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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圣:请依法执法 请文明执法——致北京市文化执法大队负责同志(特别是沈睿处长)的公开信

发布时间:2017-04-24  来源:学术批评网  作者: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北京市文化执法大队负责同志(特别是沈睿处长):  

我是学术批评网创办人暨主持人杨玉圣,现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系贵大队正在受理的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教授沈木珠及其丈夫张仲春(乔生)研究员恶意举报的所谓“非法出版物”即《从学术批评到恶意诉讼——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备忘录》的主编之一。  

关于木珠乔生这对著名的“讼棍夫妇”[1]最近六年来和我本人(以及武汉大学李世洞教授、最近又加上了河北人民出版社、北京市天坛律师事务所主任宋绍富律师)的系列诉讼案的详细情况,谅你们也已有所了解,兹不赘述[2]。我想说明的是,贵大队正在受理的该“讼棍夫妇”的恶意举报和该系列案有密切关系,故作为受理方,贵大队不能不了解此一特殊背景。  

在此,我想通过公开信的形式,着重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该“讼棍夫妇”对《从学术批评到恶意诉讼——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备忘录》(以下简称《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备忘录》)的恶意举报,据我所知(通过网上检索而知),其实并不限于贵大队。  

事实上,该“讼棍夫妇”至少向全国“扫黄打非办”、武汉市新闻出版局、教育部、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及其主要领导,多次恶意举报《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备忘录》为所谓的“非法出版物”。截至本文写作时((2012年2月25日17时)为止,除武汉市新闻出版局受理并有一结论[3]外,似乎只有贵大队正在积极受理该恶意举报。  

第二,贵大队对于该“讼棍夫妇”的恶意举报,确实是积极受理的。这起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让我本人到贵大队一次,详细了解有关情况;  

(2)约我和我的代理人李毅律师面谈一次,进一步了解有关情况;  

(3)贵大队承办人员(邵大明先生)曾至少有一次不远万里专程往武汉,拟找本书另一主编即李世洞教授调查情况。只是李教授由于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加之李教授已向武汉市新闻出版局提供了详细书面材料、且该局已作出调查结论、贵大队无权找李教授调查情况,故李教授拒绝与你们的承办人员见面,故只得白白浪费了不少纳税人的银子,无功而返;  

(4)李毅律师曾不止一次接到你们承办人员的讯问短信或电话,李律师也一一耐心作了回应或解释;  

(5)最著名的、也是最近的一次动作,是你们的承办人员不辞辛苦、成群结队、大张旗鼓地去找我,只是无缘谋面,扑了空而已。  

我之所以形容你们“不辞辛苦、成群结队、大张旗鼓”,并非夸大其辞。因为据目击者说,你们不仅浩浩荡荡地去了十多人(至少得一辆大面包才能拉得下吧,真是大大地辛苦了),而且据说还带了摄像机(是否带警棍,未详)。目击者对此阵势,相当吃惊,甚至目瞪口呆,他们中甚至有人严重地怀疑我是不是犯了什么惊天大罪,不然的话,北京市文化执法大队何以如此装神弄鬼、大模大样、兴师动众呢?(我自己也相当地纳闷:又不是打群架,呼呼隆隆地去这么多人,究竟是为了显示什么?难道是“吃饱了撑得”去减肥?)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才不得不写下这封《公开信》,并且在此认真地呼吁贵大队:既然是堂堂的“北京市文化执法大队”(既有“北京”、又有“文化”、还有“执法”这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又在举世闻名的“首善之区”、天子脚下的首都北京,那么,就理所当然地为全国人民树立一个正面的形象,至少应该依法执法、文明执法。  

据说,贵大队的法制处处长沈睿先生是毕业于我目前服务的中国政法大学这一“最高法学学府”的高材生,于法而言,特别是和我这个非法学科班出身的“非法非史”者相比,按说理应是名副其实的“法律的信徒”(顺便说一句,我虽非毕业于法大,但因为自去年起有幸从法大老校长江平教授读书,那么从此学缘来说,至少也算是个“准法大校友”罢?)我不知道在这次兴师动众的“执法行动”中,沈处长是否知情、是否参与,但我曾有机会见过沈处长一次,据说沈处长也曾在不同的场合向我的同事和好友(舒国滢教授、刘斌教授、赵云鹏书记)打听过我的情况。既然如此,理应知道我本乃一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亦无反抗能力,那么,究竟为什么还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搞如此之声势的大动作呢?  

因此,我郑重建议沈睿处长和贵大队,如果你们认同上述“讼棍夫妇”恶意举报《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备忘录》为所谓的“非法出版物”、并且已经做出了该书系所谓“非法出版物”的结论的话,那么,请你们公事公办,将该书面结论以及书面处罚决定,通过邮局直接寄送本人即可(通讯地址:102249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如果你们觉得这样悄无声息不过瘾或者想借机打压我的“嚣张气焰”的话,那么就再辛苦你们跑一趟昌平,直接送到中国政法大学收发室(据说,沈处长想把有关东西送到他的母校的校长办公室,那样的话,还得劳驾校办再转给我,不仅增加了校办工作人员的负担,而且还瞎耽误工夫。如果沈处长觉得只有送到校办才能达到让校方知道贵大队对我的处罚决定的话,那很可能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现任校长黄进教授和党委书记石亚军教授大约百分之九十九不会亲自出面收下你们的东西,这是因为他们都不是闲得没正经事儿干的大忙人,因而也不见得有空接待您这位校友,因为像沈处长这样担任处级干部的校友实在是多如牛毛)。  

第三,我想重申我个人关于《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备忘录》的基本观点[4]  

(1)该书系非卖品,属于内部交流资料。   

(2)本书所有文章均是学术批评网公开发布过的,其中有的曾在学术刊物(如《社会科学论坛》《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发表过)。   

(3)本书编者曾向本书所收文章作者及部分师友赠送本书。   

(4)本书曾赠送国家图书馆以及北大等高校图书馆。   

(5)本书编者从未向任何人销售过本书。  

第四,《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备忘录》是否是该“讼棍夫妇”所恶意举报的“非法出版物”呢?曰:否!理由如下:  

(1)在中国目前的特定语境和出版管理体制下,按照有关政策规定,“非法出版物”是指涉嫌反党、反社会主义、宣扬FLG、鼓吹民族分裂、破坏国家统一以及黄色淫秽的有关出版物。请问《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备忘录》符合这些条条框框吗?  

(2)《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备忘录》是一本如实记述该“讼棍夫妇”学术不端、恶意诉讼等不齿行径的“中文非正式出版物”。其所以是“中文非正式出版物”,就是因为它无出版社的书号和内部准印证号,仅仅是一本非卖品、内部交流资料,如此而已。“中文非正式出版物”是国家图书馆的正式说法。最近几年来,该馆一直在公开收集、大量收藏此类“中文非正式出版物”[5]。  

(3)贵大队特别是沈处长应该明白:“非法出版物”和“中文非正式出版物”是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难道国家图书馆会公然收藏、大肆传播“非法出版物”吗?  

(4)对于《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备忘录》是否是“非法出版物”的问题,我本人也真诚地期望贵大队特别是学法律出身的沈睿处长,兼听则明,即拿出几分钟时间,看看黄安年教授等学者业已公开发表的文章[6]。  

(5)退一步讲,是否是“非法出版物”,因为涉及法律,恐怕最终还得靠法律来认定。我本人愿意就此问题在法庭上和法大校友沈睿处长进行公开辩论。如果人民法院最终裁定《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备忘录》是“非法出版物”的话,那么,我作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在编教授,出于对法治的向往和对法律的尊重,将按照人民法院的判决,无条件地履行相关义务。  

第五,还需要补充说明一点的是,针对《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备忘录》,该“讼棍夫妇”已于2012年1月11日分别在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提起针对宋绍富律师(本书编辑委员会主任)、李世洞教授(本书第一主编)和我本人(本书第二主编)的两起所谓的名誉权新诉讼[7]。  

这就是说,即使在他们这对“木珠乔生妻夫”这起恶意举报者的眼中,该书也不可能是所谓的“非法出版物”;因为若是“非法出版物”的话,他们能据此在人民法院提起两个新的名誉权诉讼案吗?  

而且,在当事人已提起诉讼的特定情况下,如果贵大队一味秉持这对“讼棍夫妇”的意图、按照其所谓“非法出版物”的恶意举报而下发处罚决定的话,哪怕贵大队确实是依法执法、公正处理,但在客观效果上,在我这位当事人看来,也无非是贵大队主观故意配合其在宁新诉讼、恶意利用公权力为这对“讼棍夫妇”的恶意诉讼而有意识地为虎作伥,从而难免让旁观者怀疑“北京市文化执法大队”执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特别是沈睿处长,不好意思,沈处长不幸还和著名的女法学家木珠乃地地道道的沈姓本家;当然,至于沈处长和沈木珠之间是否有血缘关系,待考)。  

第六,“非法出版物”一词,早已成为该“讼棍夫妇”攻击他人的秘籍、利器和杀手锏。他们甚至在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的庭审中一再无耻地声称发表过沈木珠两篇长文的《金陵法律评论》是所谓的“非法出版物”[8]。  

最耐人寻味、也最荒诞、最有讽刺性的是,《金陵法律评论》恰恰是著名法理学家、原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现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公丕祥教授创办和主编的一份在国内外公开发行、有广泛影响的半年刊。  

第七,鉴于我本人目前正忙于为大我五十岁的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编辑百岁华诞祝贺文集、为大我四十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曹德谦研究员编辑九十华诞祝贺文集,加之俗务缠身、分身乏术,也鉴于网络和检索工具之发达,同时也为了节省几块人民币,这封信就不再专门寄送贵大队和沈处长了。敬请寓目。有劳之处,先行谢过。  

倘若本《公开信》言辞不恭、言语粗暴乃至冒犯之处,亦请相关领导同志(特别是沈睿处长)大度包涵、严肃批评。或者,步著名的“木珠乔生妻夫”之后尘,在本人户口所在地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针对我本人的新一轮名誉权诉讼,均无妨。  

2012年2月25日18:18  

注释:  
[1]]特别声明如下:  
      “讼棍夫妇”,是我借以形容沈木珠教授张仲春研究员夫妇的“新概念”。“讼棍”一词,古已有之,但“讼棍夫妇”之说,还不曾见诸报端。一对在大学里从事法学教学和研究、有正高学术职称的夫妇,居然莫名其妙地一再挑起所谓的名誉权官司,而且还“乐在其中”。这不是典型的“讼棍夫妇”,又是神马?     
      学术批评网公布木珠乔生各自诉河北人民出版社、李世洞教授名誉权《民事起诉状》时,我在按语中第一次使用了“讼棍夫妇”一词(“河北人民出版社之所以当被告,是因为2011年出版了李世洞教授的《拾贝栽刺集》;李教授之所以(自2007年11月以来)第九次当成为这对“讼棍夫妇”的被告,是因为他在收入该书的《张仲春、沈木珠教授夫妇抄袭是“假案”吗?》)。     
      今后在撰写相关评论时,“讼棍夫妇”将与所谓“法学家教授夫妇”混用,借以盖棺论定这对接连挑起系列名誉权诉讼的乔生木珠两口子。     
      如果木珠乔生觉得我用“讼棍夫妇”或所谓“法学家教授夫妇”是对其夫妇“名誉权”的侵害,那么请木珠乔生到南京、北京、天津、广州、济南以外的任何城市的人民法院,就此提起针对我本人的新诉讼。     
      需要郑重提醒木珠教授乔生研究员这对“讼棍夫妇”的是:假如因为我使用了“讼棍夫妇”而在你们自己的地盘(比如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或者栖霞区人民法院)提起名誉权诉讼,那么我将严重质疑“木珠是否是女人”、“乔生是否是男人”这一对未必外行的问题,供天下人围观。    
[2]只要登陆学术批评网,在“搜索”中输入“沈木珠”、“张仲春(乔生)”、“李世洞”、“杨玉圣”,即可浏览沈张夫妇迄今提起的十起恶意诉讼案的全部相关文章和材料(包括起诉状、判决书、上诉状、评论等)。另见杨玉圣:《关于沈木珠夫妇案的几点说明——致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韩栋法官函》,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3507&type=1000。   
[3]我早就说过,宣传部部长(因严重违纪而被撤职)出身、自称“永远是一个法律的门外汉”的张仲春,似乎对“非法出版物”有特殊的偏好和敏感。这位一直假冒“教授”的研究员,不仅一再丧心病狂地将发表过其太太沈木珠两篇长文、还发表过长篇肉麻地吹捧沈木珠著作的书评的《金陵法律评论》诬称为“非法出版物”或“非法出版”,而且还一再把如实记载其夫妇滥用诉权、恶意诉讼事实的《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备忘录》这一“中文非正式出版物”到处举报是所谓的“非法出版物”,而且还拿出了一份《武汉市新闻出版局<关于查处责任人李世洞个人非法行为的请求>处理情况的回复》,作为张仲春诉李世洞、杨玉圣名誉权纠纷案的所谓补充证据7,提交给法庭。张仲春似乎特别看重这份《回复》,以为这样就可以将该书打成“非法出版物”,将编辑这本内部资料的我本人和李教授打成“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从而让人们感到其学术不端行为乃“坏人”栽赃,其恶意系列诉讼乃正义之举。可是,认真读一下这份三百来字的《回复》,张仲春能达到其目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其最明显的证据就是该出版局在复函中并没有认同沈、张对该书“非法出版物”的定性,而是说该内部读物的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等“违法行为”均发生在北京,根据《出版管理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将此案转到北京。此处的“违法行为”是指违背《出版管理行政处罚实施办法》(请注意是“行政处罚”四字)。它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明确界定的“非法出版物”压根儿就是两码事儿。仲春虽然学的是文学专业,但由于他那一贯随意造假(如出生地、职称等随意变动)、马虎潦草的学风加上他那与普通人不同的神经病思维,他不可能去仔细品味两个词之间的细微差别,以为自己捞到了一根可以置对手于死地的“救命稻草”。然而,这不过是 “猫吃尿泡——空喜欢一场”。这丝毫掩盖不了这对“讼棍夫妇”的学术不端问题和滥用诉权、肆意浪费司法资源、大搞恶意诉讼的恶劣行径。从这份《回复》,还可以发现张仲春的阴暗心理,即为了发泄其夫妇对李世洞教授的不满,也为了达到其置对手于死地的险恶用心,在举报信中将在武汉大学服务了近五十年且学问严谨、为人厚道、一身正气的李教授,故意歪曲为“武汉大学退休人员”。其潜在心理,大概是这样就可以矮化李教授,使武汉市新闻出版局的人先入为主地认可其恶意举报。  
      上述武汉市新闻出版局的《回复》,全文如下:    
沈木珠、张仲春同志:    
您举报武汉大学退休人员李世洞、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涉嫌非法编辑、出版、印刷、发行《从学术批评到恶意诉讼——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备忘录》一书的信件及有关材料收悉,首先感谢您对我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对于您的来信,我局非常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处理,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如下:    
经我局调查,《从学术批评到恶意诉讼——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备忘录》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等主要违法行为均发生在北京。根据《出版管理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第八条对于行政处罚案件的属地管辖规定,我局已于2010年11月5日依法将此案整体移送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监督和建议,希望您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支持!    
此复    
武汉市新闻出版局    
二○一○年十一月八日    
[4]参见杨玉圣:《关于<从学术批评到恶意诉讼——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备忘录>的五点说明》,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2083&type=1010。  
[5]国家图书馆:《关于“非正式出版文献”的征集函》,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2662&type=1013。  
[6]参见黄安年:《要把内部交流资料当作所谓“非法出版物”》,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2936&type=1012;曾山友:《“违规”出版物不一定是“非法出版物”——以<学术批评到恶意诉讼>例》,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2586&type=1010;叶勤:《学术“特洛伊木马”及其他——评<学术批评到恶意诉讼>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3249&type=1010;毕琪辉:《关于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的分析与反思——读<学术批评到恶意诉讼>》,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3198&type=1010。  
[7]参见杨玉圣:《莫名其妙的木珠夫妇龙年新一轮名誉权诉讼——初评沈木珠、张仲春分别诉宋绍富、李世洞、杨玉圣名誉权纠纷案》,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3432&type=1015。   
[8]参见杨玉圣:《<金陵法律评论>是“非法出版物”吗?——驳南京财经大学研究员张仲春先生》,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3164&type=1012 杨玉圣:《<金陵法律评论>是“违法出版”吗?——再驳张仲春研究员》,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3163&type=1012。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12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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