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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圣:评乔生(张仲春)的抄袭问题——以《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之因应对策》为例[祝贺武昌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李世洞诉张仲春名誉权纠纷案(之十八)]

发布时间:2017-04-24  来源:学术批评网  作者:杨玉圣(学术批评网创办人暨主持人)


一、问题的提出    

南京财经大学研究员乔生(张仲春)先生反复表白他“没有任何抄袭剽窃问题”。这既表现在他在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05年的庭审陈述、2011年在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的庭审陈述及其八份《民事起诉状》和四份《民事上诉状》中,也体现在他以别人名字发布的系列网络文章中。那么,乔生(张仲春)真的“没有任何抄袭剽窃问题”吗?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乔生(张仲春)及其妻子沈木珠系列案的被告——无论是李世洞教授还是我本人,在2008年4月13日即李世洞教授在学术批评网发布《张仲春、沈木珠教授夫妇抄袭是“假案”吗?》之前,我们二人均未谈及乔生(张仲春)的抄袭问题。正是在其本人“没有任何抄袭剽窃行为”的鼓噪下,李教授抱着一探究竟的想法才在上述文章中发现了其确实存在着剽窃问题。    

关于署名“乔生”《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之因应对策》抄袭刘士平《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准司法性及我国的对策》的具体情况,李世洞教授已在文章中通过具体事例的比对,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兹不赘述。    

本文只是通过署名“乔生”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之因应对策》(以下简称“乔生文”),与署名“沈木珠”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与其他国际争端解决问题之比较》(《金陵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卷,以下简称“木珠文”)的具体比对,进一步证明:乔生(张仲春)确实存在严重的抄袭问题。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之因应对策》抄袭《WTO争端解决机制与其他国际争端解决制度之比较》例证    

例证一    
木珠文(第47页第1-2段):    
      国际争端一词不仅包括国家间的争端,而且也包括以国家为一方,以个人、法人团体或非国家实体为另一方的争端(1)……传统的国际争端仅指国家公法上的争端,也即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争端,而现代国际争端还包括国家与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的争端,当然国家之间的争端仍是最主要的。目前,国际上现行的各种多边条约中,几乎都有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则和程序的规定;这些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因多边条约的性质、目的及适用范围不同而具有某些差别,并形成了各自的特点。    
乔生文(第17页左栏第1段):    
      今天,国际争端不仅包括国家间的争端,而且也包括以国家为一方,以个人、法人团体或非国家实体为另一方的争端①。这一争端涵义与传统的国际争端不同。即传统国际争端仅指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争端,现代国际争端则还包括国家与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的争端;当然,国家之间的争端仍是最主要的部分。目前,国际上各种多边条约,几乎都有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则和程序的规定;国际争端还因这种种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性质、目的及适用范围不同而具有某些差别,并形成了各自的特点。    

例证二    
木珠文(第49页第4段、第51页第4段):    
      WTO机制是当今独具时代特色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WTO机制与GATT争端解决机制比较,具有许多共性,这是因为WTO机制完全是在GATT机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在争端解决的程序上,两种机制均确立了双边协商的强制性和斡旋、调解和调停的自愿性、专家小组断案、快速仲裁以及限制性报告手段等。然而,两者又有许多不同。    
乔生文(第17页左栏第2段第1行、右栏第1段):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当今独具时代特色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与GATT争端解决机制比较,两者虽有许多共性,如WTO机制完全是在GATT机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在争端解决的程序上,两种机制均确立了双边协商的强制性和斡旋、调解和调停的自愿性、专家组断案、快速仲裁以及限制性报复手段等。然而,两者还是显示出许多方面的不同。    

例证三    
木珠文(第51页第5段):    
     首先,在决策方式上,两者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GATT机制在对专家小组的设立、专家小组报告的通过问题上采取“协商一致”的方式,这实际上是给缔约方(包括被诉方)提供否决权,任何一个缔约方只要其愿意都可阻挠专家小组的设立和阻止专家小组报告的通过。而WTO机制无论在专家小组的设立、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报告的采纳以及中止减让或其他义务请求的批准等问题上均采取了“倒协商一致”的方式,这实际上是一种自动通过程序,或者科学地表述为“准自动通过(quazi- automatic adoption) 程序〔15〕。从而使DBS取得了对WTO成员间贸易争端案件的强制管辖权,有利于顺利且有效地解决争端。    
乔生文(第17页右栏第2段):    
      第一,决策方式截然不同。GATT机制在对专家组的设立和专家组报告的通过问题上采取了“协商一致”的方式,这实际上是给缔约方(包括被诉方)提供了否决权,任何一个缔约方只要其愿意都可阻挠专家组的设立和阻止专家组报告的通过。而WTO机制无论在专家组的设立、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的采纳以及中止减让或其他义务请求的批准等问题上均采取了“倒协商一致”的方式,这实际上是一种自动通过程序,或者科学地表述为“准自动通过(quazi- automatic adoption) 程序〔2〕。从而使WTO机制取得对WTO成员间贸易争端案件的强制管辖,有利于顺利及有效地解决争端。    

例证四    
木珠文(第51页第6段):    
      其次,在争端解决程序上,GATT机制并没有设立上诉审查程序,任何一方对专家小组的报告不服也不得上诉;而WTO机制则增设了上诉审查程序,这就改变了GATT的“一审制”,构成WTO的“两审终审制”〔16〕。即凡是对专家小组报告不服的争端一方均可提起上诉,由上诉机构对专家小组报告中的法律问题和法律解释进行审查并作出结论,由DSB 以“倒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后,为各当事方无条件接受。    
乔生文(第18页左栏第2段:    
      第二,争端解决程序不同。GATT机制并没有设立上诉审查程序,任何一方对专家组的报告不服也不得上诉;而WTO机制则增设了上诉审查程序,这就改变了GATT的“一审制”,构成WTO的“两审终审制”〔3〕。即凡是对专家组报告不服的争端一方均可提起上诉,由上诉机构对专家组报告中的法律问题和法律解释进行审查并作出结论,由DSB 以“倒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后,为各当事方无条件接受。    

例证五    
木珠文(第51页第7段):    
      第三,在对裁决的执行时限上,GATT机制并未限定执行的“合理期限”,而仅提出有关缔约方应迅速执行或在合理期限内执行有关建议或裁决;而WTO机制却对“合理期限”明确限定为:(1)有关当事方提出的且获DSB 批准的期限;(2)争端当事方在建议和裁决通过之日起45天内相互同意的期限;(3)在建议或裁决通过之日起90天内经仲裁确定的期限;(4)无论如何,该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建议或裁决通过之日起15个月。    
乔生文(第18页第3段):    
      第三,裁决的执行时限不同。GATT机制并未限定执行的“合理期限”,而仅提出有关缔约方应迅速执行或在合理期限内执行有关建议或裁决; 而WTO机制则对“合理期限”明确限定为:有关当事方提出的且获DSB 批准的期限;争端当事方在建议和裁决通过之日起45天内相互同意的期限;在建议或裁决通过之日起90天内经仲裁确定的期限;无论如何,该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建议或裁决通过之日起15个月。    

例证六    
木珠文(第51-52页):    
      第四,在对裁决的强制执行,GATT机制允许被授权方采取报复行动,但这种报复仅限定在发生争端的同一部门,或者说仅限定在专家小组认定存在违反或抵消或损害情形的同一部门;但WTO机制为了强制裁决的执行力度,则允许被授权方采取交叉报复措施,但只有在申请方认为对同一部门实施报复不实际可行或无效时才可为之。    
乔生文(第18页左栏第4段):    
      第四,裁决的强制执行范围不同。GATT机制允许被授权方采取报复行动,但这种报复仅限定在发生争端的同一部门,或者说仅限定在专家组认定存在违反或抵消或损害情形的同一部门;但WTO机制为了强制裁决的执行力度,则允许指控成员可以经由DSB 授权进行报复……只有在申请方认为对同一部门实施报复不实际可行或无效时才可为之。    

例证七    
木珠文(第52页第2段):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在GATT近半个世纪的实践基础上,且根据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要求而建立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制度……《WTO协定》第16条1款的规定也证实了WTO机制与GATT机制是一种继承关系,而不是“一种崭新的制度”或对GATT机制的“一场重大革命”。    
乔生文(第18页左栏第5段):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在GATT近半个世纪的实践基础上,并根据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要求而建立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制度。但是,必须明确,WTO机制对GATT机制是一种继承关系,而不是其自发产生的“一种崭新的制度”,或是对GATT机制的“一场重大革命”〔5〕    

例证八    
木珠文(第52页第3、4段):    
      综观GATT的争端解决实践……根据美国著名GATT教授Bob Hudec对1948至1990年间GATT专家小组审理的全部案件所作的分析表明,其中案件审理的总成功率为88%[17]。这就是说GATT争端解决机制为各缔约方实现权利义务提供了保障,维护了正常的国际经济秩序,并为了这一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与完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Hudec教授也同时指出,GATT争端解决机制尚欠完善[18]。这些缺陷大多因GATT的先天不足所致[19] ,主要包括:(1)对目标与程序的规定欠具体;(2)缔约方全体监督争端解决程序的权力不明确,导致采取“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各项裁决,因而产生两大阻碍:一是当申诉方请求设立专家小组时,被诉方有时表示反对而阻碍该专家小组的设立;二是当GATT理事会通过专家小组报告时,败诉方可以表示反对而阻碍报告的通过;(3)因东京回合通过了许多单项协议,导致争端解决程序分散;(4)个别缔约方政府通过对某个专家小组成员施加压力干预专家小组的裁决等等……WTO机制在程序上有明显的改善:首先它为GATT/WTO体制各方建立了一项包括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在内的统一的争端解决制度;其次,它阐明了申诉方有权进入专家小组程序;再次,它增设了上诉审程序,因此,专家小组报告经DSB 通过即产生效力,争端当事一方不服可向上诉机构上诉,上诉机构报告同样须经DSB 通过才具有效力。DSB 通过报告均采取“否定式共识”的方式,据此,几乎所有的报告均自动通过,昔日败诉方阻止通过专家小组报告的机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从WTO成立以来的争端解决实践来看,其特点则更为突出。一是争端解决案件的数量猛增,仅6年时间(1995.1.1-2000.12.31),其数量就达228件,平均每年为38件;二是争端主体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利用该机制的数量也呈上升趋势;三是争端事件主要发生在农产品、纺织品贸易领域,知识产权和服务贸易领域的贸易纷争也开始增多;实施争端主体大多愿意采用专家小组程序解决争端,其中约占70%的争端通过上诉复审程序才得以解决。    
乔生文(第18页左栏第6段-右栏第3段):    
      从GATT的争端解决实践来看,1948至1990年间GATT专家组审理的全部案件所作的分析表明,其中案件审理的总成功率为88%②。这表明了GATT争端解决机制为各缔约方实现权利义务提供了重要保障,维护了正常的国际经济秩序,并为这一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GATT争端解决机制尚欠完善③。这些缺陷大多因GATT的先天不足所致④ ,主要包括:对目标与程序的规定不具体;缔约方全体监督争端解决程序的权力不明确,导致采取“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各项裁决,因而产生两大阻碍:一是当申诉方请求设立专家小组时,被诉方有时表示反对而阻碍该专家组的设立;二是当GATT理事会通过专家组报告时,败诉方可以表示反对而阻碍报告的通过;因东京回合通过了许多单项协议,导致争端解决程序分散;个别缔约方政府通过对某个专家组成员施加压力干预专家组的裁决等等。    
      从WTO争端解决的制度建设来看,上述状况已得到明显改进。如上所述, 它首先为GATT/WTO体制各方建立了一项包括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在内的统一的争端解决制度;其次是阐明了申诉方有权进入专家组程序;再次是增设了上诉审程序。因此,专家组报告经DSB 通过即产生效力,争端当事一方不服可向上诉机构上诉,上诉机构报告同样须经DSB 通过才具有效力。DSB 通过报告均采取“否定式共识”的方式。据此,几乎所有的报告均自动通过,昔日败诉方阻止通过专家组报告的机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从WTO争端解决的实践活动来看,一方面争端解决案件的数量猛增,仅6年时间(1995.1.1-2000.12.31),其数量就达228件,平均每年为38件;另方面争端主体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利用该机制的数量呈上升趋势;争端事件主要发生在农产品、纺织品贸易领域,知识产权和服务贸易领域的贸易纷争也开始增多;实施争端主体大多愿意采用专家组程序解决争端,其中约占70%的争端通过上诉审程序才得以解决。    

例证九    
木珠文(第52-53页):    
     (一)关于强制管辖问题     
      国内有学者称:强制管辖权……是对传统国际法里“不得强迫任何国家违反其本身的意志来进行诉讼”规则的重要突破〔20〕。笔者完全赞同这种评价,并且认为,强制管辖权的确立也是对GATT机制的完善与发展。在GATT机制下,专家小组取得对案件的审理权须经争端当事方的同意,只要当事一方反对设立专家小组,该专家小组就不能设立,因而GATT理事会也就不能取得对该案件的管辖权。而WTO机制之所以确立了强制管辖权,正是为了革除GATT机制的原有弊端。《WTO谅解》关于强制管辖的规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确立了“否定式共识”的表决方式,包括对专家小组的设立、专家小组报告和上诉机构报告的通过、对DSB 裁决强制执行的授权申请等等均适用该表决方式,这实际上是肯定了申诉方或胜诉方的赞同权,那怕只有申诉方或胜诉方一方赞同,专家小组就应设立,报告就应通过。二是正式赋予了“DSB 有权设立专家小组,通过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报告,监督裁决和建议的执行以及授权中止含括协定项下的减让或其他义务”〔21〕。显然,WTO机制的强制管辖,是在总结GATT机制的自愿管辖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立的。就其法律意义来说,它排除了《联合国宪章》第33条关于“自行选择其他和平方法”解决争端规定对WTO各成员方的制约〔22〕。    
乔生文(第18页右栏第4段-19页左栏第1段):    
      (1)强制管辖;强制管辖权的确立,是对传统国际法里“不得强迫任何国家违反其本身的意志来进行诉讼”规则的重要突破〔6〕。也是对GATT机制的完善与发展。在GATT机制下,专家组取得对案件的审理权须经争端当事方的同意,只要当事一方反对设立专家组,该专家组就不能设立,因而GATT理事会也就不能取得对该案件的管辖权。WTO机制之所以确立了强制管辖权,正是为了革除GATT机制的原有弊端〔5〕。《WTO谅解》关于强制管辖的规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确立了“否定式共识”的表决方式,包括对专家组的设立、专家组报告和上诉机构报告的通过、对DSB 裁决强制执行的授权申请等等均适用该表决方式,这实际上是肯定了申诉方或胜诉方的赞同权,哪怕只有申诉方或胜诉方一方赞同,专家组就应设立,报告就应通过。二是正式赋予了“DSB 有权设立专家组,通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监督裁决和建议的执行以及授权中止含括协定项下的减让或其他义务”⑤。显然,WTO机制的强制管辖,是在总结GATT机制的自愿管辖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立的。就其法律意义来说,它排除了《联合国宪章》第33条关于“自行选择其他和平方法”解决争端规定对WTO各成员方的制约〔2〕。    

例证十    
木珠文(第53页第2段)    
    (二)关于司法独立问题    
      GATT将争端解决的权力赋予了缔约方全体,而实践中该权力则由理事会行使……WTO机制的司法独立权主要交由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行使,无论从对专家小组成员资格和其审案的要求(WTO谅解第8条2款和9款) 到对上诉机构成员资格和职责的要求和享有的职权(WTO谅解第17条13款) 来看,均无不体现其司法独立性。    
乔生文(第19页左栏第2段):    
     2.司法独立:GATT将争端解决的权力赋予了缔约方全体,而实践中该权力则由理事会行使。WTO机制的司法独立权主要交由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行使,无论从对专家组成员资格和其审案的要求(WTO谅解第8条2款和9款) 到对上诉机构成员资格和职责的要求和享有的职权(WTO谅解第17条13款) 来看,均无不体现其司法独立性。WTO这种司法独立性的精神。在我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第4部分的内容中都有所反映。    

例证十一    
木珠文(第53页第4段)    
     (三)关于严格时限问题    
      GATT机制的各个程序并没有可遵循的具体时间规定,各程序只需在“合理期限内”完成即可,这就导致了许多案件拖而未决,成员间权利义务的平衡不能得到及时维护。WTO机制吸取了GATT机制的教训,在《WTO谅解》中规定了各个程序的严格时限……    
乔生文(第19页左栏第4段):    
     3. 严格时限:GATT机制的各个程序并没有可遵循的具体时间规定,各程序只需在“合理期限内”完成即可,这就导致了许多案件拖而未决,成员间权利义务的平衡不能得到及时维护。WTO机制吸取了GATT机制的教训,在《WTO谅解》中规定了各个程序的严格时限……    
     
例证十二    
木珠文(第54页第4段):    
    (四)关于期间评审问题    
     期间评审(interim review) 问题,学界议论甚多,有的学者认为,这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允许争端当事方对专家小组内部工作程序的无法忍受的干预,从而危及专家组成员的独立性,并使专家组报告失去公平性。因为它规定专家组必须考虑争端各方在这一阶段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24]。但曾经担任过GATT专家小组成员的洛文费尔德(Andress F•Lowenfeld) 教授却认为,期间评审可能是“为了清除模棱两可之处以及使专家小组的裁定更加清晰”,“起草者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减少败诉方上诉的机会”[25]。然而,国内学者……认为期间评审具有“促成当事人协商解决争端、提高专家组最终报告的质量……”等预期作用。同时也指出,期间评审并未达到人们预期的效果,因为几乎所有的案件在专家组报告下发之后都被当事人提起了上诉,只有个案例外。因而提出改革期间评审的观点[26]。    
乔生文(第19页左栏第5段):    
     4. 期间评审(interim  review) :对期间评审学界意见不一,有学者认为这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允许争端当事方对专家组内部工作程序的无法忍受的干预,从而危及专家组成员的独立性,并使专家组报告失去公平性。因为它规定专家组必须考虑争端各方在这一阶段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⑥。但曾经担任过GATT专家组成员的洛文费尔德(Andress F•Lowenfeld) 教授却认为,期间评审可能是“为了清除模棱两可之处以及使专家组的裁定更加清晰”,“起草者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减少败诉方上诉的机会”⑦。国内学者认为期间评审具有促成当事人协商解决争端、提高专家组最终报告的质量等作用,但也指出期间评审并未达到人们预期的效果,因为几乎所有的案件在专家组报告下发之后都被当事人提起了上诉,只有个案例外,因而提出改革“期间评审”的观点〔5〕。    

例证十三    
木珠文(第54页第7-9段、第55页第1-2段):    
     (五)关于封闭审理问题    
     《WTO谅解》第14条、第17条10款和11款以及第18条等规定均反映了专家小组与上诉程序的保密性,其目的是为了避免专家小组的上诉机构成员因外界压力而影响其作出公正的裁决。    
     然而美国学者David Palmeter 教授却认为:“专家小组程序和上诉机构复审没有正当理由不公开,尤其是上诉复审,毕竟争论的只是法律问题。”“在美国汽油案决裁中,上诉机构已明确提到WTO法是国际公法的一部分,WTO程序理应反映国际公法的公开性与透明性,即允许争端双方选派包括私人律师在内的代表参加专家小组和上诉审程序。”〔28〕持此观点者认为,WTO之所以采用星室法院( star chamber) 程序秘密审查案件,意味着以折衷手段解决争端。    
      而国内某些学者则主张“应加强对期间报告等文件的保密,期间报告既没有必要公开,也不应该公开,因为双方当事人的私下和解需要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29〕。持此主张者还举例说明了保密的重要作用及专家小组对保密的重视程度。    
笔者认为,从当今国际社会主张公开、公正原则的角度来看,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程序实行公开审理也并无不妥,因为不公开和无透明度之举实难保证公平、公正原则的实施。然而WTO机制从专家小组到上诉审程序均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这种做法的确与公开审理制度有别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其褒贬目前尚难定论,只有留待实践去检验。    
乔生文(第19页左栏第6段-19页右栏第1段):    
      5.封闭审理:《WTO谅解》第14条、第17条10款和11款以及第18条等规定均反映了专家小组与上诉程序的保密性,其目的是为了避免专家组的上诉机构成员因外界压力而影响其作出公正的裁决。然而美国学者David Palmeter教授却认为:“专家组程序和上诉机构复审没有正当理由不公开,尤其是上诉复审,毕竟争论的只是法律问题。”“在美国汽油案决裁中,上诉机构已明确提到WTO法是国际公法的一部分,WTO程序理应反映国际公法的公开性与透明性,即允许争端双方选派包括私人律师在内的代表参加专家组和上诉审程序。”⑧持此观点者认为,WTO之所以采用星室法院( star chamber) 程序秘密审查案件,意味着以折衷手段解决争端。而国内某些学者则主张“应加强对期间报告等文件的保密,期间报告既没有必要公开,也不应该公开,因为双方当事人的私下和解需要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7〕。持此主张者还举例说明了保密的重要作用及专家组对保密的重视程度。但是近来也有学者认为,从当今国际社会主张公开、公正原则的角度来看,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程序实行公开审理也并无不妥,因为不公开和无透明度之举实难保证公平、公正原则的实施。然而WTO机制从专家组到上诉审程序均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这种做法的确与公开审理制度有别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其褒贬目前尚难定论,只有留待实践去检验〔5〕。    

例证十四    
木珠文(第55页第3-5段):    
     (六)关于建立“初步证据”的理论问题    
     《WTO谅解》第3条8款规定:“如果出现违反含括协定规定所应承的义务时,该行为被视为构成利益抵消或损害的初步证据。这通常意味着一种推定,即违反规则就对含括协定的其他成员方造成不利影响,在此影响下,应由被诉方举证反驳指控。”按照该条的规定,只要一方成员的行为违反了某项协定,即构成对另一成员利益的抵消或损害,申诉方不必证明违反协定与利益之间的因果关系,DSB 就得受理该申诉案件。    
      然而,目前在WTO机制的实践中,并不按照这种推定予以受案,而要求申诉方证明被诉方如何违反含括协定并说明违反哪一条具体规定,否则专家小组应驳回该申诉。这就是所谓的建立“初步证据”理论。这一理论首先是在美国作为被申诉方的“哥斯达黎加与美国关于禁止内衣进口纠纷案”〔30〕、“印度与美国关于限制针织羊毛上衣进口纠纷案”〔31〕中提出并得到专家小组认可的……但却受到了许多成员的反对。这种理论与《WTO谅解》第3条8款的规定不符,无形加重了申诉方的举证责任;加之,WTO机制中裁定是否构成“初步证据”的是专家小组,对案中具体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认定也是专家小组本身。这样做可能产生两种后果〔32〕:(1)专家组的自由裁定权大大增加,有可能使案件未进入审理就被驳回;(2)“初步证据”可能给专家组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对具体案情的审理有不良影响。因此,这种理论的运用还有赖于专家小组成员的公平公正。    
乔生文(第19页右栏第2段):    
      6. 建立“初步证据”理论:《WTO谅解》第3条8款规定:“如果出现违反含括协定规定所应承的义务时,该行为被视为构成利益抵消或损害的初步证据。这通常意味着一种推定,即违反规则就对含括协定的其他成员方造成不利影响,在此情况下,应由被诉方举证反驳指控。”按照该条的规定,只要一方成员的行为违反了某项协定,即构成对另一成员利益的抵消或损害,申诉方不必证明违反协定与利益之间的因果关系,DSB 就得受理该申诉案件。然而,目前在WTO机制的实践中,并不按照这种推定予以受案,而要求申诉方证明被诉方如何违反含括协定并说明违反哪一条具体规定,否则专家小组应驳回该申诉。这就是所谓的建立“初步证据”理论。这一理论首先是在美国作为被申诉方的“哥斯达黎加与美国关于禁止内衣进口纠纷案”〔8〕、“印度与美国关于限制针织羊毛上衣进口纠纷案”〔8〕中提出并得到专家组认可。但却受到了许多成员的反对。这种理论与《WTO谅解》第3条8款的规定不符,无形加重了申诉方的举证责任;加之,WTO机制中裁定是否构成“初步证据”的是专家组,对案中具体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认定也是专家组本身。这样做可能产生两种后果〔7〕:一方面,专家组的自由裁定权大大增加,有可能使案件未进入审理就被驳回;另方面,“初步证据”可能给专家组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对具体案情的审理有不良影响。因此,这种理论的运用还有赖于专家组成员的公平公正。    

例证十五    
木珠文(第55页第6段):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多数程序和规则是适当的,如强制管辖、司法独立和严格时限等等;而期间评审、封闭审理、建立“初步证据”理论以及交叉报复等程序与做法均存在某些不足,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总结与不断改进,使其为WTO成员间贸易争端的有效解决发挥更大的作用。    
乔生文(第19页右栏第3段):    
      综上,可以看到,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多数程序和规则是适当的,如强制管辖、司法独立和严格时限等等;而期间评审、封闭审理、建立“初步证据”理论以及交叉报复等程序与做法,均存在某些不足,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总结与不断改进,才能为WTO成员间贸易争端的有效解决发挥更大的作用。    

例证十六    
木珠文(第57页-58页):    
      WTO争端解决机制虽也采用协商、斡旋、调解、调停等外交方法,但采用专家小组断案及上诉复审程序等法律方法解决争端则是该机制的核心及特色,这从专家小组的设立、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报告的通过及对裁决的执行等均引入了“否定式共识”的决策方式,即从采用“自动通过程序”这个问题上就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WTO机制之所以熔外交方法与法律方法于一炉,完全是为了借助制司法化的优点,而又保留了其非司法性的成份,以便保证争端的迅速解决,并兼顾各方利益的平衡[35]。WTO机制的这些优点与特点,必将影响我国大陆政府间的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特别在我国大陆成为WTO成员之后……我国大陆与其他WTO成员间关于执行WTO各项协议而产生的贸易争端将适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而我国大陆与他国间关于执行双边经贸协定和多边公约而产生的争端则仍按照各有关双边协定和多边公约的争端解决条款规定的方法和程序解决,这两种机制虽没有直接关系,但WTO机制仍然将对我国大陆相关制度起影响作用。首先体现在对观念的影响,我国大陆一向对“国家主权限制豁免说”持反对态度,往往为了维护国家主权而不乐于采用法律方法解决政府间的经贸争端。其次是对立法上的影响,我国大陆对外缔结的双边贸易协定始终未明确规定通过法律方法解决缔约方间的贸易争端;而中外双边保护投资协定则仅规定可通过专设仲裁庭解决两国间的投资争端。再次是对对争端解决实践的影响,我国大陆双边保护投资协定虽有通过仲裁解决争端的规定,大陆加入的某些经贸公约也有关于通过仲裁或提交国际法院解决等法律方法的规定,但实践上仍采谨慎态度,都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政府间的经贸争端,往往只求争端的和平解决,而顾不上问及付出的代价。在我国大陆适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之后,大陆原有的某些观念必定会转变,立法上也会作相应的修改,或制定相应的新法,实践也会大胆采用法律方法解决争端。只有吸取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成功经验,积极采用外交手段与法律方法相结合的做法,才能迅速有效地解决政府间的经贸争端。    
乔生文(第20页左栏第1-3段):    
     而WTO争端解决机制虽也采用协商、斡旋、调解、调停等外交方法,但采用专家组断案及上诉复审程序等法律方法解决争端则是该机制的核心及特色,这从专家组的设立、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的通过及对裁决的执行等均引入了“否定式共识”的决策方式,即从采用“自动通过程序”这个问题上就已得到充分的说明。WTO争端解决机制之所以能熔外交方法与法律方法于一炉,完全是借助了机制司法化的优点,而又保留了其非司法性的成份,从而保证了争端的迅速解决,并兼顾各方利益的平衡。    
      认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优点与特色,看清自己的问题与不足,我国成为WTO成员之后,该机制对我国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的影响必将是根本性的。我国与其他WTO成员间关于执行WTO各项协议而产生的贸易争端将适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而我国与他国间关于执行双边经贸协定和多边公约而产生的争端则仍按照各有关双边协定和多边公约的争端解决条款规定的方法和程序解决,这两种机制虽没有直接关系,但WTO争端解决机制仍然将对我国的相关制度起影响作用。首先,这种影响体现在观念上,我国一向对“国家主权限制豁免说”持反对态度,往往为了维护国家主权而不乐于采用法律方法解决政府间的经贸争端。其次,是对立法的影响,我国对外缔结的双边贸易协定始终未明确规定通过法律方法解决缔约方间的贸易争端;而中外双边保护投资协定则仅规定可通过专设仲裁庭解决两国间的投资争端。再次,在对争端解决实践的问题上,我国双边保护投资协定虽有通过仲裁解决争端的规定,我国加入的某些经贸公约也有关于通过仲裁或提交国际法院解决等法律方法的规定,但实践上仍采十分谨慎态度,即更多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政府间的经贸争端,往往只求争端的和平解决,而顾不上更多考虑所付出的代价。    
      据上,在我国适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之后,我国原有的某些观念必定会发生转变,立法上也会作出相应的修改,或制定相应的新法,实践中也会大胆采用法律方法解决争端事宜。事实上,也只有吸取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成功经验,积极采用外交手段与法律方法相结合的做法〔5〕,才能迅速有效地解决政府间的经贸争端。    

例证十七    
木珠文(第58页第3段):    
      加快和完善国内立法乃策略之一。我国大陆近年来已加快了对国内法律、法规的清理步伐,废除和修改了那些与WTO规则不符的规定,特别是对专利法、商标法、行政法等的某些规定作了修改。然而,服务贸易的诸多领域,及反垄断、技术标准等方面的立法均属空白。如不及时填补这些空白,在大陆入世之后,因无法可依而产生纷争则将成为必然。另外,大陆许多方面的立法,包括《对外贸易法》中的某些重要规定都过于原则和简单化,如其中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的规定。因此,为了避免或减少争端的产生,或有效地解决与其他成员方间的国际贸易争端,唯有加快和完善国内相关立法,一方面填补目前尚处于空白的立法领域;另一方面加快对相应法规的完善……例如: WTO《反倾销协议》第3条“损害的确定”中的“损害”一词确包括实质损害及实质损害威胁两种情况,但其在确定损害因素时却是要求分开进行审查的,尤其是第3.7条,特别对实质性损害威胁的审查因素作出专门规定。我国大陆《反倾销条例》第8条则将WTO《反倾销协议》的损害与损害威胁两类不同的审查因素捏合为一,混合了两种损害因素的区别……又如WTO《反倾销协议》辟“司法复审”专条,规定:“本协定各成员的国内反倾销立法应包括对裁决和第11条规定的复审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仲裁或行政裁决的规定,或者对上述行为迅速进行评审的法律程序。执行上述职能的机构应完全独立于负责作出裁决或进行复审的当局”。我国大陆《反倾销条例》第53条也简单规定了对以上情况包括终裁、征税以及追溯征税、退税以及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里显然没有突出司法复审的重要地位……WTO《反倾销协议》第17条明确规定了各国反倾销所产生的争端可以提请WTO争端解决机制成立专家小组进行审查,这是对反倾销案件避免行政干预采取的一项有力措施,表明了世界各国对行政裁决日趋司法化的一种倾向,当引起大陆有关方面的重视。    
乔生文(第20页左栏第5、6段-20页右栏第1段):    
     1.进一步加快和完善国内立法。    
     近年我国已加快了对国内法律、法规及区域政策规章的清理步伐,废除和修改了那些与WTO规则不符的规定规章,特别是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行政法等的某些规定及地方规章作出了修改。然而,服务贸易的诸多领域、反垄断、技术标准等方面的立法仍属空白。如不及时填补这些空白,在我国入世之后,因无法可依而产生纷争则将成为必然。另外,我国许多方面的立法,包括《对外贸易法》中的某些重要规定都过于原则性和简单化,如其中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的规定……    
     为了避免或减少争端的产生,或有效地解决与其他成员方间的国际贸易争端,我国还是应当加快和不断完善国内相关立法,不能因为已经加入WTO而稍事松懈。一方面要填补我国目前尚处于空白的立法领域;另一方面要加快对相应法规的完善。例如《WTO协定》详细规定确立倾销、认定损害、决定征税等反倾销措施问题;但由于我国《反倾销条例》十分精炼,合并及删去不少WTO《反倾销协议》上的内容, 以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呈现某些不妥, 如WTO《反倾销协议》第3条“损害的确定”中的“损害”一词确包括实质损害及实质损害威胁两种情况,但其在确定损害因素时却是要求分开进行审查的,尤其是第3条7款特别对实质性损害威胁的审查因素作出专门规定。我国《反倾销条例》第8条则将WTO《反倾销协议》的损害与损害威胁两类不同的审查因素捏合为一,混合了两种损害因素的区别。又如WTO《反倾销协议》辟“司法复审”专条规定:“本协定各成员的国内反倾销立法应包括对裁决和第11条规定的复审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仲裁或行政裁决的规定,或者对上述行为迅速进行评审的法律程序。执行上述职能的机构应完全独立于负责作出裁决或进行复审的当局”。我国《反倾销条例》第53条也简单规定了对以上情况包括终裁、征税以及追溯征税、退税以及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里显然没有突出司法复审的重要地位〔5〕。WTO《反倾销协议》第17条明确规定了各国反倾销所产生的争端可以提请DSB 成立专家小组进行审查,这是对反倾销案件避免行政干预采取的一项有力措施,表明了世界各国对行政裁决日趋司法化的一种倾向,当引起我国有关方面的重视。    

例证十八    
木珠文(第58-59页):    
      设立专门应对WTO机制的政府机构乃策略之二。由于WTO成员间的争端表现为政府间的争端,设立专门的交涉机构,负责受理我国大陆企业提起的对我(按:原文如此)申诉,包括调查、取证等等,同时也代表大陆企业应诉。当我国大陆作为申诉方时,该机构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请求被诉方撤销被诉措施,或要求其提供补偿,或根据大陆的实力要求报复授权;当大陆为被诉方时,该机构应认真研究争端解决报告,根据大陆被诉措施的重要程度和申诉方提出的补偿要求及其准备报复的手段和程度作出合理的决定,使大陆与其他成员间的贸易争端得以迅速有效的解决。    
乔生文(第20-21页):    
     2. 进一步加强我国应对WTO机制的机构建设。    
     由于WTO成员间的争端表现为政府间的争端,因此,设立专门的争端交涉机构,负责受理我国企业提起的对外申诉,包括调查、取证等等,同时也代表及指导我国企业应诉,诚有必要。当我国作为申诉方时,该机构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请求被诉方撤销被诉措施,或要求其提供补偿,或根据我国的实力要求报复授权;当我国为被诉方时,该机构应认真研究争端解决报告,根据我国被诉措施的重要程度和申诉方提出的补偿要求及其准备报复的手段和程度作出合理的决定,使我国与其他成员间的贸易争端得以迅速有效地解决。    

例证十九    
木珠文(第59页第2、3段):    
     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乃策略之三。为了及时有效地应对WTO机制,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利益,就必须健全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它是进行反倾销、反补贴及反规避等的组织基础。仅从起诉方面讲,它负有指导、组织受损企业有理、有节地指控或策略地撤诉,并尽可能提供人力、财力、技术上的支持的职责;从应诉方面,它负有支持受指控的出口企业积极、灵活、策略地应诉抗辩或主动和解等职责。此外,行业协会还负有与本国其他行业和政府及外国政府和有关行业交涉的职责,它须有各方面的专家,为争端的解决出谋献策,以便维护行业的合法利益。    
     建立符合应对WTO机制的资料库和查询系统……我国大陆应毫不例外地建立WTO资料库,其中包括符合应对WTO机制的各有关资料,如公布我国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WTO历年的法律文件,争端解决报告,各成员方的官方文献以及学者的研究成果等等……    
乔生文(第21页第2段):    
     3. 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为及时有效应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运作,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利益,必须健全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它是进行反倾销、反补贴及反规避等的组织基础。从起诉方面讲,它负有指导、组织受损企业有理、有节地指控或策略地撤诉,并尽可能提供人力、财力、技术上的支持的职责;从应诉方面,它负有支持受指控的出口企业积极、灵活、策略地应诉抗辩或主动和解等职责。同时,行业协会还负有与本国其他行业和政府及外国政府和有关行业交涉的职责,它须有各方面的专家,为争端的解决出谋献策,以便维护行业的合法利益……特别是要建立符合应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资料库和查询系统,其中包括符合应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各有关资料,如公布我国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WTO历年的法律文件,争端解决报告,各成员方的官方文献以及学者的研究成果等等……    

三、《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之因应对策》抄袭《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准司法性及我国的对策》例证    

关于这些例证,李世洞教授业已做过比对和分析。    

详细情形,请参见李世洞《张仲春、沈木珠教授夫妇抄袭是“假案”吗》(见李世洞著:《拾贝栽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25-433页)。    

四、丈夫乔生(张仲春)能抄袭妻子沈木珠吗?    
         
关于抄袭,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曾于1999年1月15日就关于如何认定抄袭行为给青岛市市版权局的答复中指出:著作权法所称抄袭、剽窃是同一概念,抄袭是“指将他人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窃为己有发表”。“从抄袭的形式看,有原封不动或者基本原封不动地复制他人作品的行为,也有经改头换面后将他人受著作权保护的独创成份窃为己有的行为”;“对抄袭的认定,也不以是否使用他人作品的全部还是部分、是否得到外界的好评、是否构成抄袭物的主要或者实质部分为转移。”    

对于上述“抄袭”的界定,乔生(张仲春)研究员也是非常认可的。比如,他在2012年1月11日诉宋绍富、李世洞和杨玉圣名誉权纠纷的《民事起诉状》中即曾指出:“‘抄袭’问题是个法律问题,也是学人学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抄袭’的定义,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早在1999年就将界定为:‘指将他人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窃为己有发表’,十三年来我国司法实践均参照这一标准进行认定。”    
以上18个例证,通过具体文字的比对,可以看出,乔生(张仲春)显然是“原封不动或者基本原封不动地”“复制”了沈木珠的作品,属于典型地“将他人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窃为己有发表”。这不是抄袭,又是什么呢?    

可是,乔生(张仲春)和他的辩护者却不这么认为。相反,他们认为乔生(张仲春)“没有任何抄袭问题”。    

比如,2005年11月25日,江苏天茂律师事务所律师朱益林先生“受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沈木珠、张仲春的委托和江苏天茂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在致“学术批评网主持人杨玉圣教授”的律师函中“郑重申明:沈木珠、张仲春没有任何抄袭行为”。乔生(张仲春)的同事和好友刘正副教授在2008年2月在某境外网站连发四篇《杨玉圣制造沈木珠、张仲春教授“抄袭”假案事实披露》系列文章,称沈、张“没有任何杨玉圣、李世洞所诬蔑的抄袭行为”,他们是“没有任何抄袭剽窃,没有任何一稿多投行为的法学教授”;“沈木珠、张仲春教授没有任何抄袭行为”。刘正在《杨玉圣要把学术批评引向何方?》《杨玉圣制造沈木珠、张仲春教授“抄袭”假案事实披露(四)——对“杨玉圣”滥用诽谤语言的批驳》中,也一再指责“杨玉圣处心积虑制造的沈木珠、张仲春教授‘抄袭假案”。    

署名“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刘正”、实则出自乔生(张仲春)手笔的《杨玉圣制造沈木珠、张仲春教授“抄袭”假案事实披露(一)——对“金许成”第一篇诽谤文章的批驳》曾以乔生此文为例,并大言不惭地声称乔生(张仲春)“没有‘抄袭’问题”:“沈木珠教授在《金陵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卷的论文《WTO争端解决机制与其他国际争端解决制度比较》是非正式发表论文(上述已经论证《金陵法律评论》是内部交流期刊)”;“乔生《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之因应对对策》(12950字……只有约1千字与沈木珠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与其他国际争端解决制度比较》(全文2万字)雷同!”“乔生论文《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之因应对对策》与沈木珠论文《WTO争端解决机制与其他国际争端解决制度比较》,其中约1千字的雷同,都来源于沈木珠、乔生2001年合作项目的阶段性成果《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对外经贸纠纷解决因应对策》(全文3万字)。”该文的结论是:“根据我国著作权法,沈木珠、乔生2001年合作项目阶段性成果《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对外经贸纠纷解决因应对策》是拥有著作权的合作作品,乔生《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之因应对对策》没有著作权争议,没有‘抄袭’问题,没有所谓的‘自我克隆 重复发表’。”该文还质疑说:“杨玉圣及其粉丝团对本文炒作了“自我克隆 重复发表”,又炒作“抄袭”,不知道是真的无知,还是忘性太大,还是故意继续造假!”     

当然,这种论调并不新鲜。2007年12月11日上午,在南京市鼓楼区法院的庭审现场,张仲春宣称:“我们是学校共同科研课题,怎么署,我们自愿。”张仲春的妻子沈木珠教授也十分激动地表示:“我们自己用自己的,怎么就是剽窃了?”2011年3月24日、25日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就沈木珠诉杨玉圣名誉权纠纷案、张仲春诉杨玉圣名誉权纠纷案所进行的庭审前证据交换及质证过程中,作为沈木珠教授代理人的张仲春,一再称他发表的文章是其太太沈木珠教授“授权”的。面对广州《新快报》记者李咏祁关于是否涉嫌抄袭的提问,据报道,“而被指抄袭妻子论文的张仲春则非常气愤,在天津大学对面的咖啡馆,他反问记者:‘我自己搞国际知识产权10多年,你觉得我怎么可能会抄袭?’”(《被指涉嫌抄袭 法学教授夫妇四年维权诉讼开审》http://www.sina.com.cn  2011年7月6日 金羊网-新快报)    

“两口子互相抄袭,难道不算抄袭?”这是史豪鼓先生在《颠倒是非虚张声势——刘正副教授是怎样为沈木珠院长、张仲春教授帮腔的?》(学术批评网2008年1月18日)提出的非常有意思、也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张仲春自己也在《再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的公开信——敦促法院早日公开审理沈木珠诉杨玉圣案》中。理直气壮地“呼吁管辖法院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审理,以便全国人民认清杨玉圣、李世洞借学术批评之名,行造假诽谤之实的面目,廓清‘抄袭’概念,还学术界一个清净和安宁!”    

关于这个问题,我当初在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的庭审中已做过话糙但在理的通俗说明:“张仲春教授是沈木珠教授的丈夫,沈木珠教授是张仲春教授的妻子。对此,无论是从事实上还是法律关系上,都没有任何问题。无论是法庭还是作为被告的我们,均没有任何异议。作为夫妻,他们可以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内做任何事情,比如过日子、买房子、生孩子、共同研究等等,当然也可以联名发表文章。但是,沈教授独立署名的文章发表以后,即使张教授是沈教授的丈夫,他也不能再署上自己的本名或笔名重复发表了。”(《就沈木珠教授夫妇案答客问(之八)》,见《从学术批评到恶意诉讼——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备忘录》,第131页)。但是,张教授始终无视我的苦口婆心,故只好在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又啰嗦了一遍这个再基本不过的道理:哪怕是合法夫妻,丈夫也不能抄袭妻子。    
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江青是毛泽东的合法妻子,但是署名“毛泽东”的《毛泽东选集》或《毛泽东文集》或者其中的某一篇文章,从来没有也一定不能以“江青”的名义发表。同样的道理,尽管沈木珠乔生(张仲春)是合法夫妻,但署名“沈木珠”的文章发表后,即不能再以“乔生”或“张仲春”的名义再次发表。否则的话,只能构成后者对前者的抄袭。至于“没有著作权争议”,那只能说是法盲的表现,须知“署名权”是“人身权”,而人身权是不能让渡的。“你们之间不存在争议”是不能成为抗拒学术共同体对其抄袭行为的正当批评的遁词。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之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第十一条)。据此法律规定,既然《WTO争端解决机制与其他国际争端解决制度比较》已经由“沈木珠”署名在《金陵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卷发表,也就是说,沈木珠系该文作者。可是,署名“乔生”、发表于《河北法学》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之因应对对策》,前面已用19个具体例证标明,事实上抄袭了署名“沈木珠”的上述文章。    

按照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1999年11月18日《关于科技工作者行为准则的若干意见》的要求:“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管理自己的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在科研论著中引用他人的成果,必须注明引证出处;未参加研究或者论著写作的人员,不得在论著中署名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严禁抄袭他人著作、论文或者剽窃他人科研成果的行为。”    

丈夫乔生(张仲春)抄袭妻子沈木珠或者妻子沈木珠抄袭丈夫乔生(张仲春),在其各自提交给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起诉状》和提交给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上诉状》中,也大量存在,其证据就是署名“张仲春”的《民事起诉状》和《民事上诉状》与署名“沈木珠”的《民事起诉状》和《民事上诉状》往往是大同小异,甚至连句读、文法错误等瑕疵也一模一样(见杨玉圣:《究竟是妻子抄袭丈夫,还是丈夫抄袭妻子?——二评沈木珠张仲春夫妇四份<民事上诉状>》,学术批评网2012年1月13日)。这不是抄袭,又是什么呢?    

五、南京栖霞法院能为乔生(张仲春)抄袭问题“漂白”吗?    

鉴于署名“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正”的多篇文章一再标榜沈、张“没有任何抄袭剽窃”问题,李世洞教授本着“一探究竟”之心,认真比对了沈、张先后独立署名发表的两篇文章及刘士平副教授的论文,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发现了其抄袭的铁证,故写了《张仲春、沈木珠教授的这些注释难道不是“学术不端”吗?——请教刘正先生》(2008年2月23日)、《张仲春、沈木珠教授夫妇涉嫌抄袭刘士平教授论文——兼答刘正副教授》(学术批评网 2008年3月9日)、《张仲春、沈木珠夫妇“没有任何……抄袭行为”吗?——与刘正副教授商榷》(学术批评网2008年3月23日)、《沈木珠教授夫妇抄袭是“假案”吗?——驳刘正副教授》(学术批评网2008年4月13日)。     

这些文章用细致比对的方式证明:沈木珠的《WTO 争端解决机制与其他国际争端解决制度之比较——兼论WTO机制对我国大陆相关制度的影响及应对》和乔生(张仲春)的《WTO 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之因应对策》,均抄袭了刘士平《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准司法性及我国的对策》(《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4期)。在论述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应对WTO解决机制的策略这一主体部分时,“很快就发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乔文中四点‘似应采取’的措施中,第一、第二、第三等部分与刘文中第二、第四、第五部分遥相呼应。沈文中所提的四点‘应对措施’,也可以在刘文中的第二、第四、第五、第六等部分找到原型”。李教授指出:“不提所借鉴的著作及其作者而又将人家的‘结构性组成部分’搬到自己的文章中,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沈、张及为其辩护的刘正副教授口口声声说只有抄他人的文章才叫抄袭。那么,我们要问:这算不算抄他人的?”随即,李教授举了六个例子,通过具体段落和句子的比较指出,沈、张的文章与刘教授的文章有雷同之处:“沈、张教授具体论述中的表达方式和刘士平教授的文章有多处雷同。可是,除了沈在例2的论述中注明参考了刘文以外,其他都一字未提!把人家的具体论述拿到自己的文章中又不提人家的名字和著作,这不是典型的抄袭又是什么?”     
遗憾的是,对于李教授等学界人士的“批评帮教”,乔生(张仲春)不但不心存感激,反倒进一步在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提起新的名誉权纠纷案。其《民事起诉状》(2012年1月11日)“事实与理由”称:被告(李世洞教授)“捏造原告所写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之因应对策》(《河北法学》2001年第6期)……的有关片段抄袭自刘士平的《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准司法性及我国的对策》(《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4期)……的有关片段”;还声称:被告“以学术批评为名,指鹿为马、移花接木地指控原告抄袭他人译著……拼凑虚假雷同文字指控原告作品片段抄袭等均属诽谤,并贬损原告名誉,侮辱原告人格,使原告学术形象遭受损害,社会评价降低”。如此一来,貌似聪明的张仲春又把他是否抄袭的臭球,楞是塞给了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    

我注意到,张仲春已于2011年1月11日向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提交了一份《委托法院鉴定申请书》,其主要申请内容之一是“张仲春《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之因应对策》(《河北法学》2001年第6期)一文是否构成对刘士平《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准司法性及我国的对策》(《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4期)一文的大结构抄袭和作品片段的抄袭。”其“申请理由”据说是“上述鉴定结果是原告诉河北人民出版社、李世洞一案中,法院进行认定的关键依据”。在这里,顺着张仲春的思路,为了向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提供“进行认定的关键依据”,我郑重建议张仲春先生:一定要“委托法院鉴定”署名“乔生”《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之因应对策》“是否构成”对沈木珠《WTO 争端解决机制与其他国际争端解决制度之比较——兼论WTO机制对我国大陆相关制度的影响及应对》的“大结构抄袭和作品片段的抄袭”。    

六、结论    

我在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法庭上已郑重指出,原告张仲春存在双重意义上的抄袭:其一,他和她太太共同抄袭了刘士平副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上的文章;其二,张仲春发表在《河北法学》的文章与他太太已经在《金陵法律评论》公开发表的文章,有大量雷同,故他还严重抄袭了沈木珠,尽管两者是夫妻,但从知识产权和学术规范、学术伦理的角度来说,哪怕丈夫,也不能抄袭妻子。    

我在《四会乔生 哭笑不得——张仲春诉李世洞、杨玉圣名誉权纠纷案庭审纪要》(学术批评网:2011年12月16日)中曾经预言:“也许,‘抄袭剽窃’这个让张仲春沈木珠夫妇始终寝食难安的命根子问题,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尘埃落地’、‘盖棺论定’了。” 我愿意在此再重复一遍这个结论。    

热切期待着即将于2012年7月23日在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张仲春诉宋绍富、李世洞、杨玉圣名誉权纠纷案。    

                                                 2012年7月9日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12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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