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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生:斯人虽去,声光永存——怀念张晖

发布时间:2017-04-24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张宏生(南京大学教授)


张晖过世已经两个多星期了,我一直想写点什么,几番提起笔来,又复放下,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而且,我也深知,即使我写出来,也一定是所言远不及所欲言。

张晖是我的学生。1997年秋,我从美国访学归来后,开了一门题为“《词选》研究”的选修课,教学对象就是他们班,当时,他作为南京大学首届文科强化班的学生,刚刚进入大三。文科强化班要求学生们先期介入科研,因此他们在大三时,为了做学年论文,就开始配备导师了。由于他的学术兴趣在词学,经双向沟通,我就成了他的导师。他比较内向,平时不怎么爱说话,但若是有了感兴趣的问题,也能滔滔不绝。接触中,觉得他阅读面广,富有学术热情,喜爱治学,在年轻一代中,非常难得,而他也告诉我,在高中时,他就已经读过我的书了,这也使我不免惊奇,因为,在高考的指挥棒下,还有年轻人有兴趣,而且能抽出时间为此不急之务,此前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因此也深感很有缘分。

他那时已经开始对龙榆生进行研究,经常出入各图书馆,广泛搜集文献,而且还千方百计和龙榆生的故旧门生相联系,掌握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材料。我们几位老师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课题,因而鼓励他锲而不舍,不断深入。经过两年的沉潜,他撰成20万字的《龙榆生先生年谱》,并由学林出版社正式出版,而他的身份,还只是一个本科生,这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上,也是非常突出的一件事。因此,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吴小如教授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以这部《年谱》的功力而论,我看即此日其他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甚至有些但务空谈、不求实学的所谓中年学者也写不出来,因为当前中、青年人很少能耐得住这种枯燥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吴先生认为一个大学生的毕业论文,可以超过一些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甚至超过一些中年学者,这是对张晖的高度肯定,也是对新一代学者的热切期待,当时即在学术界传为美谈。

大学毕业后,张晖以优异的成绩被免试推荐为南大中文系的硕士生,仍继续随我从事词学的研究,侧重点则自民国上移至晚清。三年的时间一晃而过,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刻苦努力,整天泡在图书馆里,扎扎实实地搜集材料,写作中则不求面面俱到,而是以问题意识贯穿始终。2002年6月10日,南大中文系举行硕士论文答辩,张晖的论文受到了答辩委员吴新雷、许结、严杰、俞士玲等教授的高度评价,不仅被评为中文系的优秀硕士论文,而且后来还被评为江苏省的优秀硕士论文。大概在1998年底,他的硕士论文已经初具规模的时候,我们曾就他未来的发展,有过一番探讨。当时,尽管他有着现实生活上的种种顾虑,特别是家庭经济状况有不小的压力,也曾一度犹豫,是否中断学业,去找工作,不过,对学术的热爱最终让他无法割舍,因此,立志要继续求学,走艰苦的治学之路。他对自己有学术自信,却也总是不满足,期待新的突破。我们师生二人想到了一块儿。

我觉得,他在南大7年,已经深得南大学风的精髓,尤其在注重文献学方面,有着自觉的追求。他既然已经确定了走学术之路,则尽管可以留在南大,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总不如博采众长,转益多师,更能够开拓格局。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的陈国球教授是一位优秀的学者,早期研究明代诗学的复古思潮,后来研究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都做得很出色,尤以理论思辨而见长。我认为,如果能够到香港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张晖同意我的意见,积极投入准备,结果一试而中,考入科大,以陈国球教授为导师,并同时随陈建华诸教授学,受到了严格的训练,特别是在文学理论方面,进步突出,成功地把以前的学术背景和在科大之所学融合在一起,二者互补,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中国诗史传统,先后于2007年和2012年推出了台湾版和大陆版,在海内外都享有盛誉。

在这部书中,他将深厚的文献功力和敏锐的理论触角结合在一起,对这个传统的命题,做出了全新的阐释。而在博士毕业后不久,他又有机会到台湾“中研院”随严志雄教授做博士后研究,在严教授的指导之下,张晖也颇有创获,特别是研究钱澄之的诗学,思路别致,格局宏阔,可惜还没有最后完成。

张晖来到香港之后,一开始不大适应,但很快就度过了磨合期,三年中,过着非常愉快的书斋生活。虽然相距数千里,但我们的联系仍然很多。2003年上半年,我在香港浸会大学访问,孤身在外,师生间就有了更近距离的交往。那年的春节,他也没回上海,我们就一起聚餐,一起散步,一起聊天。当时我住在火炭山上的浸会大学宿舍,有时他来看我,谈得高兴了,不觉夜深,他就会住在我的宿舍里。4月的一天,我专门到科大去找他,看了他们的图书馆,也看了他们的宿舍,特别是在校园的海边徘徊良久,听他说着在科大的点点滴滴,和老师的相处,和同学的交往,读书治学的所得……5月的一天,他陪我到旺角逛书店,七转八转,在不同的书店进进出出。街上人头攒动,那些书店往往隐藏在偏僻的角落,多是在二楼,可是他却非常熟悉,找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可见他肯定是这里的常客,这也使我想起他自中学时就一直保留的这个爱好。那半年,我们接触很多,感觉他更加成熟了,而且有了一些新的格局,新的思考。比如说,关于文学研究中如何对待理论,他就有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他有了更大的抱负,雄心勃勃地期待在学术研究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博士毕业后,作为一个优秀的人才,他找工作并不像一般毕业生那么困难,有好几个单位都对他有兴趣。不过,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最终选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出这个决定,他不是没有犹豫,这里的收入实在太低了。他是2006年进入社科院的,2007年10月,我到北京参评项目后,曾到他家看望,他的工资单正摆在桌上,对我这个老师,他也不保密。我看了一下,他的全部收入加起来,也就一千三百多,可以想见,一年多以前,应该更少,京城居大不易,何况他的家境一直就不怎么好。可是,他仍然还是做出这个选择,这里有一个最直接的触因,也最能说明他的动机。

我的师弟蒋寅是文学所古代室的主任,他非常欣赏张晖。有一天,他带张晖参观文学所,特别是参观文学所的图书资料室。面对那丰富的藏书(许多都是珍本),以及便利的阅读条件,还有不需坐班的制度,张晖怦然心动,几乎是立刻决定申请到文学所工作。他觉得,这是一个读书做学问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实现自己理想的地方。对于一个以学术为生命的人,再没有比找到一个合适的治学环境让他更心动的事。而在文学所工作的这些年,他的学术也确实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

不过,从校园到社会,是一个极大的转变。工作以后,对生活的压力,做事的艰难,他越来越有痛切的感受。近些年来,每一次见面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无奈,感受到他的那种深深的无助感,那是一种有所感觉,却又无法明言的东西。他的努力和追求,在社会现实面前,能够有多大的力量,可能也让他感到了一些困惑。几个月前,我和他通信,谈到庄子的一句话,他说很喜欢,希望我能为他写个条幅。我一直忙,上个月才定下心来写成,尚未寄出,现在却成为永远的遗憾了。

张晖36年的短暂生命所蕴含的学术能量,所创造的学术成果,在中国学术史上,足以写上精彩的一笔。他逝世前,已经出版了学术专著4部,古籍整理著作1部,编纂著作3部,并在我主持的大型国家古籍整理项目《全清词·顺康卷补编》和《全清词·雍乾卷》中,承担了重要的文献工作。他手头正在撰写的著作有4部,其中两部基本完成,不久即将正式出版。如此创造力,在其同辈学人中,恐怕还很少见。而且,他的每一部著作,都既追求对前人的超越,也追求对自己的超越。2012年1月2日,他给我写信,说到感觉压力大,他所谓压力,“最主要是学术本身的”,因为他希望自己的书,“每一本都有实质性的进步”。我想,这是由于他对学术具有巨大的热忱,所以才那么投入,那么辛苦,那么孜孜矻矻去追求。而他那么热爱学术,也是由于他对学术有着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他并不否认学术的超越层面及其求真、求知的意义,但对他来说,最向往的人文学术,是研究者能将个人怀抱、生命体验、社会关怀、现实思考等融入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并以最严谨的学术方式呈现出来。因此,他非常推崇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章太炎、陈寅恪等人所做的工作,而他自己研究南明诗学,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诸如知识人如何坚持自己的信仰,处于不同位置的知识人如何面对山河、江山等。从这个角度出发,他非常渴望通过重建传统,探讨文学的影响力、穿透力之类的大问题,从而在新的时代,思考中国学术的根本价值。他的这些想法,在当今的社会,展现了难得的理想主义光彩,也使他的研究具有了范式性的意义。

张晖过世之后,学术界对他的成就有了更多的理解,因而一致表示了深深的痛惜。香港教育学院的陈国球教授和台湾“中研院”的严志雄教授认为,张晖浸润了海峡两岸三地的优良学风,并能够融会贯通,对学问有着整体性的掌控。中国人民大学的诸葛忆兵教授认为,张晖是年轻学子的楷模,如果天假以年,将来必定是学界的领军人物。美国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对张晖的学术成就和谦谦君子风度印象深刻,认为他是一个功力深厚、前途无量的学者。美国卫斯里安大学的吴盛青教授称道张晖治学论道,迥异时流,心无旁骛,一心问学,同代人中罕有其匹,是中国学界的一位明日栋梁。这些天来,这些学界同道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表达的这些看法,让我在悲痛之余,也为张晖感到由衷的骄傲。他36岁的短暂生命,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芒。他逝世前最后出版的一本书题为《无声无光集》,但我想,有了这些骄人的成就,他生命的声与光,就将永永远远地存在下去。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13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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