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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洞:“圆括号”变“方括号”,也摘不掉“伪注”帽——四评张仲春研究员在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的新《民事起诉状》[祝贺武昌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李世洞诉张仲春名誉权纠纷案(之十九)

发布时间:2017-04-24  来源:学术批评网  作者:李世洞(武汉大学教授)


张仲春2012年1月在南京栖霞区人民法院对笔者和杨玉圣教授提出了第10次诉讼。起诉状指控被告《张仲春、沈木珠教授夫妇抄袭是“假案”吗?》(下简称《是“假案”吗?》)一文“批评原告参考文献抄袭” “失实”, 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在《法制日报》《南京日报》公开赔礼道歉 。起诉状在“事实与理由”部分一开头写道:“2011年3月被告二著《拾贝栽刺集》一书后由被告一出版,在该书中被告二批评原告所写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之因应对策》(《河北法学》2001年第6期 李按——应为2002年11月  第20卷第6期)一文的参考文献【6】【2】【7】抄袭他人译著,窃取译者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其虚构及故意的基础上”。因为被告《是“假案”吗?》一文把原告论文中标注的“参考文献”【6】【2】【7】错误地当成“注释”⑥②⑦批评了。  

张仲春研究员起诉状中所指控的把“‘参考文献’【6】【2】【7】当成‘注释’⑥②⑦而展开批评”,系指《是“假案”吗?》第三部分(《拾贝栽刺集》第434——437)批评其搞伪注时举的几个例子。弄清此段话还得从原告的文章说起。原告张仲春《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之因应对策》一文的体例与通行的不同。其文末有2个附录——第一个是“注释”,用圆括号标示(如① ),其后面列出的都是用英文写的作者、文章标题、期刊、卷或期、时间等;第二个是“参考文献”,用方括号标示(如[1]  ),其后面列出的都是中文写的作(编)者、书籍或文集标题、出版社、地点、时期等。在论文的行文中两者同时使用,在一处用圆括号(如①)表示“注释”,在另外一处又用方括号(如[1])表示“参考文献”。于是在其文章的行文中就有了两种不同的符号。  

复查涉案文章可知,第三部分是揭露原告张仲春搞伪注问题的。此部分共举出5个例子作为证据。其中例3,例4(《拾贝栽刺集》第435页第3段——436页第3段)的引文标注与原告论文完全符合——即都是“注释”(说明:由于被告电脑操作技术不佳,写作该文时标注的形式是“注释6”、“注释7”而不是⑥ ⑦ )。这2个例子是板上钉钉证据确凿,原告没有提出也就不多费笔墨。  

现在要回答的是:第一,被告《是“假案”吗?》一文所举出的第1、2、5个例子是否把原告张仲春用方括号标注的“参考文献”当做了用圆括号标注的“注释”;第二,如果是的话,那是否就意味着批错了;第三,如果这3个例子确实批错了,那是否就意味着原告张仲春没有搞伪注,对他搞伪注的批评根本不能成立,因而侵犯了其名誉权,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向其公开赔礼道歉。  
   
经查,《是“假案”吗?》一文第三部分所举出的第1、2、5个例子,确实是把原告文章行文中标注的“参考文献”当做了“注释”,即张仲春在起诉状所说的被告把“ ‘参考文献’【6】【2】【7】当成‘注释’⑥②⑦而展开批评”。这是否意味着被告文章批评错了?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被告有证据证明原告张仲春在“注释”和“参考文献”上做了手脚,玩弄了花招(坦率地说,这是他新起诉以后逼着被告去反复查核才发现的,而且得益于其妻子沈木珠的“帮助”)。  

请看以下具体例子:《是“假案”吗?》第三部分所举的例3(即张仲春起诉状中所说的[6]和 ⑥,见《拾贝栽刺集》第435页第3—4段):乔文(张仲春)和沈文直接引文几乎完全一样。可是注释却大相径庭。沈文的“注24”是:see Pierre Pascatore   
“The  GATT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Its  Situation  and  Its  Prospects” 1993 ,No. 27,Journal  of    
World  Trade  P. 19;转引自李小年编著:《WTO法律规则与争端解决机制》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张仲春注释和沈的注释内容也完全一样,但排列方法却不同。他把沈的这段合乎规范的注释“一分为二”——将英文部分(即see Pierre   
Pascatore “The  GATT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Its  Situation  and  Its  Prospects” 1993 ,No. 27,  
Journal  of  World  Trade  P. 19)放在了“注释”  ⑥,而把沈木珠注释中转引“中文部分”的内容(即李小年:WTO法律规则与争端解决机制(M)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放在了“参考文献” [6]。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例4,(见《拾贝栽刺集》第436页第2——3段)。乔文(张仲春)和沈文直接引文也是几乎完全一样,但注释又是大不相同。沈文的注释“注25”是:Andrees  F.  Lowenfield  ,Remedies  along  with  Rights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the  GATT,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88  P. 482。转引自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页。 原告张仲春又是 “一分为二”,将英文部分“Andrees  F.  Lowenfield  ,Remedies    
along  with  Rights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the  GATT,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88  P. 482”放到了“注释”  ⑦,把中文部分“陈安:《国际经济法论丛》(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放到了“参考文献” [7] 。  

由原告这种“一分为二”的手法也可以看出,他确实是很“精明”,考虑问题很细致、很周到,很有预见性。一方面,他把那些英文的内容放在注释中,让读者看了后感到他是直接引自外文,以显示其外文娴熟,阅读广泛,知识渊博。同时他又预先设置了“防火墙”,一旦有人(例如,译者)揭露他引用的外文是抄袭别人译著而不是直接引自原著,是窃取译者的劳动,他马上就回击说:我在“参考文献”中注明了是转引中文著作的,“文献标注规范、明确”!他现在对待被告就是采用的这个手法。他自以为天衣无缝,万无一失,谁知道最后还是穿了帮,不但没有在这次新起诉中给他增添“胜诉”的砝码,反而更暴露了他的不诚实和坚持错误不接受批评的面目!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退一万步讲,即使被告《是“假案”吗?》一文第三部分把原告论文中的三个“参考文献”当做“注释”来批评确实都错了,原告张仲春就能甩掉搞伪注的帽子吗?就能指控被告批评其搞伪注是 “失实”吗?就能断定被告说其搞伪注是“污蔑”因而要承担法律责任向其赔礼道歉吗?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被告《是“假案”吗?》第三部分所举出的第3、4两个例子,就已经以铁的证据坐实了原告搞伪注的学术不端行为。“精明过人”见缝就钻的张仲春面对这两个例子也是干瞪眼,在其起诉状中连提也不敢提一下。因为这两个“注释”可都是他用圆括号表示的,被告没有弄错。搞5个伪注是造假,搞2个伪注也是造假,二者只能说有程度上的不同,却不能说有性质上的区别。就好像两个小偷,一个偷了1万元,一个偷了1百元,处罚可能有区别,但不能说偷1百元的不是“偷”,是“捡”,是“正当得利”。   

其实,早在2007年12月,我和杨玉圣被你们夫妇告上法庭时,贺卫方教授曾经说过一段话:“妇女只存在有没有怀孕的问题,不存在怀了一点孕还是怀了大部分孕的问题(大意)”。这位转述者接着说,“由此看来,学术不端只存在有与无的问题,不存在多与少的问题,不存在只抄袭了一点,就不是抄袭,就不构成侵权。”(似是故人来 《 贺卫方关于学术不端的“怀孕说”》2007年12月16日,见学术批评网2008年5月3日转发,亦见《从学术批评到恶意诉讼》第258页)。按照这个模式也可讲:“搞伪注只存在有与无的问题,不存在多与少的问题,不存在只伪注了两个,就不是伪注。”张研究员,你同意吗?    
在这里,我给老对手提一个建议,要摘掉“伪注”帽子,只有一个办法:以有力的证据证明被告文章中举出的5个例子全部都是错误的。如果做不到,还是老老实实承认吧,别再一个接一个地起诉,搞得别人不安生,你自己也整日里坐卧不安,何苦呢?  

鉴于原告张仲春在起诉状中一再拿“参考文献”无理纠缠,在此也想简单引述教育部有关文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编著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高等教育出版社版)关于“参考文献”问题(第4节第4款),曾特别强调:“也有些学风不正的人明明采用了他人的观点或资料,为了掩盖事实,冒充首创,故意把最应当列入参考资料的文献删除……不做标志,也不出现注释……这属于有意遗漏。如果故意回避的资料数量过大,或是涉及论文的重要观点、方法、证据,则实际上形成抄袭,构成侵权。”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学术引文规范”也明确指出:“凡引用他人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均应详加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等,均属学术不端行为”。从被告《是“假案”吗?》一文所揭露的事实可以看出,在原告张仲春撰写的文章中,刘士平教授的论文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但是,张仲春不仅在文章中不提,而且在其“参考文献”中也未列出,这不是典型的“伪注”和“学术不端行为”又是什么?  

原告张仲春在新的起诉状中大谈被告“把方括号当作圆括号”(即把“参考文献”当作“注释”),以为捞到了一根金条,从此可以“翻身得解放”、“旧貌换新颜”了。结果弄巧成拙,不但没有“翻身”,反而连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也被扯了下来,彻底暴露了他那鸡鸣狗盗蝇营狗苟的造假手法!  

                                                    2012年5月3日  
                                                    2012年7月5日修改  

(感谢李世洞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12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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