淆是非,让人感觉有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之嫌,这种现象在学界也是值得警惕的。  
      这样的事,如果是两位老师主动请缨还好说,如果是沈木珠院长夫妇暗中操纵、遥控指挥的话,那实在太糟糕了。  
      南财大法学院部分教授和副教授的《为了南京财经大学和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致徐从才校长的公开信》指出:“张仲春尽管不是法学院的在编教师,但实际上是法学院不折不扣的最高领导,不仅直接插手法学院事务”。“沈木珠教授夫妇把其个人恩怨直接带入法学院的内部关系构建中。”“沈木珠院长夫妇动用其掌握的公权力,动辄以法学院的名义声张其个人纠纷。”《刘文2》并没有对公开信的这些内容进行一一反驳,又何来的诽谤呢?这是事实,还是诽谤呢?  
      公开信中指出:“由于其夫妻弄权,他们利用掌握的公共资源,随意用学院资金公关、埋单,以此获得科研项目、发表论文,再以此从法学院获取高额奖励。”那么,请问这是不是真的呢?  
     《刘文2》列举了学院很多的规章制度,如南财法[2003]20号,《关于增补与调整部分期刊论文奖励的暂行办法》,“为贯彻2003年学校教学科研工作会议的精神,适应法学院创建重点学科的需要,经参考学校其他学院做法,根据本院实际,院党政联席会议决定增补部分期刊的论文奖励,调整教师科研工作量要求及加大奖励力度。”南财法[2006]6号,《关于加强教材课件建设和促进教学改革的决定》,“为贯彻学校“十一五”规划关于加强专业建设和促进教学改革的意见,保证法学品牌专业、社会工作特色专业建设目标的实现,经院务委员会讨论修改,全院教职工大会征求意见,党政联席会议决定,在“十一五”期间,加大力度鼓励教师撰写出版教材,制作多媒体课件、网络课程,发表教改论文。”拿这些规章制度来反驳公开信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实在是软弱无力的,至少没有太大的说服力。  
      这里有几个关键的问题:  
      其一,有没有动用学院的公共资源去跑课题、跑项目?有没有动用学院的公共资源打点好一些学术期刊的编辑或主编?这样的事,说是为自己吗,也可以说是为了学院,说是为了学院吗,但最终得到的好处往往是院长夫妇,能说院长没有私心吗?能完全否认没有动用公共资源、谋取私利吗?  
      其二,沈木珠教授夫妇有没有拿那些重复发表的论文去获得学院的奖励?按照学院的规定,发表论文获取应有的奖励,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但如果是重复发表的论文,那就要另当别论了,这样的行为就该坚决反对。  
      至于法学院内部的财务问题到底怎么样,那是学校纪检部门的事,外人没有任何理由干涉,但对重复发表与重复发表论文获取的奖励之间的关系进行评论,难道不属于正常的学术批评的范畴吗?  
(感谢郑明怀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 2008年1月19日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12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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