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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圣:以小观大 大学为大——我观法大(系列)[外三篇]

发布时间:2017-04-24  来源:《学术共同体》  作者: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


一、一件小事 

我要说的是一件小事,在一些朋友的眼里,也许就是连芝麻也不如的小事。但是,在我看来,这却是一件有趣的小事,而且发人深省。  

事情的原委相当简单:2007年3月15日,我请现在本校担任客座教授的丁学良博士来昌平校区为同学们做一场义务讲学——“哈佛大学的本科教育改革及其启示”。丁教授曾在哈佛苦读十年,是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也是1949年以来大陆在哈佛获取社会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请丁教授向年轻学子传道、授业、解惑,是我早就有的一个愿望。但是,阴差阳错,好事多磨,一直未能如愿。好不容易,总算请到丁教授来做讲座了,学生们闻之都是兴高采烈,蹈之舞之,眼巴巴地盼着这样一场学术的盛宴。  

可是,主办本次讲座的军都人文学社的同学,在履行了相关手续、借到了学术报告厅之后,意外的故事出现了——管报告厅的音响设备的工作人员说:当天晚上,在大礼堂有一个“十大警察”事迹报告会,因此没有人能到报告厅打开音响设备。我纳闷:要么干脆找个借口,不借给报告厅;要么派个人打开音响。  

待到我本人去大礼堂的办公室,请求届时有人能去报告厅打开音响时,无论我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理由是当天大礼堂有报告会,他们没有人手再去管报告厅音响设备的事儿。软磨硬泡,楞是不行。最后,我只得问:哪个部门管你们?他们坦率地说:党委宣传部!  

于是,我跑到宣传部(这也是我来这个大学四年多以来第一次到位于九楼、高高在上的这个部门)。到办公室后,我问哪一个副部长能管得了这位管报告厅音响设备的工作人员?一个副部长耐心地听了我的陈述后说:她管不了,得找部长!于是,我只好找到斜对门的部长办公室。  

谢天谢地,宣传部部长刘教授正在办公室。刘部长很客气,听完我的说明后,不愧是女中豪杰,果断地表示:此事,她来解决。还是刘部长说话算话,到3月15日晚上丁教授演讲会开始的时候,灯光、音响等设备,均一概就绪。  

为了表示对丁教授讲座的欢迎,此前我特地约请学校主管本科生教育教学的教务处处长李树忠教授致欢迎词。本来,借无人开音响之事,曾一度想跟树忠处长开个玩笑:待他致辞的时候,突然发现没有音响,他只能干吼。后来转念一想,丁教授毕竟是客座教授,为了不让他对担任客座教授的这所大学的印象太过糟糕,同时也是为了不让树忠过于尴尬(因为这位仁兄是无辜的),我还是如上所述,找到刘部长,提前把这个尴尬化解了。  

能否有人开音响设备,确实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然而,我还是有一些感慨,不吐不快。  

众所周知,在全国所有的211工程重点建设的一百多所大学中,中国政法大学的办学条件,如果不是最差的,至少也是最差的之一。在如此有限的办学条件下,要建设一流大学,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抱怨归抱怨,我本人是十分理解校长的苦衷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况办大学乎?  

问题在于:如何使有限的办学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以学术报告厅为例,这本来就是学生活动中心的主体建筑之一,因此为学生服务(比如请名家为学生做讲座),乃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就我亲身经历的上述故事而言,确实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第一,即便大礼堂有活动(而且是相当重要的活动),难道就真的不能抽出一个人去几步之遥的报告厅打开音响设备吗?(我去大礼堂办公室时,发现当时至少有五人在喝茶聊天)如果真的因为人手不够,那么,为什么不能让学生勤工俭学、负责音响设备的开(关)呢?(要知道,开/关音响设备这样的事情,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要略加培训,即可应付自如)  

第二,从工作机制上观察,像这样的事情,本来一位同学就可以申请、办妥。为什么非得教师出面?而且,即使是教师出面,也无济于事。因此,最后还得劳有关部门第一把手的大驾。在一个正规的名牌大学里,出现这样的怪现象,这正常吗?  

第三,无论是报告厅还是大礼堂,既然建成了、投入使用了,那么就应该物尽其用。以我的书生之见,在中国政法大学,哪怕每天都同时把大礼堂和报告厅利用起来,也并不过分。因为无论是事迹报告会还是学术讲座,都是学生提升自身修养的再好不过的第二课堂。  

第四,如果不是遇到我这样一个犯傻、较真的教授,非要“讨个说法”,那么我们的大学生就很可能不会在学术报告厅聆听到丁学良教授才华横溢、激情四射的学术演讲。倘以此而论,那么打开音响设备,是小事吗?  

第五,谁都不容易。管音响的工作人员固然辛苦,领导们也都很忙;至于我自己,虽说一向有组织无纪律,但也并非吃饱了闲得慌。然而,单是为了开这个音响,楼上楼下,陪着笑脸,找了包括团委书记、大礼堂办公室负责人、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在内的大大小小的领导,除了费口舌,还至少发了20个短信。尽管最终把问题化解了,但我怀疑,这是否成本忒高了点儿?  

2007年3月16日 


二、关于研究生毕业论文“打假”问题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高峰期。毕业生忙,因为除了要找工作外,还要写作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这最后一关要是马失前蹄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前功尽弃,至少该到手的高级学位(硕士/博士)就泡汤了。没有了学位,岂不哀哉?  

从去年开始,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并进行所谓的毕业论文“打假”。我因为多年主持学术批评网、而且也写过一些不三不四的文章,故而常常有年轻的朋友问我对此问题的看法。实话实说,我因为是一个无足挂齿的普通教师,从来不曾(客观上没有可能)也不愿意(主观上)参与类似这样的学校决策,因此也就不便胡言乱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己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自从小文《一件小事》发布于学术批评网并以“《我观法大(之一)》”为副标题后,一直有好事的朋友在催促:“之二”怎么还没有写出来呢?我这个人已经是急性子了,但这些朋友似乎比我还心急。罢了,有其一,即有其二;有了“《我观法大(之一)》”,当然也就理应有“《我观法大(之二)》。是耶?非耶?知我?罪我?……  

第一,不要轻言“打假”。就人文学术与社会科学而言,除了某些特定情况(如抄袭剽窃)外,其他(无论是立论还是结论)很难说是绝对的对或错,人文学科尤其如此。  

第二,有什么样的老师,必有什么样的学生(所谓“有其师必有其弟子”也)。如果研究生(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毕业论文有问题(如抄袭剽窃),难道板子就只能打到学生的屁股上吗?为什么不能打一打某些徒有虚名的所谓导师的脸上?因为就像“子(女)不教乃父(母)之错”一样,生之错乃师之过。这难道不是最基本的道理吗?  

第三,俗话说得好,也说得妙:“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请问:我们这些所谓导师们,做到了为人师表、传道、授业、解惑吗?难道我们某些教授中的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现象还少吗?扪心自问:我们这些所谓的导师们,究竟为学生提供过哪些读书、为学、做人、做事的道理?  

第四,就我本人而言,虽然一无是处,但至少在学术规范建设方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苦劳的。为此,我曾至少两次希望在法大研究生院开设一门“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选修课,但有如石沉大海,无声无息。我也曾响应学校的号召,向科研处提出过一个以“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的课题申请,当 
然也没有被通过。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第五,要“打假”吗?很好!不过,我希望先从法大的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院长、副院长及其学生们开始。柿子好捏,但是顽石呢? 


三、学术讲座的热与冷 

在校园里见到熟人,常常被关心地询问《我观法大》系列怎么那么难产啊?出了“之一”、“之二”,为何迟迟见不到“之三”呢?因为是熟人,自然不用解释什么,笑笑而已:巧夫尚难为无米之炊,况我这样的愚钝之人乎!若无素材,心若冰冷,到哪里找感觉呢?  

无巧不成书。今天凌晨,在忙完了杂事俗务之后,照样往沧海去溜达,猛然间眼睛一亮:原来网友汉风和雨 (汉风)已在“军都山下”发了一个题为《关于姜义华教授的现代化的三重性的讲座》的帖子:“去的人比较少,而且很多人中途退场,一点基本的礼仪都没有。很久没有听讲座了,当时由于姜义华教授是历史学大家,而我个人也是喜欢历史的,所以去了,看人那么少,反而是那些讲什么英语,什么XXX只类的,还有法学的人去的倒很多,真不知道法大的学生都关心些什么,除了法学和以后就业还知道什么?”时间是2007-6-12 21:43,也就是说,讲座完毕未久即兴而作的。斑竹David随即跟帖:“呵呵,这就是法大,一个号称要建设多学科大学的法大。我是法学专业的,但是我也经常参加各种非法学的讲座。今晚就坐在第一排挨着杨老师旁边,杨老师问我:‘怎么人这么少?’我说:‘法大向来是这样的,上次在学术报告厅那里孙郁先生来讲《鲁迅与儒家文化》,人也很少。法大的人文气氛令人失望。学生只关心宪政与民商法,前者听得激情澎湃,后者可以赚钱,功利主义与学术追星布满法大校园。’跟着杨老师在那里感慨很多。”(帖子中的“杨老师”即鄙人)此外,陆续还有10个帖子。针对网友shute 帖子中提到的“我知道姜先生能来,还是因为郭世佑的交情,这位据说是江泽民的智囊之一的复旦教授,在学界也是一个权威级的人物,估计若不是郭老师的关系,能来政法真是个未知数”,我有一个跟帖:“据我所知,事实并非如此。真实情况是:姜义华教授的本次讲座,是我校副校长张保生教授代表学校请来的,张校长与姜教授是莫逆之交,志同道合。‘名家论坛’是学校科研处主办的学校的大型系列学术讲座。所请讲演嘉宾均是海内外学界重镇。听张校长讲,今后“名家论坛”将更多地放在昌平小区。此乃福音也。我个人一直是鼓吹同学们听讲座的,因为这不仅可以从讲座中汲取知识与学术的营养,而且还可以近距离感受名家之所以是名家的人格魅力、学术之所以是学术的奥秘、与学术交流相伴而生的愉悦。一举而数得,岂不乐乎?”  

之后,还觉得有话要说,于是又以《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去听讲座》为题,拟一新的主题帖,全文如下:  
      昨天(6月12日晚上)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姜义华先生的讲座(“挑战中国:现代性三重奏”),据我所知,是我校副校长张保生教授代表学校请来的。张校长与姜教授是莫逆之交,志同道合。“名家论坛”是学校科研处主办的学校的大型系列学术讲座。所请讲演嘉宾均是海内外学界重镇。听张校长讲,今后“名家论坛”将更多地放在昌平小区。此乃福音也。  
      我今天上午讲“美国历史与文化”,顺便问了一下选课的同学有多少人曾听过5月份“首届美国政治与法律学术节”的大型讲座(已举办四场),结果既令我吃惊,也让我大失所望,因为从现场口头调查的情况看,曾去听过“首届美国政治与法律学术节”讲座者,不过占选修该课者的6%左右。结果,连我自己讲课的兴致也一扫而光。  
      作为一所刚刚过完55岁生日的大学,法大的历史近乎忽略不计(美国的哪所名牌大学不有两三百年以上的历史),由此也就在校园文化传统、学术底蕴等方面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问题(如单科性的问题)。由此即出现了非法科学者来法大做讲座(哪怕是姜义华教授这样的大家),往往冷清不堪的惨局。其实,说来说去,损失最大的还是法大的学子。  
      我个人一直是鼓吹同学们听讲座的,因为这不仅可以从讲座中汲取知识与学术的营养,而且还可以近距离感受名家之所以是名家的人格魅力、学术之所以是学术的奥秘、与学术交流相伴而生的愉悦。一举而数得,岂不乐乎?  
      我还有一个建议,“名家论坛”今后再请非法科专家做讲座时,尽量在广而告之方面多想想办法,至少要让那些想来听的人不要轻易错失如此难得的机会。为此,就需要把工作做得周到、细致……  

发完这个帖子后,因为13日一大早即要陪姜义华教授参观,所以也就下网了,不敢恋栈。  

到了上午10点多回到家里,有朋友告知有不少热心网友的跟帖,即上网浏览。除了exnihilo在凌晨4:29 的跟帖对我所说的“法大的历史近乎忽略不计(美国的哪所名牌大学不有两三百年以上的历史)”不以为然、狂轰乱炸(“怎么张嘴就来,满嘴跑火车呀?”“楼主看上去象是搞历史,还是专门搞美国历史的,怎么自己的专业也是信口开河呢?”“我怎么看着您说话酸溜溜的呢?没人去给自己捧场就是学生的损失,就是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失调,呵呵,您这专业扯淡是哪不足,哪失调了呢?”)外,还在最后特别警示说:“我也给您个建议,先把自己专业搞搞,然后再出来忽悠,这样比较有职业精神。”  

我本人是做学术批评的,因此既有“打击力”,也有“抗打击力”。对于我来讲,这点儿批评只是小菜儿一碟,算不了什么。何况,随后跟这位仁兄的帖子,大都对我抱持一如既往的同情与理解之心的。比如网友pacific安慰我说:“二楼的同学围绕两个问题写了那么大篇幅,何必呢?举了那么多例子就是想证明杨老师所说的两三百年以上不应该是两三百年,人无完人,老师范这类百度式低级错误也不是什么不可原谅之事吧,或者说老师的笔误,有伤大雅吗?这样就显的老师做学问不严谨了吗?如果你在老师哪部文章里发现这个,那在确实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但这是沧海军都山下的一个呼吁贴,还有啊,你举了那么多单科世界名校,这跟老师说法大的单科性,有矛盾吗?我们学校在中国也马马虎虎算的上名校了吧,但她还是单科,她还是具有单科的缺点劣势,做学问要严谨,但吹毛求疵要不得,还有,对老师,要有起码的尊重。”  

其实,无论是误解和理解、无论是批评还是赞赏,大约都不是最重要的。说句心里话,托互联网的福,我们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如今激扬文字,信笔涂鸦,即写即发,真是最得意的美事之一了。言论享有自由,大概也只是虚拟的互联网所赐的宝贝。因此,无论褒贬,我能不珍惜吗?  

更重要的是,这些帖子是激发我写《我观法大(之三)》的缘由。  

我在很多场合公开说过,法大作为一所正在向多科性转型的大学,如何在保持和加强法科的同时,让“非法”科也有一个大致均衡的布局与发展空间,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时候了。可能有的朋友会说:这都是校长和书记操心的事儿,与我何干!我的看法不然。  

现在,法大除了历史学、艺术学不招本科生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已经招收本科生了。可是,我相信,不论是“非法”科的教师还是学生,若置身于法大校园中,大概都或多或少有某种程度的“边缘人”乃至“局外人”的感觉(也许是错觉)。比如,从校名、校训到开学典礼、毕业典礼(这都是关乎大学内在底蕴的最主要的仪式要件),亲临其境者一定会被法学(法律)单一的氛围所笼罩和压抑。我虽然呆傻,但多少有一点儿自知之明,因此凡是这样的场合我是从来不凑热闹、避之唯恐不及的,以免自讨无趣。  

一个大学的内在精神底蕴,是与其历史、传统及其人脉分不开的。就法大而言,法科独大,乃历史之结果,事实上,从功利的角度说,这也是这所大学目前的独特价值之所在。问题是,在法科优势发扬光大的前提下,如何让各学科和谐共存、共生共荣?比如,资源配置、图书购置、师资等等,除了“锦上添花”外,是否也需要“雪中送炭”呢?不然的话,只能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一旦天平失衡,人心散失,那么大学恐怕就要患上“偏瘫症”了。  

有什么样的学科和学术传统,就有什么样的大学校园文化;有什么样的大学校园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大学;有什么样的大学,就将塑造什么样的人才。这难道是小事吗?  

以学术讲座为例,在法大,只要是法科的讲座,无不摩肩接踵,熙熙攘攘,人气冲天。可是,反观“非法”科(也许政治学科例外),大都冷冷清清,乃至落寂。因此,我有一个叟建议:哪怕是名家大家,只要不是法科,若来法大开讲座,最好能有个冷场的心理准备。我这样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就亲历而言,比如我请来法大的来新夏教授、许纪霖教授、王逸舟教授、周宁教授、丁学良教授,其讲座似乎都不曾如想像中火爆,因为这是在法大。所以,当同学们吩咐我请学者来做讲座时,自己不是担心昌平偏僻(因为有八达岭高速公路),不是担心没有酬金(因为学者们不稀罕这点儿钱),而是实实在在地担心:究竟有多少同学会来听讲座?  

也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我还是在这篇短文的最后老调重弹:“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去听讲座!”  

2007年6月13日 11:30  
于京北富泉寒舍 


四、“用脚投票” 
  
问:对于杨帆事件本身,曾有学生拿您做例子,认为您主张学生用脚投票,不知这种观点是否会跟课堂秩序、传统的尊师重道产生冲突?  
答:“用脚投票”,是我在大学任教近二十年来的一贯主张。在我看来,这是大学生的基本人权之一。  
    “用脚投票”,是处于相对弱势群体地位的大学生应对处于相对强势地位的教师的主要手段,也是迫使教师改进教学方法、完善教学内容的主要方式,也是新型的相对平等的大学师生关系的主要表现。  
    大学不是中学,大学生不是中学生,大学老师也与中学老师不一样。中学的教学模式主要是灌输,一切围绕着考试这根指挥棒转,中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存在明显的依附色彩,中学老师对学生言语暴力乃至体罚的现象屡禁不止。大学的校园文化相对自由、宽松,师生关系相对平等、民主,教学不再是清一色的填鸭式。理想的大学教学模式(尤其是选修课),应是师生互动、教学相长的研讨式。大学课堂秩序,不应是一潭死水,而应是生动活泼、欢声笑语、快乐学习。  
    对于某些不学无术者的教学秩序的维护,恰恰是对大学精神的伤害。陈寅恪先生主张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乃大学精神的真谛。“用脚投票”,与师道尊严无关。“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是理性状态的大学师生关系。  

问:有人称“最受欢迎的老师”未必是好老师,所以杨帆可能不受欢迎,但他也可能是个好老师,至少他对学生要求严格——这对学生来说,也是件好事。您觉得作为一个大学老师,应该具备哪些素质或能力?  
答:对学生要求严格,这本身没有问题。但严格要求学生的前提,首先是教师以身作则,严以律己,因为身教胜于言教,“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作为大学老师,除了敬业爱岗、学养深厚、善于沟通外,最重要的是应有博大的爱心、平和的心态,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关心学生,爱护学生,帮助学生。  
      大学老师应该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教书育人,寓教于乐。  

问:对于杨帆自称发表学术论文上千篇,论文数量及引用率在经济学界居全国第一一事,您怎么看?  
答:第一,我不知道杨帆教授的上千篇论文的具体篇目。如果杨帆教授从读大学算起,至今也不过三十年。若按总数一千篇论文算,则年均三十篇以上。即使是在普遍多产的经济学界,这个数目字也是相当惊人的。  
      第二,数量多即使是事实,但这也不能说明一个学者真正的学术贡献、学术影响和社会地位。就学术作品而言,最关键的不是数量,而是学术质量。“什么是你的贡献?”北大教授苏力的这个朴素而又严肃的追问,也同样适合于杨帆教授。还有,在这上千篇的论文中,究竟何为杨帆教授的学术代表作?  
      第三,根据南京大学CSSCI提供的统计数据,经济学家中被引用最多的,应该是北大张维迎教授。杨帆教授说他的引用率全国第一,不知道有何依据?  
      第四,杨帆教授这样名号已经不小的人,像节制生育一样,也理应节制发表。若无学术贡献和学术创新,发表的再多,又有何意义?  

问:外界对杨帆褒贬不一,但经济学界对他则非议颇多,有些经济学专业的学生甚至表示不知道此人。然而,他却是法大引进的“特殊人才”。对于这种人才引进机制,您觉得有什么话想说?  
答:对于一个有个性的学者而言,外界有褒有贬,是正常的。对于一个学者的评价,关键是看他的专业成就和学术贡献。  
      没有一个正常的学者热衷于自我表彰。作为经济学家的杨帆教授,据说一向自视甚高,而且与主流经济学界的评价恰好背道而弛,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由于我本人也是作为所谓的人才而引进法大的,因此,对于学校的人才引进机制,不便发表议论。 
  
问:前不久发生的中大艾教授“精神虐待研究生”最终处理结果是学校通过新闻中心承认部分情况属实,并向学生表示歉意,但招致学生和媒体怀疑;后来艾教授向学生口头道歉,却遇到学生不领情的尴尬局面。此次,法大发生杨帆事件,至今法大校方也还没表态。您觉得高校发生这种情况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高校应对紧急事件的机制是否有哪些不足?  
答:我从1981年读大学起,一直在大学里学习、工作。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这些不愉快的事件,应是个案。不然的话,也就不成其为新闻了。  
      对于应急事件的处置,尽管高校人才济济,但由于大都是本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故往往消极对待、被动应付。  
      在应急事件的处置方面,如何变被动为主动、化消极为积极,确实是考验大学智慧的难题。  

2008年1月10日 夜 


五、“社区自治研究”为何不能成为“通识教育”选修课? 
  
本文系笔者《我观法大》(系列)的第五篇——前四篇分别是《一件小事》《关于研究生毕业论文“打假”问题》《学术讲座的热与冷》《“用脚投票”》,都是有感而发、不吐不快的。这一篇亦复如此。 
  
自从2003年5月来政法大学任教以来,除交往了一些志同道合、情同手足的朋友外,惟一感到快乐的就是为本科生上课。但是,由于我是后来的,又由于是历史学的专业(美国史),所以实际上适合我开设的课程只有“美国历史与文化”、“美国宪政史”。至于“外国法制史”,只是讲了一个学期,还是靠了师友(贺卫方、邓正来、许章润、郭小凌、张中秋、彭小瑜、张绪山等教授)的襄助,才勉强应付下来(也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法律史所以后就没有再安排我开这门力不从心的课)。  

法大于我是有恩的,而且恩重如山。法大的学子是优秀的,我和绝大多数学子的关系也是友好和融洽的(至于某些法大才子对我相当不以为然,让我一直处在自省和反思中)。我乃一介书生,百无一用。除了上课,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是自己对这所有恩于己的大学的可能的贡献?  

也正是基于上述朴素的愿望,我在2007年11月正式向学校有关部门递交了开设“社区自治研究”这门新选修课的申请(见附件)。开设本课程,也是为了适应和服务于政法大学从过去长期以来的法科独大而转型法科强校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这一大趋势。就学科涵盖面而言,“社区自治研究”至少容纳了法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门类,应该说是一门典型的边缘性、交叉性的新领域。经过多方的努力,包括科际整合等,假以时日,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完全有条件、也有可能建设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分支。就我本人而言,可能未必是法大最佳的开课教师人选(据我所知,政管院即有专门从事社区自治研究的知名专家),但至少我是第一个向学校有关部门正式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开设此课的法大教授。而且,由于近年来我本人以业委会常务副主任的身份参与和主持所在小区的社区自治实践,加之因社区自治而不得不参与的法律诉讼事务、多次参与北京市有关社区与业主自治活动、写作并发表相关文章(10篇左右)等经验,因此,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自己完全可以胜任开设这门“社区自治研究”新选修课。  

而且,无巧不成书,“社区自治研究”还在客观上契合了学校正在进行的“新一轮通识教育改革”的要求。据法大校园网报道:“2008年6月16日,我校通识教育委员会召开第六次全体会议。会议对我校通识选修课程的体系完善、目录调整和建设机制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校通识教育委员会全体委员出席会议,教学院部主管教学工作副院长、副主任列席会议。副校长、校通识教育委员会主任张桂琳教授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张桂琳简要介绍了我国高校通识教育改革与我校通识教育改革的基本情况后指出,超越量上的扩张思维,打造通识教育中的“名师名课”是新一轮通识教育改革的鲜明特征。”该报道还说,“会议气氛热烈,与会委员畅所欲言,对通识选修课程与通识必修课程的关系、通识选修课程的体系与门类、重点建设哪些通识选修课程、重点建设课程与非重点建设课程的关系、开展通识教育的具体途径、通识选修课程与专业必修课程的融合、通识选修课程的申报管理、通识选修课程教师队伍建设、通识选修课程的学时与学分等深入讨论,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可是,一家欢乐一家愁。当我看到上述喜讯而兴高采烈地发短信征询教务处有关主管处长、问下个学期是否能如期开设“社区自治研究”这新课时,据说正是在昨天的这个“会议气氛热烈,与会委员畅所欲言”的会议上,不知何方神圣,据说对该课程提出口头异议,认为这门课太专业了、太狭窄了。因为据说是所谓的“专家”意见(但我不知道这个专家对“社区自治研究”究竟了解几何),故而据说学校也就不拟同意开设这门新的选修课了。  

如果浏览一下政法大学下个学期要开设的各类课程表(尤其是选修课),不知道在有的“通识教育委员会”“专家”看来,所谓在法大开设“社区自治研究”“太专业、太狭窄”的说辞根据何在?如果说连“社区自治研究”这样的课都是“太专业、太狭窄”了,那么很可怀疑的是不是正是某些所谓的“通识教育委员会”“专家”的知识面和学术视野“太专业、太狭窄”了?为什么某个(很可能是完全外行的)所谓“通识教育委员会”“专家”就可以对一门有创意的新课轻率地“斩立决”?为何不对辛辛苦苦地提出书面开课申请的教师一个书面答复?针对类似不负责任的行为,申请开课的教师有无申诉的权利?  

有谁能回答上述再简单不过的问题?  

2008年6月18日 18:00 


六、为什么不建一个湖光塔影的新法大校园? 

为中国政法大学争取建设一块新校园,一直是徐显明教授就任法大校长以来的最大的心愿之一(另一个心愿,可能是人权入宪,据称曾有“人权不入宪,死不瞑目”之说)。现在已是徐校长的第二任期了(按惯例,很难有过了两任任期而继续留任者,除非到另一所高校高就)。新校园的建设似乎仍是一个未了之梦,故徐校长一度退而求其次,提出要建设一个“小而美”的校园建设新理念。   

最近,沧海上又有帖子传出在小汤山为法大划拨新校园的传闻(http://bbs.canghai.org/thread-171027-1-1.html),又有关于“政法家属院后面那么大块空地给部队做练车场长草,怎么不给政法”的帖子(http://bbs.canghai.org/thread-171034-1-2.html),还有“东关往东不是有地吗怎么不给政法?”(http://bbs.canghai.org/thread-171030-1-2.html)的疑问。从上述帖子及其跟帖来看,法大的学子及校友们确实是非常关心学校的建设及未来发展走向的。但很遗憾的是,在这一方面,似乎很少听到近千名法大在编教师尤其是两百多位教授的声音。我虽然迄今依旧厕身于法大教师名册,但始终是边缘性的小人物,故而无论发言与否,均无足轻重。本着“瞎操心”的立场,尽管“说了也白说”,但“不说白不说”。于是,我也想提出一点建议,故作引玉之砖。   

首先,我认为应尊重历史和现状,不必一定要将法大搬离昌平城区。   

昌平与法大,或者说法大与昌平,经过二十余年的磨合,已彼此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的特殊关系。尽管还有石油大学、化工大学也落户昌平,但这是两所地道的工科大学,若无政法大学,单靠这两所工科大学是很难成就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城的。昌平之区别于其他郊区县城(区),其主要特点就在于有上述三所大学(特别是政法大学)。因为有这三所大学,所以昌平的人文氛围、文化环境、人口素质可谓得天独厚,成为北京市仅次于海淀区之后的第二个大学最密集的区域(从华北电力大学、北京农学院,沿八达岭高速公路往北,经沙河高教园区的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外交学院,到昌平城区的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离开了这些名牌大学,昌平就不复是昌平了(而很可能是像丰台、大兴、平谷这样的区/县了)。   
      
与此同时,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主校区之所在,法大-昌平可谓血肉相连。建设一个大学,从修路、盖楼、种树、养花到有人气,尤其是学生的认同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历史过程,可谓“抽刀断水水更流”。无数的法大学子,从位于昌平府学路27号的这块袖珍校区走出,在这里经历了充满酸甜苦辣的四年青春岁月,包括轰轰烈烈的爱恨情仇、成长的喜悦与烦恼。这里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如果有一天这里不复是法大学子的母校所在地,我不知道从这里走出的法大学子到哪里去寻求其青春留痕的精神家园!固然,校园很小,而且也很破,但正如“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的俗言所说的道理一样,没有一个法大学子会因为这个校园的小而破而不认同这个精神家园的。   

我之主张法大不搬离目前的校区,还因为(即使找不到新的校园)目前的昌平校区,只要科学规划、合理开发,还可以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我曾在一个跟帖中表达过类似的看法,现转载如下:“依我看,像政法大学这样的学校应当是适度规模发展,未必一定是大校园,关键是搞好校园建设规划,合理开发现有校园。比如,在昌平园区,单是在教学区院内,为什么还新盖两(三)层的新楼?如果把西南、东南两个三角地,分别盖成15-18层的国际交流中心(其中一层出租,其余对外营业)、科研大楼(从讲师开始,每位教师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另择地盖新的学校医院楼,将目前的医院占地改造为10-12层高的学生宿舍。将办公楼和教学楼内的教学机构统统搬到科研大楼,将办公楼改造为教学楼(在西北角起一座办公大楼)、教学楼一律还原为教学区。将目前的国际交流中心变更为法律硕士学生宿舍、中欧法学院学生宿舍。看看纪宝成教授做人民大学校长后对人大校园的规划,就知道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做事了。”(http://bbs.canghai.org/thread-171027-2-1.html)   

其次,如果不是非要追求2000亩的耕地作为法大的新校园的话(而事实证明,在北京这个寸土寸金的“首善之区”,这也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奢望)。那么,与其好高骛远、贪大求多,远不如退而结网、就地取材:在我看来,位于东关环岛东南角的当地人所称的沙石场,就是一个绝好的大学校区。   

最近一两年,只要是人在昌平,只要天不下雨(或雪)、不刮大风,我常常从位于科技园区的寒舍到沙石场散步(沙石场的北大门上有“畅春园”三字遒劲苍凉的大字,花了一个多亿的新大桥已跨沙石场而越并成为昌平的现代新景观)。沙石场,以出产优质的沙子著称,前任北京市委陈姓书记,当初在做昌平县长时,曾一度想把这片沙场挖成北京最大的人工湖(记得2002年夏天买房时,售楼处的工作人员还说这片水域将成为奥运水上训练场所之一)。后来因其到北京市政府高就市长,也就成了半拉子工程。即便如此,如今的水面,至少也有8-10个未名湖那么大。而且,除了稀稀拉拉的老昌平人休闲地垂钓外,几乎很少看到游人。无论是春天、夏天还是秋天,这里都是都市边缘中的人们的最佳去处。   

从现在新修的大桥望去,到处是郁郁葱葱:湖水,树林,野花,杂草,荷花,牛羊,还有骆驼,野鹤,白天鹅;南、北、西三面环山。如诗如画,美不胜收。如此“现代桃花园”般的景致,少说一千余亩。若建成政法大学的新校园,我真不知道北京乃至全国还有哪个大学校园堪可媲美?   

不久前,我陪好友赵法生博士到沙石场一游。法生是我青州一中(益都一中)文科班时的老同学,曾一度高就山东省政府的“钱袋子”——鲁信投资集团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因而对投资环境有着天生的敏感。当我提及实在不明白法大为何不就地取材拿下这片荒芜而生机勃勃的美丽的野地时,法生连连感叹此乃天然的投资胜地。因为不是耕地而是沙地,所以拿下使用权相对容易得多;因为是一个村子的沙场所在地,所以只要取得昌平区政府的政策支持,估计就可以取得用地;因为上面没有任何房屋建筑,因此几乎不存在征地时往往最棘手的拆迁问题;因为已有道路等基础设施,而且距离府学路27号校区不过两公里路程,因此倘以此为新校园,将是法大最经济、最理想的选择。   

可是,为什么就不能就地取材、在近在咫尺的昌平校区附近再建设一个风景如画、湖光塔影的法大新校园呢?   

期望显明校长忙中偷闲,拿出两个小时,带上学校的有关负责同志,徒步到沙石场走一趟,看看能否找到感觉?   

期望法大的学子,步显明校长之后尘,沿着校长走过的路子,也到沙石场走走,看看这块可能的未来的法大校园,是否是理想的读书、思想、恋爱的天堂?   

据说,开发沙石场附近的世涛天朗小区的开发商也已看上了沙石场的巨大开发前景,正在千方百计把这片千亩沙地建设为该小区的二期工程……   

不知道显明校长逛沧海否?也不知道校长能看到这个专门写给他的帖子否?……   

2008年8月15日 21:55   


七、如何维护中国政法大学的学术声誉? 

本文系笔者陆续写作的《我观法大》系列之七。  

首先,我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依然服务于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位普通的教授,法大不仅有恩于我,而且恩重如山。虽然我一直自我定位于“法大的过客”,但只要还是法大的一分子,我就会用自己微薄的心力为之添砖加瓦,既为之喜,亦为之忧。作为始作俑者,我当初曾因为一篇《究竟是“会员”还是“院士”》而挑起外界对法大的各种议论(包括负面评价)。对此,有关领导同志事实上是对我一直有些相当尖锐的意见的。但是,我依然改不了“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习性,惹事生非,“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知我者为之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只有自己明白:抱持对这所大学的知遇之恩,我始终希望其学术声誉不应受到无端的伤害。  
  
对于最近学界内外闹得沸沸扬扬的本校商学院博士生导师金仁淑教授“抄袭门事件”和同样是本校商学院博士生导师的杨帆教授“举报门事件”,我虽然在沧海云帆论坛上陆续有一些跟帖表明了个人的一些未必妥切的看法,但始终未正面表达自己的意见(我曾经婉言谢绝了《成都商报》《南华早报》《南方周末》、CCTV中国法制报道等媒体的访谈),因为我相信法大校方一定会给予法大教师、学生、校友以及社会各界一个公允、公正、公平的结论。  

我之获悉金仁淑教授涉嫌学术剽窃,也是在今年3月份收到法大学生打假者发到我的信箱的相关材料。但是,我没有在学术批评网上发布这些材料。金教授属于“无知少女”,乃法大博士生导师、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学校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委员会委员(本人也是该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虽非同行,但我知道她是日本经济研究专家,是从辽宁师范大学引进的“国内优秀人才”。我与金教授不熟,但在一起开过几次会,对她的印象相当不错(法大的女教授不少,但女博导并不多)。5月份学校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委员会曾先后三次开会讨论金教授涉嫌学术剽窃的问题,但我因为参加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全国高考命题会议而无缘与会。6月10日回京后,获悉有关情况,颇感纳闷,因此曾在沧海的跟帖中针对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委员会十位委员在认定金教授是否构成剽窃问题而形成的“5:5”的决议深感惊诧,故曾有“5:5=奇耻大辱”的跟帖。随即金教授打电话给我,认为我说她抄袭乃“铁案”是对她的侮辱,并且理直气壮地说本校知识产权专家张楚教授曾为其出具专家意见,即她不构成“侵权”。记得我当时在电话中回应:金教授和王德君博士作为该剽窃案的当事人,只要双方不公开主张自己的权利,自然无从谈起“侵权”(民不告,法不究)。但是,我们作为旁观者,有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其实施细则、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以及学术共同体公认的学术伦理,对其是否构成学术剽窃加以独立的评论,当然做出这种关于剽窃的评论或指控,要负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我还说:金教授既做过博士生,现在又作为博士生导师指导博士生,她应该明白在她独立署名“著”的《21世纪中国人力资源竞争战略》和王德君的博士学位论文《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人力资源竞争战略研究》,因大面积雷同,必有其中一人作假或者共同作假,而不可能双方均无作假。当然我不可能在十几分钟的电话中说服振振有辞的金教授,她说要请我吃饭,我说无此必要,因而也就不欢而散。  

我回到学校后参加的最早的一次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委员会的会议,是讨论金教授实名举报杨帆教授涉嫌学术剽窃等问题的。这样的会议,一共开了两次(第二次因丛日云主任向校长提出辞呈且回避,故我以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主持会议)。经过与会委员严肃认真的审查,最终形成杨帆教授不构成学术剽窃的决议。也就是说,金教授的举报尽管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但实则“查无实据”。两次会议的决议,也是我根据与会委员的表决结果而执笔初稿的。  

说实话,我与杨帆教授虽然有过一起开会的交往,但我对他的理念、言谈举止并不认同。今年初“杨帆门事件”的时候,我还应学生之邀写过《“用脚投票”》的答问。在回答学生问“对于杨帆自称发表学术论文上千篇,论文数量及引用率在经济学界居全国第一一事,您怎么看?”时,我曾直言不讳道:“第一,我不知道杨帆教授的上千篇论文的具体篇目。如果杨帆教授从读大学算起至今,至今也不过三十年。若按总数一千篇论文算,则年均三十篇以上。即使是在普遍多产的经济学界,这个数目字也是相当惊人的。第二,数量多即使是事实,但这也不能说明一个学者真正的学术贡献、学术影响和社会地位。就学术作品而言,最关键的不是数量,而是学术质量。‘什么是你的贡献?’北大教授苏力的这个朴素而又严肃的追问,也同样适合于杨帆教授。还有,在这上千篇的论文中,究竟何为杨帆教授的学术代表作?第三,根据南京大学CSSCI来源期刊,经济学家中被引用最多的,应该是北大张维迎教授。杨帆教授说他的引用率全国第一,不知道有何依据?第四,杨帆教授这样名号已经不小的人,像节制生育一样,也理应节制发表。若无学术贡献和学术创新,发表的再多,又有何意义?”后来在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委员会会议上,杨帆教授还专门提到我对他的批评。显然,杨教授并不完全赞同我的这些批评意见。  

最近的事态是,围绕上述“抄袭门事件”和“举报门事件”,政法大学成为各大网站、报纸追逐讨论的热点话题。这一方面是缘于这些事件的戏剧性(如同“人咬了狗一样”,有新闻轰动效应),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政法大学的品牌效应有关,更主要的因素是学界内外对猖獗泛滥的学术剽窃问题的极大关注。因此当学校做出对金、杨双双“停职反省”的处置决定时,各种媒体纷纷跟进。有同情金教授的(但更多的是置疑),有支持杨教授的(同时也不乏声讨的声音),但就总体情形而论,似乎与“杨帆门事件”时学界的口诛笔伐不尽相同,人们更多的是同情、理解、甚至支持杨帆教授。包括我的同事萧瀚先生、友人蒲志强先生在内,均认为学校的上述处置有欠妥当,萧教授还明确建议学校撤消对杨教授的处理,因为“一码归一码”。我的看法,也大致如此。  

学术剽窃的丑闻,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包括北大、清华、人大、复旦、南大、南开、武大等名校在内,均无一幸免,法大也不例外。对于学术剽窃这样违背知识产权、违反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的行为,无论于法于情于理,均无可开脱的任何借口。但是,现实并不乐观,因为各相关单位往往本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莫名其妙地捂盖子,遮丑护短,成为转型期中国的一大学界怪象。于是,有《所谓教授》(百花文艺出版社)、《学腐》(河南文艺出版社)等小说问世,从艺术创作的侧面生动地反映了此种怪象。  

学术剽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学术剽窃这样的是非分明的问题而不辨是非。上述“5:5”的决议,就再显然不过地反映了拥有“世界最大的法学家集团”的“中国最高法学学府”在面对学术剽窃问题时所映射出的尴尬。如果连基本的事实都不能判断,那么我们还能抱有什么期望呢?  

维护学校的学术声誉,是每一个法大人的义务。但是,这应以学术正义为前提。否则的话,是非不分,正邪并立,再谈学校的学术声誉,这不是本末倒置、缘木求鱼吗?  

也许,这是我这个“法大的过客”的一种杞人之忧罢?  

但愿如此!  

2008年10月23日 凌晨  


八、关于创办“中国政法大学附属中学”的初步建议 

为什么要创办“中国政法大学附属中学”(以下简称“法大附中”)呢?  

(一)这是法大“人才强校”战略的需要  

“人才强校”,要落到实处,对于中青年教师来讲,最关键的有两点:一是要吸引人才(引进人才),二是要留住人才。以法大声名日隆的品牌,吸引(引进)人才并不难。最近几年来的事实,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问题是,如何解决法大中青年教师的后顾之忧,具体地说,即子女受教育的问题,已成为事关能否留住人才的当务之急。  

(二)解决中青年教师后顾之忧的根本之策是创办法大附中  

解决教师子女入学问题,单就教师个体的努力而言,代价甚高,效果未必良好。以学院路校区为例,附近没有特别好的中学(北师大二附中及其初中部——三帆中学位于西城区,人大附中吸纳不了如此众多的法大子弟)。就昌平校区而言,放眼整个昌平,基础教育乏善可陈(据说高考升学率最高的昌平一中,也只是在50%左右)。因此,无论是就哪个校区来说,法大中青年教师的子女教育问题(尤其是初中和高中),已成为老师们最大的后顾之忧。  

有的老师,为了解决子女入学问题,只好斥巨资在城里购房,或者为了让孩子在城里受教育,只好在昌平-城里之间往返奔波,疲于奔命。这实际上是法大两地办学之后老师们因孩子受教育而开辟的“第三战场”,无论是钱财投入还是时间成本,均异常高昂。从学校的角度来说,可以通过合作办学(一般是根据事先约定,由我方每年赞助对方一定数额的现金、对方优先录取本校教师子女),这可以解燃眉之急,即能缓解、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法大附中是法大品牌的拓展和延伸  

创办法大附中,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青年教师的后顾之忧,而且也还可以从基础教育、社会形象等方面,进一步拓展法大已有的品牌效应。  

作为京城名牌大学,从北大、清华到人大、师大,没有不办附中的,而且没有不大获成功的。因为这两者在若即若离之间,还保持着一种相得益彰、互动多赢的利益格局。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人大附中和人大形成的多赢格局。就法大而言,也完全可以发展出类似的格局。其社会影响的品牌效应,可能是“硬广告”难以企及的。  

(四)创办法大附中的条件基本成熟  

沿八达岭一线,从华北电力大学往北,经沙河高教园区(外交学院、财经大学、北师大、北航等),到昌平县城的法大、石油大学、化工大学,如此高校密集,仅次于海淀的中关村和学院路地区。但是,与海淀基础教育发达、名校(初中、高中)云集相比,这里却没有像样的初中、高中。也就是说,中青年教师子女教育问题这一后顾之忧,不仅是法大的问题,而且也是这些北迁高校已经或即将面临的共同问题。创办、办好法大附中,体现了这些高校的共同需求。  

(五)办法大附中前景可望乐观  

只要昌平区政府(教委)给予政策支持和配合,通过采取改造某一所学校为法大附中的变通途径,即可走出第一步。  

第二步,按照新的管理模式,重新整合师资和管理队伍,采取“民办国有”的新模式,实现教育管理、教学质量的快速提升与发展。  

第三步,在优先满足法大子女入学(初中)的前提下,通过与石油大学、化工大学的有效合作,使法大附中成为昌平基础教育(初中、高中)的旗舰。因为有初中、高中,又以三所大学的教师子女做基础,可以想见,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其成功比率将在3-5年内实现历史性的突破(中考:98-100%;高考90-95%)。若此,“法大附中”的社会影响力,就将如“人大附中”于人大而言一样,成为法大的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和宝贵财富。  

因为地处北京,师资力量将得到足够的保障,尤其是北师大、首都师大的研究生,任可挑选。原改制前的学校师资,留用者或进修或换岗,不合用者按有关规定提前退休。北京还有相当一批有经验的退休老教师,也可以发挥余热。  

法大附中,乃新学校,“一穷而白”,由此也可以做出一些新尝试、新试验,完全有可能闯出一番新天地、开辟一新局面。  

当然,任何一件有意义的重大事情,都还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与问题。我本人虽然本科是学师范的、研究生毕业后又在师大工作过十五年,但毕竟没有从事过中学教育。因此,也就难免纸上谈兵,甚至站着说话不腰疼。  

2007年7月12日 

附录一 
未完成的调动——有感于春明从法大往北航工作的往事  

题记:  
      这篇重新发布的稿子,其实是一篇“旧稿”:2008年10月28日(星期二)悲惨之夜发生前的周五晚上,春明已从北航法学院拿到了正式的工作调动函件;按原计划,悲惨之夜的第二天,星期三,春明本应该是到北航体检的。可是,因为悲惨之夜的悲剧,这一切均已化为乌有。我在得知春明终于将从法大调往北航工作(教授岗、50万元人才引进补贴)时,我在理解之余,也有感而作《有感于春明兄从法大到北航——我观法大(之八)》并上网。因调动尚未就绪,应春明之要求,我暂时从网上撤下了此文。  
      关于春明工作变动事,当年亲手从法国引进春明的舒国滢教授曾在不久前的答问录中作过如下分析:“他出走的原因,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其一,从科研处岗位的退出,对他还是有影响的。从政的不顺利,使得他有一种不得志的心情,感到其工作业绩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从而对法大产生了某种失望。其二,对于其研究员的身份,他也认为有失公允,因为他没能赶上新任领导班子对“海归”实行的优惠政策。其三,在政法大学法理学研究所这个团体里,他渐渐感到自己的选择与研究所的特点并不对位。他当初对法哲学的选择并没有明确的计划。而我们研究所无论在教学还是科研方面,都更强调“规范法理学”,这不仅需要弄清楚法哲学的内外部知识,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部门法知识基础。这使得他在向规范法理学转型的过程中,与其他教师之间一直存在着话语沟通上的障碍。而且在教学上,他也很少讲授法学院本科生的法理学课程。他与规范法理学的研究进路始终存在着一定的距离,难以融入——这可以说是他在学术上的困惑之处,并促使他重新转向对行政法的兴趣。其四,恰值近年来各大高校引进人才的狂潮,北航法学院方面也为他预留了公法教授的职称空缺。这些原因促成了他的调任。我们最后一次通话时,谈及此事,他很兴奋。当然他对于工作了八年之久的法大也是很有感情的,并表示有什么需要都会随时效劳,彼此以后还会有很多合作。”国滢既是春明的同事和好友,也是春明的老领导,还是一位有口皆碑的与人为善的谦谦君子,他的分析要比我的信笔涂鸦理性得多,也全面得多。  
      春明遇难后,我曾陆续写过《哭春明》《热爱生命——<哭春明>(续)》。现在离春明辞别这个他一直眷恋的世界的日子,迄今已经超过民间的计算法——“七七”了,但他仍然未能入土为安。面对某些“冷血舆论”(王建勋博士语),我除了不停地思考人性、人情、人道、人伦、人文这些人生焦点话题,也愈发感受到春明之殇的悲凉。于是,换作此题,原文照发,以寄托对亡友的深切悼忱!  
2008年12月13日 凌晨  
    
友人程春明博士要调离中国政法大学而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工作的消息,我在半年多以前就知道了。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一个好朋友要离开了共事的单位,从而导致今后相聚机会的减少,更重要的是,法大因此而失去了本校最早一位留学法国、精通法语、法国法和比较法的才俊之士。   

我第一次见到春明,大概是2002年5月份。当时龙卫球博士请我来法大昌平校区为学生做一个当时正闹得满城风雨的北大教授王铭铭先生抄袭事件反思的讲座,这也是我第一次跟这所学校发生近距离的学术接触。讲座后,在家属院里与穿着扎眼的花裤子、正悠闲遛弯儿的春明不期而遇。卫球和春明是志同道合的好友,记得当时卫球介绍了春明的留法学术背景、正在做科研处副处长这一当时相当令人看重的学官经历,春明笑得很灿烂,热情地和我握手。我当时正因教授职称在工作了近十五年的北师大历史系迟迟无望解决想换一个学校,当卫球说“把老杨弄到法大”来时,春明连连称好。这次路遇,并未深谈,但春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率直豪爽,性情中人。一年后,我果真到了法大,与春明的接触也就越来越多了,感情也越来越深。我感到我对他的原初判断,大致不差。   

春明当时是学校科研处专任副处长,法大《科学研究典》就是春明主持拟定的。单此一点,他对法大尤其是法大科研管理与服务的贡献就是难能可贵的。春明是一个有话就说的书生,任劳但不任怨,虽在官场,但既不懂显规则更不懂潜规则,甚至因此几次提出辞职。后来班子换届,尽管不少教师都认为他完全有能力胜任科研处处长职务,但领导最终还是用了一个没有任何行政经历和科研管理经验的人做了处长(后因各方不满而中途被撤换)。   

我一直感慨:在一个“官本位”主宰的大学,一个学者(哪怕是其学科领域最优秀的学者),如果不带一个“长”字(院长、处长,甚至是副院长、副处长),就好像不仅得不到重视,而且在资源配置和话语权上被边缘化或准边缘化。   

比如,在法大这样一个“袖珍式”的小学校,按照官方公布的最新数据,目前至少有23个正处级校部机关[1]、22个正处级教学科研单位[2]、10个正处级科研单位[3]、还有图书馆等4个其他的正处级单位[4]。除了校长、书记、副校长、副书记和校长助理外,这59个正处级单位也就意味着全校起码有不少于180名的副处级以上干部。考虑到大多数岗位是“双肩挑”,也就意味着全校现有的200位左右的教授大多数是书记、处长、院长、副书记、副处长、副院长。找一个是知名学者但又不带“长”字的教授,在法大,估计是属于相当之难的稀奇事了。  

在这样一种按官职而非学术水准和学术贡献区分教师级别的官本位意识形态下,春明未能担任科研处长是符合“通例”毫不奇怪的。春明并未因“失官”而牢骚满腹,如果说有所苦恼,那就是他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未能让其为法大的科研管理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大概是春明在法大遇到的第一个人生考验。我作为他的朋友和旁观者,看在眼里,明在心里)。在春明“官变民”的时日,我和他的来往反倒更多了,吃饭、喝茶、聊天更为频繁。离开了官场,春明重回法学院任教,终于恢复了一心向学、著书立说的教书人生活。   

法国著名学者保罗•里科尔的《论公正》,就是春明回归书斋后从法文翻译成中文出版的第一本学术名著。他的《法国公证法律制度的基础理论与实践》《现代社会中的司法权》《认真对待福柯》《中国司法执行的法律问题》等论文,都是作为法学院教师的春明的新作,他所主持的司法部的项目也即将结项,并且正在从法文翻译另一大部头的法学名著。我想:如果他还呆在科研处副处长甚至是处长的位子上,恐怕不会有这些货真价实的学术新作。我甚至认为,春明作为一个留学法国十二载、精通法国法律与政治的海龟博士,若学校爱惜其才,原本就不应该非要把他按在一个什么副处长的官位上,而是应让他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于教学、科研和中法学术交流。离开了“毁人不倦”的副处长的位子,对于春明这样一个原本就不怎么适宜官场规则的留法学人而言,毋宁说,这恰恰是他的幸运。   

在法大的这些年里,春明在服务社会方面也是成绩卓然的:他目前是司法部律师公证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致公党中央法制建设委员会委员、致公党北京市委思想理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理学会理事、北京法理学会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据悉,法国有关方面鉴于其为中法学术文化交流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已正式提名春明为法国总统勋章获得者的候选人。可惜,将来获取这一殊荣的乃此春明(北航法学院教授)而非彼春明(法大法学院教授)也。念之此,仰望蓝天,惟有徒叹奈何。怅怅!   

关于调离法大而往北航工作事,春明曾专门征询过我的意见。无论于私还是于公,我从内心里不愿意春明离开法大。于私而言,春明一走,我在法大又少了一个情同手足的好友;于公而言,春明留在法大,双方之间本来应是双赢的格局,法大是一个更好的有利于春明施展其才智的平台,法大的同事、学生也是其他法科类单位难以企及的。因此,我劝春明留下,是金子总会发光,是人才谁也压不住。但是,春明有他的苦衷,即他的职称问题。当初在科研处工作时,春明的正高职称走的是“研究员”系列,但他回到法学院已经几年了,直到今年的职称聘任改革,学校始终都没有把春明的正高职称转成“教授”系列。对于此等举手之劳的事儿,何以一拖再拖,我一直搞不清其中的奥妙。可是,学校里明明有些人的学术成就远远不如春明,但不照样是教授、博导了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大拒绝将其正高职称从“研究员”转为“教授”,是亏待春明的;春明终于也因此心病而无奈地离开这个他已服务了多年的大学,我又不能不抱持一种同情之理解的态度。   

惟一可聊以慰藉的是,再到城里的话,又多了一个落脚之处:单是在北航法学院,除了老友孙新强兄、龙卫球院长外,现在又加了春明兄;尽管我因此而失一位法大的好友、法大因此而失一良师。   
除非是出差在外,几乎每个周六上午,都是我雷打不动睡懒觉的时光。今天照样是在美美地享受懒觉的时候,大约九点一刻,春明来电话,我在睡眼惺忪中获悉:春明已于昨天晚上正式拿到北航的通知书(按教授岗);他说昨晚取回通知书后与妻聊天,一度泪眼模糊,因为他突然想到了在这个即将调离的大学还有我这位大哥,因此今天在第一时间打电话来告知。可是,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木呐地安慰他,祝福他;于是,在获悉春明即将从法大到北航的第一时间,涂鸦了这篇不成体统的篇什。   

请春明带走兄弟的祝福!请记住军都的山,记住昌平的天,还有你曾教过的可爱的法大的学生。   

常回来走走!   

注释:   
    [1]这23个正处级校部机关分别是:学校办公室、组织部、统战部、纪委办监察处、宣传部、离退休干部管理处、教务处、科研处、研究生院、“211工程”与学科建设办公室、人事处、学生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事务办)、财务处、审计处、保卫处、资产管理处、后勤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基建处、校团委、工会、发展规划处、中国法律信息中心。   
    [2]这22个正处级教学科研单位分别是:法学院、民商经济法学院、国际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商学院、社会学院、人文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外国语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中美法学院、中德法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法律硕士学院、司法考试学院、科学技术教学部、体育教学部、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国际儒学院、中欧法学院。   
    [3]这10个正处级科研单位分别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其他科研机构:比较法研究所、人权与人道主义法研究所、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法和经济学研究中心、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法学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   
    [4]这4个其他的正处级单位是:图书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政法论坛》编辑部。   
2008年10月25日 11:58   
日丽但风不和之际  
 

附录二 
我的困惑与惆怅——闻球球将就任北航法学院院长有感  

龙卫球教授要走的传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学友abcdefg 于 2007-7-15 02:08  在沧海云帆“军都山下”发表主题为《8月,龙老师真的要走了~》的帖子:“从撤退开始,龙老师已经准备从政法大学这片浑水里撤退,他要走了,2007年8月正式走马上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院长——据说,某长有瑜亮情结,于是连课都不给龙老师排,在法大的最后一学期里,龙老师只好与另一位青年教师搭档,勉强挣点课时,这样的日子,换成你我,能呆下去么?无语,龙老师一路走好,有时间回来瞅两眼这个污水潭~ ”我本来想跟个帖子,但三写两写,觉得有些刹不住车,于是单列一帖,表达我的困惑,求教于龙教授和诸沧海高人。  

原来说龙教授要高就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我是理解和支持的,因为到了财大,一则离法大很近,再则在财大发展法学将有大作为。  

后来听说龙教授要高就西南政法副校长兼法学院院长,我也是理解和支持的,因为虽然西南已不若当初之风光,但终归是政法之重镇,有法学底蕴在,若到了西南,将来再折回北京,也未必不是一着好棋。  

现在,如楼主所说,龙教授将于8月份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做法学院院长。坦率地说,我是不怎么理解、也不怎么支持的。  

为何出此不逊之言呢?  

第一,北航既不比财大,也不比西南,而是一所纯工科院校。这些年来,工科院校仗着钱多,财大气粗,大办特办文科,其中法学院又是重中之重。但就我未必全面的观察和判断而言,工科大学办文科成功者,似乎寥寥无几。可能除了清华、华中科大、西安交大、上海交大等少数例外,其他似难有可傲人之处。在工科大学,几乎是工学思维独尊,不用说文科,甚至是理科,也难入其眼。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北航之办法学院,犹如法大之办工学院,既没有学术传统,也缺乏学术底蕴,若非要大干快上,岂非难亦哉!  

第二,龙教授若到北航,我相信他很快就会发现,除了有钱之外,很可能是要图书没图书(法学),也可能是要人才缺人才(真正的高人),更有可能是要学位点没学位点(尤其是博士点)。巧夫之难为无米之炊,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无米”。龙教授一旦做了北航法学院的院长,当家方知“无米”之难,不让蜀道也。  

第三,作为教师,尤其是龙教授这样受人欢迎的教师,离开好学慎思的学生,太可惜了。我不是说北航法学院的学生不优秀,而是说法大本科生实在是太优秀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优秀学子,成就了包括龙教授在内的法大诸多名师良师。离开了这些法大学子,就像鲨鱼离开了大海,或许英雄无用武之地也。  

我与龙教授认识快十年了。从当初在查尔斯河畔游学到后来共事于法大,他的喜怒哀乐,他的理想与顿挫,我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他做出任何行动,在我看来,大约都是正常的。但是,他若真的到北航做法学院的院长,我还是不太理解的。  

以我的书生之见,不就是一个工科大学的法学院的院长吗?(十年前相当于一个公共课教研室的主任,科级左右)龙教授今年过了生日,也不过39周岁,正是读书、教书、著书的最佳时光。可是,一旦当了院长,那么吃吃喝喝、送往迎来、文山会海,还能有多少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用来读书、教书、著书?  

我也许是瞎操心,但瞎操心也得操。毕竟,龙教授乃法大年轻教师中的佼佼者,只要沉潜而为,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那么假以时日,哪怕成不了大法学家,起码也会成为大法学教育家——有其师必有其弟子,龙教授之成为“江平第二”,谁说不可能呢?  

就私谊而论,不是院长、只是《比较法研究》副主编的龙教授,至少还可以常在一起坐坐,喝喝小酒,品品茶,侃侃大山,虽非神仙但胜似神仙。可是,做了院长后的龙教授,哪怕是我这样和他同居昌平的老友,估计再见一面,也得排队了罢!  

念及此,黯然神伤,不胜怅怅。  

奈何?奈何!  

2007年7月15日 12:00  
于富泉寒舍 


附录三 

蔡元培第二:献给周宁教授——写在谢泳先生即将就任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之际  

我已经人到中年了,如果以年龄划段的话,也可以说人生过半了。因为到今年的阳历10月,我就是44周岁、45虚岁了。我相信,除非老天爷特别垂青,估计我不大可能再活45年。但是,即便如此,我也很知足了。我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在即将过去的44年的前半生的岁月里,我做了迄今为止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把大我一岁的谢泳先生,介绍给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周宁教授,而周教授求才若渴,不仅接纳了谢先生,而且通过该校校长朱崇实教授,破例直接礼聘谢先生为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   

谢泳是谁?谢泳是一个名人,而且不是一般的名人。谢泳出身于山西一个普通的右派之家,晋中师专英语专业的高才生,迄今最高的行政职务是《黄河》副主编、最高的学术职称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副研究员。与“海龟”“土鳖”相比,与某些“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兽”的所谓教授相比,谢泳在所谓的“人才”形式要件上也许没有值得特别夸耀之处。但是,与那些学界虽然霸气但不学无术之流相比,谢泳不仅是有真才实学的中年才俊,而且是为人厚道、与人为善的谦谦君子。在大我一岁的同辈学人中,谢泳是我迄今发自肺腑、由衷钦佩的一位学长。   

周宁是谁?周宁是南京大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也是亦学亦官、并行不悖的厦门大学的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还是闽江学者特聘教授,至少在南中国,周宁可以算是名号叫得最响的戏剧学权威、当之无愧的学术名家。   

我第一次见周宁,大概是在18年前:当时,我们共同的朋友刘雪枫先生,牵线搭桥,两个不同专业、但志趣相同的人于是成了朋友。朋友归朋友,一个远在南国,一个客居京城,难得一见。因此,在第一次见面之后,第二次见面是在去年的中央党校举办的所谓的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训班上,我们的情谊更进了一层:因为,我们从朋友变成了同一期的学员,即同学。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培训班结业后,周宁兄即安排不才于去年7月到他担任院长的厦大讲学。记得讲了两讲(分别围绕学术规范、中国人的美国观这两个主题)。钱没有挣多少,但我们之间的朋友加同窗的感情,又更深厚了一层。在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吃饭的场合,因为谈到人才难求的问题,我郑重其事地向周兄介绍了谢泳先生。看来一则是老天有眼,“天生我才必有用”;再则是冥冥之中、一言难尽的人情与缘分,周兄居然跟我一样的兴奋,当即表示: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谢泳先生作为人才引进到厦门大学,尽管那时周兄与谢先生素不相识。   

不愧是爷们儿,也不愧是哥们儿,周院长随后即利用赴西安开会的机会,专程到太原,向谢泳先生表达欲礼聘其到厦大的愿望。谢先生也是性情中人,不仅被周院长的真诚所感动,而且表示愿意没有任何条件地加盟厦大,从编辑到教师,成为一个地道的学院派中之一员。   

真诚不仅可以感动朋友,而且也可以打动领导。正是由于周院长的一再努力、苦口婆心,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教授终于在昨天——2007年4月24日,正式同意聘任谢泳先生为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   

于是,昨天下午,周宁兄得到此消息后,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报喜。但是,因为参加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我的手机处于关机状态,未通。晚上,研究所的同事聚餐。在喝了些许52度的白酒之后,周兄打来电话。我一看是厦门的区号,不仅立即想到是周宁兄的电话,而且还猜到一定是谢泳兄的调动事宜有了眉目。果不其然!虽然远隔万水千山,但我从电话里周宁兄的话语中明显感受到他的激动之情,不仅情真意切,而且溢于言表。我当即在饭馆里跺着脚,向周兄表示由衷的感谢和祝贺!   

对于我来讲,人到中年、一再遭遇生活的戏弄之后,我这个喜怒哀乐挂在脸上、虽则表面乐观、实则悲观厌世的山东人,已经不怎么容易激动了。但是,因了谢泳即将成为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我特别崇拜的鲁迅先生曾经任教过的地方),因了周宁兄仗义执言、朱校长不拘一格求贤若渴,我还是情不自禁,泪水夺眶而出。我被周院长、朱校长感动了,实话实说,我也被自己感动了。因为,整个事情的起因就是我向周院长介绍了谢泳兄。   

我之所以发此感慨,还因为我曾一度不自量力,向自己现在服务的中国政法大学的领导同志引荐过谢泳先生。但是,犹如石沉大海。我现在逐渐明白了,人微言轻如不才者,想把一个没有任何学位的专科毕业生引进到所谓的“中国法学教育的最高学府”,也许,只有我这样的感觉良好的傻冒儿,才会出这样的馊招儿。因此,“蔡元培第二”的桂冠,只有也惟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周宁院长、一直仰慕但至今不曾有缘谋面的朱崇实校长才配得上。   

我相信,以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史而享誉学界、谦虚谨慎但傲骨铮铮的谢泳先生,不仅将无愧于两位爱才惜才的当代伯乐,而且也将无愧于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的崇高称号。   

顺带再做一个白日梦罢:如果哪一天无处可逃的时候,我期望能成为谢泳第二,而有幸成为美景如画的厦大的一分子。   

最后,谨此向朱校长、周院长致以由衷的敬意,并向谢泳兄表达真诚的谢意!   

2007年4月25日凌晨一时   
似醉未醉之际 于京北富泉寒舍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13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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