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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杰:中国书评二十年

发布时间:2017-04-24  来源:出版科学  作者:伍杰(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中国书评事业经历了20年发展历程。20年来,书评事业有很大的发展。虽谈不上壮丽辉煌,却也是实实在在地逐步前进。当我们走过这一历程,回顾它经历复苏、发展和初见繁荣的三个阶段的历史,似乎有更多的话要说给读者。
  
书评,在历史上很长时期都是处于一种有评无论的状况。有实践,即有评论书籍的文章;无论,没有研究书评的理论。这20年才逐渐改变这种局面。由有书评发展到有书评学,经过了一段很长的发展时期。书评发展成一门科学,可以独立成学,被人称为书评学,这是近几年的事。
  
书评,它的对象是书,评论书籍,有书才有书评。因此,书评依附于书,有相当的依附性,不可能离开书而存在。我们时代的书评是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对图书包括对它的形式、内容进行科学的分析评论。对图书形式的美丑、内容的好坏、总体质量的高低、思想性、科  学性、学术性、知识性、实用性、可读性、积累价值、审美价值、总体特色等全方位地进行评议。书评是宣传介绍图书,引导读者读书,帮助读者鉴别图书,促进出版繁荣,丰富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手段,是出版工作的延续和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书评学,简而言之,是研究书评的理论。它也离不开书,是在有了对书的评论之后,才能产生书评理论,进而成学。一般说来,一门学科之所以能成为学,它一定有相对的独立性,必须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体系和特点,有自身存在的价值,有独特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有它研究的独特对象,有自己发展的规律,特别是有社会的认同。而这些前提,对书评学来说都是应有之义。因此,这些年,人们在评书的实践中,不断提高,逐步理论化,发展成为书评学,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独立的学科。这是书评繁荣的标志和结果。
  
书评和书评学的共同特点是依附书籍。所不同者,书评学涵盖书评,它是书评的抽象、概括、提高,是书评的理论。它源于书评,又指导书评。
  
这里,我们不妨看看这20年的发展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常的书评才开始恢复。后来逐渐向纵深发展,走向理性化。一般说来,衡量书评事业是否兴旺,要看书评队伍的大小,书评阵地的多少,书评文章的多少和质量的高低,书评理论的强弱,书评作用的影响力和是否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要从诸多的方面进行评估。
  
20年书评事业的发展,很难划分阶段,很难将不同时期完全分开。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有起伏。从1979年到现在,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1年以前;第二阶段是1982年至1984年;第三阶段是1985年至今。
  
1981年以前,我把它叫做新时期书评的复苏时期。因为建国以后,书评事业本来是受重视的,1951年3月21日新闻总署、出版总署联合下发了《关于全国报纸期刊均应建立书报评论工作的指示》,1954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了《关于加强报纸杂志上的图书评论的指示》,出版总署1954年4月19日下发了《各出版社应注意宣传和介绍所出版的好书》的指示。但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书评事业和其他事业一样,受到“左”的干扰,书评被当成政治斗争的工具,一篇评《海瑞罢官》在政治上坑害了多少人,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刚粉碎“四人帮”后,谈起书评,不少人还心有余悸。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书评事业才和其他事业一样,开始复苏,人们才试探性地慢慢写起书评来,这时还谈不上兴旺发达,书评事业基本上处于“四无一少”的状况无书评组织,无书评专业队伍,无固定的书评阵地,无书评理论研究,书评文章很少。以1979年为例,全国省以上报刊只发表了书评文章254篇。所以,把这一时期叫作书评的复苏时期。在陈原指导下,三联书店于1979年3月创办了第一份关于书评的杂志《读书》。1979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创办了全国第二份书评刊物《书林》。
  
第二阶段是1982年至1984年,我把它叫做新时期书评的初步发展时期。1982年以后,随着整个文化事业的发展,出现了出版的繁荣,人们说这一时期是出版的黄金时代。出版的繁荣也引发了书评事业的发展,书评文章显著增加。这时,许多高校社科刊物都发表了不少书评。报纸虽然没有固定的版面,但书评也常占有一席之地。写书评的人比以前增多。不过,也明显暴露出书评缺乏指导性,组织领导跟不上书评事业发展的需要,评论显得零散等问题。所以,只能说这一时期是书评的初步发展时期。对书评还没有人进行深入的研究,书评自然也称不上学。
  
这一时期的书评有明显的特点:一是以书评形式批判“四人帮”,平反昭雪的书评多。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为“黑修养”,是诬陷刘少奇同志为“走资派”的罪证之一。现在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其后发表的评论有《重评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重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等等。批判了许多加在刘少奇头上的不实之词,给予了公正评价。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还有大量书评对党内其他一些思想家、理论家写的一些政治理论读物重新作出评价,还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四人帮”曾将《天安门诗抄》作为给群众定罪的材料,现在重新进行了评论:“这说明一条真理,一切文艺作品,一切出版物的最可靠最权威的评论者,是人民,是千百万的人民群众。”书评为《天安门诗抄》伸张了正义。紧接着,这些正义的评论也逐渐涉及到文学作品。《第二次握手》也曾被“四人帮”诬蔑为黑书。刘白羽1979年12月1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论〈第二次握手〉》说:“‘四人帮’一伙诬蔑《第二次握手》为黄色小说,是极其荒谬的。”“我认为《第二次握手》确是一部才情洋溢的佳作,它突破‘四人帮’强加给文艺创作的种种禁锢,给我们文学创作带来新的风貌。”《重放的鲜花》是在“文革”时期报刊上被批判过的17位作者的作品集,现在重新公正评论,在读者中恢复了这些作品的名誉。还有《郭小川诗选》、被视为反党小说的《刘志丹》等等许多作品在这一时期也都通过书评形式,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在政治上得到了平反昭雪,使大量作品和作者恢复了名誉。
  
二是名人评名著多。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名人被批判,许多名作被歪曲。现在政治上已经拨乱反正、学术上可以百家争鸣。许多人多年的郁闷、不平,以求一吐为快,许多颠倒的是非,不公的歪曲,要得到公正的评价,许多年来不大写书评的名家也纷纷提笔评论书籍。周扬、巴金、茅盾、丁玲、胡愈之、贺敬之、刘大年、刘白羽、廖盖隆、沙汀、艾青、韦君宜、秦牧、康濯、田间、刘绍棠、周汝昌等都动笔写评论或作序。被评的名作就更多了:《燕山夜话》、《山乡巨变》、《上海的早晨》、《创业史》、《西行漫记》、《管锥编》、《莎士比亚全集》等等。名人的书评几乎涉及各个方面。王震写了《青山不老,浩气长存〈白求恩传略〉序》,侯外庐有《学苑新葩〈中国哲学〉评介》,张岱年、辛冠洁有《读〈公孙龙子新注〉》,黄楠森有《〈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简评》,吴敬琏写了《一本发人思考的书:〈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吕叔湘写有《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陈原〈语言与社会活动〉读后》,程代熙写了《读〈西方美学史〉》,廖沫沙有《我又学到了一点辩证法:〈长短录〉出版感言》,许征帆写有《关于新与旧的相互关系的光辉思想,读〈塞瓦瓦兰人的历史〉》,陈辽写了《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等等。这些名人的评论,对当时整个书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是书评突破了公式化的模式,在书评的艺术性、学术性、可读性方面,大大地迈进了一步。比如,宗教著作,是一个难评的命题,但是孙祥秀在评《基督教史纲》的文章《一部有价值的宗教史专著》(《世界历史》1980年第2期)中,却别开生面,另具一格,学术性、科学性、知识性、可读性都比较强。他客观全面地分析了全书的成就,更可贵的是指出了此书的不足,讲得有理有据,使人心服口服,读后很受启发。
  
评论者开拓的评论题材越来越宽,评论者的思维越来越活跃,有言必发,书评环境比较宽松。这一时期全国省市区以上报刊、大学学报,发表的书评文章逐年增多,1979年、1980年每年只有三四百篇书评文章。从1981年起,每年发表的书评文章约700篇左右。从1979年到1984年,共发表书评文章3 405篇,评书2 646种。这一时期出版的新书有99 029种,被评的图书占出版总数的2.6%。可以看出,书评虽不算十分兴旺,却向前大进了一步。
  
第三阶段,是1985年以后,可以说是书评的初步繁荣时期,也是书评上升为理性化,书评学初步形成的时期。
  
1985年是这15年书评事业发展的转折点。从1985年起,中共中央宣传部认真提倡和重视书评事业。1985年5月15日至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在济南召开了建国以来的全国第一次图书评论工作会议。会上研究分析了书评现状,讨论了书评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确定了书评的方针、任务、内容、发展方向和发展书评事业的具体措施。会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85年7月1日批转了《全国图书评论工作会议纪要》。中宣部充分肯定了会议的成就,并要求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总政宣传部、中央宣传系统各单位党委、党组重视书评工作,对《纪要》要参照执行。还明确指出:“目前,图书评论工作是一个薄弱环节。不少宣传和出版部门还没有重视这一工作。搞好书评对推动出版事业的发展和指导读书活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积极作用。希望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认真搞好这一工作,有影响的报刊,要经常发表图书评论。”这次会议对推动全国书评事业,起了很好的作用。
  
从1985年以后,书评事业就纳入到整个宣传阵地,成为有领导、有组织、有序发展的意识园地。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各级领导更加重视书评,书评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宣部的指示,在各级宣传部门,特别是出版部门得到了贯彻,各地新闻出版局、出版社抽调了专人,成立了机构,专门抓图书宣传评介工作,改变了过去“好酒不怕巷子深”的保守思想。许多省将评论本版图书的文章编成评论集出版,特别是湖南,出版了5本湘版图书评论集。桂、鄂、川、赣等省,成绩也很显著。图书宣传评论工作已逐渐成为宣传出版部门和社会重视关心的一项重要工作。
  
第二,书评队伍逐渐扩大,比较稳定。经过几年筹备,经中宣部出版局批准,于1989年4月成立了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辽宁、陕西、黑龙江等省也成立了书评学会,还有些地方在省版协内成立了书评机构。这些书评组织团结了一大批书评作者。如中国书评学会有团体会员253个,个人会员412人。各个书评报刊也团结了一批书评作者。现在每年写书评文章较多的作者约500人左右。建立了一支并非专业,但比较活跃,愿意从事书评写作,参加书评活动的书评队伍。这支队伍活跃在书评战线上,比较稳定。
  
第三,书评阵地逐渐扩大,这块阵地已经有相当的影响力。《读书》和《书林》是20世纪70年代末创办的书评专刊。在中宣部的倡导下,创办了《博览群书》、《中国图书评论》、相继创办的书评期刊还有《书品》、《书城》、《书屋》、《书缘》、《书与人》,《中国出版》、《出版广角》、《出版广场》,《文学评论》、《文史哲》也都有相当的书评版面。书评报纸,办得最早的是《文汇读书周报》,继之有《书刊导报》、《中华读书报》,《新闻出版报》也有不少书评版面。还有许多报纸开辟有书评、读书专栏,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科技日报》、《科学时报》、《北京日报》、《江西日报》、《辽宁日报》、《河南日报》、《长江日报》、《广州日报》、《沈阳日报》、《新民晚报》等等。书评阵地的扩大不仅充实了报刊内容,增加了报刊的文化气氛,活跃了版面,还团结了更多的作者和读者,也扩大了报刊的影响。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图书评论》,它有相当的权威性,在书评阵地上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和带头作用。它常常用评论的形式,表述出版领导层对图书宣传的意图。它也充分体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原则。它的办刊宗旨是:“大张旗鼓地宣传好书,旗帜鲜明地批评坏书,实事求是地探讨有争议的图书。”经过半年试刊后,1987年1月创刊以来由双月刊变为月刊,至今已出版128期,按照办刊的宗旨,《中国图书评论》共发稿1 400多万字, 书评4 800多篇, 评书3 000多种, 其中批评文章500多篇,批评图书200多种,探讨性的书评约100篇,涉及争鸣性的图书50多种。10多年来,获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的图书,约有一半以上在《中国图书评论》被评论过。有500多位院士、博导、教授在《中国图书评论》上发表过书评文章。有200多位书评新作者被《中国图书评论》选为书评骨干。《中国图书评论》的作者十分广泛,各个层次都有,所以,它在出版界、在广大读者中都有极大的影响。
  
第四,书评文章的数量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据省市以上大报、大学学报、各大期刊统计,1979年至1981年只有书评文章1 348篇, 平均每年有449 篇; 1982年至1984年有书评文章2 057篇, 平均每年有686篇;1985年至1991年有19 734篇, 平均每年有2 819篇;1992年至1994年,有12 858篇,平均每年有4 286篇,数量直线上升,逐年发展。1985年至1991年出版新书331 990种,被评新书13 783种,占新书总数4%。也就是说从1979年至1994年全国省市以上大报、大学学报共发表书评文章35 997篇。这些文章中,据典型调查,有50%左右有相当的水平,打破了一般化、公式化、八股式书评的模式。1995年以后,书评有更大的发展,每年发表书评在5 000篇以上,2000年前后,每年约有书评上万篇。如果加上小报小刊的书评,每年发表书评类文章有几万篇。有些文章相当出色,1988年,中国书评学会曾举办过全国优秀书评文章评选活动,受奖书评文章30篇,这些都是很有特色的作品。这一时期还出版了许多书评文章的专集,有钟叔河的《书前书后》、罗先霖的《说三道四》、徐雁的《秋禾书话》、雷群明的《微型书话》等。湖南、湖北、辽宁、四川、江西、河南等许多省市出版了本版书书评集。还有徐柏容、吴道弘、伍杰主编了《中国书评精选评析》,伍杰、王建辉主编了《书评三十家》,都是选了一批出色的书评文章,这些书评文章在社会上发挥了相当的影响力。
  
第五,书评和读书逐渐结合,使评书活动更加深入地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书评不只是停留在报刊的评论上,而是逐渐地和群众的读书活动相结合,其中最有成效的有团中央举办的全国青年读书活动,全国总工会举办的全国职工读书活动,湖南开展的少儿读书活动,山西《语文报》开展的中学生喜爱的10本书活动,上海开展的群众性读书活动,江西开展的《中国有个毛泽东》和《中国母亲》读书活动等。这些活动吸收了上千万人参加,受到广大青少年的欢迎,不仅评了好书,也引导青少年读好书。近年来有许多部门和地方还开展了读书俱乐部的活动,这也是读书书评活动的好形式之一。评书和读书相结合,使得评书活动更有生命力,群众基础更广泛,影响也更大。
  
第六,学术书评正在开拓一方新的园地。1992年以后,学术书评有很大的发展。有一批积极从事学术评论的作者如伍铁平、杨玉圣、南帆、葛剑雄、樊钢、陈平原、葛兆光、陈思和、高楠等。他们在学术批评的领域里有相当的成就。有些人则是一般评论和学术评论的两栖作者。如王大路,既长于写一般评论,而他的学术评论也有相当的深度。他为《艺术心理学》写的序言《气势与胆魄:继承·思考·挑战》就是一篇十分出色的学术评论。学术评论的发展是书评领域的一道新的风景线。
  
随着出版式样的多样化,走上电子、网络的道路,书评也由传统形式向电子、网络发展。网上书评已是书评的一个重要方面,成为许多读者关注的书评种类。有人说网上书评一天就有上千之作。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
  
这些特点,汇集在一起,逐步形成一个共同点:书评在求深、求高、求广,向理性化的方向发展。也就是书评这门学科,在书评的实践中独立起来了,产生了书评学。20世纪80年代末在中宣部出版局的推动下,就开始加强了书评理论的研究和探讨。中国书评学会1991年、1995年先后在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召开了书评理论研讨会,就一些学术问题,如书评学的概念,书评史的起迄,书评的性质、任务、特点,书评写作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还出版了《书评的学问》一书。先后出版的关于书评理论方面的著作有萧乾的《书评面面观》、吴道弘的《书评例话》、王建辉的《书评散论》、伍杰的《我的书评观和书评》。还有一套书评文丛:王大路的《编书人札记》、《书人书境》,梁刚建的《爱书人小语》、《风吹哪页读哪页》,李春林的《读书滋味长》,高楠的《嗜书人评录》。还有中宣部出版局编的《书评工作指导与探索》。这些著作对书评理论、书评研究都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形成书评学更具阶段性、标志性的是,这一时期出版了三种书评学专著,即徐柏容的《书评学》、徐召勋的《书评学概论》和孟昭晋的《书评概论》。这三本专著都有相当的水平,是作者长期研究书评学的成果,这几本专著的共同特点是对书评的规律、书评历史、书评学的内涵、书评的时代性、书评的任务、书评的性质、书评的社会功能、书评的地位和作用、书评的实践作了系统的阐述,对有些问题,他们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这并不影响书评学的建立和发展。
  
从散论到专著,应该说是一个飞跃。可以肯定,书评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已经可以成立。而且,它的基本内容已经论及。当然,这门学科发展的余地还很大,有待更多的专家学者去开掘、去阐发。不容怀疑的是书评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有一个萌芽、发展、成长、成熟的阶段。在书评学的建立中,正在经历这个阶段,正在逐步地完成这个阶段。它的成熟阶段已经为期不远。
  
这20年中,广大书评家、书评工作者在自己的书评实践中,在书评到书评学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概括起来有这样几条。
  
首先,书评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书评必须高扬主旋律,主旨在提倡评好书,读好书。这些年,通过书评,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宣传评介了大批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图书。《资本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论文艺》是这20年中被评率最高的图书。刘国光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一书就有10多篇文章评介。好书的被评率高,说明书评界高扬主旋律的思想是明确的。对思想、艺术上有不良倾向的图书,评论界也给予了有力的批评。
  
第二,书评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心平气和地各抒己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一本书的认识不可能完全一致,只要总体上符合党和国家的利益,在评论中要容许批评,也容许反批评,允许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声音。不要武断地将一种意见强加于人,目前的主要倾向,是不敢批评。《中国图书评论》对好书、不好的书,有争议的书都能经常发表几种不同的意见。特别是有一个专栏《秉笔直书》,常以公正的态度对一些图书进行评论。不畏名人,不畏权势,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为评论界作出了好的榜样。这种态度得到了出版界、读书界广大专家学者的赞扬。《中华读书报》、《历史研究》也都发表过许多有分量的批评文章、反批评文章和争议文章。许多报刊,对一些有影响的图书,常常能发表两种对立的观点,如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认识不同,观点各异,能坚持各抒己见。《废都》一时间赞扬之声不绝于耳,评论界力起反驳,写了不少批评文章,帮助读者作出正确的结论。对一些图书中的技术差错,“无错不成书”,“错误百出是好书”的现象,评论界也进行了严肃而善意的批评。这对提高图书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书评必须坚持正面评论。也就是以评好书为主。书评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起导读作用,引导读者多读好书,促进社会多读好书风气的形成。10多年来,出版了上百万种图书,书山书海,好书成千上万,挑出读者需要的好书进行评论,这是评论界的责任和义务。《博览群书》从1985年创刊至1995年10年中发表了书评文章1 000 万字, 推荐评介了古今中外图书近万种。还有许多报刊都评论和推荐了大批好书。由于这些评论,使得这些图书在读书界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第四,书评的评论面宜宽不宜窄。读者有各个层次,对图书的需要多种多样,评论界宜根据读者的不同要求,广泛地评论图书。近年来的评论,评论的面是比较广泛的,对各个门类的图书都有所评论,但还不够,所评图书只占出版图书的3.5%。绝大多数图书未被评论。评论中,以对文学书的评论最多,1979年至1994年有14  042篇,历史书次之,有5 778篇。这两类评论有19 820篇,占书评文章总数的55%。门类之间很不平衡,科技书评、少儿书评比较少,科技书评只有977篇,少儿书评只有445篇,它们只占书评文章总数的4%。对富有教育意义的热点书,对外国文学,对艺术类图书评论更少。15年中,被评20篇(次)以上的图书只有18种。从中可以看出被评率高的书并不多,好处是比较集中,扩大了被评书的影响力,不足是面不够宽泛,许多书没有被集中评论。
  
第五,书评必须坚持艺术标准,有审美价值。要使读者感到读书是一种美的享受。近年来许多书评中体现了美学思想,从构思、语言文字到表达方式,都有美的内涵。江西的汪大均、辽宁的立芬、江苏的朱长芝、湖北的何锡章等评论鲁迅的《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书时,都认为除了它们的思想性之外,艺术性很强,具有散文美,人情美,体现了书评美学。在评论《诗经》、《聊斋志异》、《子夜》、《围城》等作品的书评文章中,都从美学的角度出发,开掘了原著的美学价值,书评文章的本身,也体现了作者的审美水平。可以说,这是书评领域的新发展。
  
第六,实践证明,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不断提高书评研究、书评文章的水平,同时注意培养鼓励基层书评骨干队伍,是发展书评事业的两翼。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于1992年和1993年分别在北京和青岛组织过两期全国书评作者培训班,请了北京的著名专家、文化名人、出版界前辈为学员讲课,并组织写作实习,还将学员写的书评文章在《中国图书评论》上设专栏加按语刊出,把培养书评作者落到实处。1991年和1995年,学会还分别在昆明和乌鲁木齐举办了两次全国书评理论研讨会,将会议论文整理出版。10年间,学会还组织中央报刊组成的记者团采访了“广州书市”、“成都书市”、“西安书市”等全国出版界的大型活动,采访了北京图书订货会等大型图书盛会。几乎在每年,都组织几次小规模的读书评书会,由出版社提供出版的新书,学会组织有关新闻单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品书、评书,然后通过媒体报道专家读书评书的体会,并为出版社选题献计献策。经过这些活动,不仅团结了专家,依托各学科专家之所长,发挥书评专家的优势,使之在出版界和书评活动中成为一支活跃的力量,而且逐步将出版界的宣传力量转化为书评队伍,将广大的爱书人团结成为书评队伍的群众基础。
 
20年来,书评走着自己的路,不宽不窄,不短不长,有过一点小小的辉煌,但是,目前也遇到了新的危机。前不久,一些书评界的朋友相聚,都感到搞书评的日子难过,他们说,有些报刊的书评专栏和版面,在商海浪潮的冲击下,在金钱的诱惑中,已支撑不住,有些专栏将要压缩和取消。听了这样的消息,不禁使人吃惊,也使人感到书评的哀伤,这似乎也是文化的凄凉。如何保持书评已有的一点辉煌,并将它发扬呢这已经是历史发展到今天,新时代为我们提出的应该回答的新课题了。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13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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