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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醒民:思想的断裂 时代的怪谲——竺可桢1950年前后科学观和教育观诸方面比较研究

发布时间:2017-04-24  来源:学术批评网  作者:李醒民(《自然辩证法通讯》原主编)


竺可桢(1890~1974)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开拓者和教育事业的奠基者。我已就竺可桢1950年前的科学观、教育观撰写了两篇研究论文,对其思想和人格做了充分肯定,并认为他的有关思想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继承和仿效。但是,从1950年开始,经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等走马灯式的政治运动,他的思想发生了严重的断裂,几乎全盘或大半否定了自己早先的科学观和教育观,发表了许多匪夷所思的言论和文字。本文拟比较详尽地考察一下竺可桢思想断裂的具体表现,并尽力探讨这种断裂的主客观原因。

一、科学观方面的断裂
    
“为科学而科学”(science for own sake)是法国哲人科学家、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彭加勒着力坚持和倡导的观点, 也是科学界的一种优良传统。这个观点自有其存在的合理理由和实际根据,它实际上是以追求真理为鹄的的科学的最重要的精神气质。即使在今天,它对于科学自身的发展,对于科学精神的弘扬,对于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对于技术进展和人类长远的物质利益,对于社会的持续进步也是富有积极意义的。 虽然在特定的场合针对特定的问题,竺可桢说过对纯粹科学家乃“为科学而致力于科学”之说“亦不尽然”, 但是他实际上还是赞同这一观点的,起码也是同情的。按照他的看法,“科学的目的是在求真理”; “研究科学之目的,本在于求真理而非利用厚生”。 “应用不是研究科学的最重要的目的”, 因而“我们就单从功利主义着想,也得各项科目统加以研究,不能偏废。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 他对“社会上一般提倡科学的人们,亦只求科学之应用”不以为然。 相反地,他对近代科学的先驱伽利略、刻卜勒[开普勒]、牛顿、达尔文等少数科学家不无赞赏之情:“他们研究的目的,一方面固然不是想制造飞机炸弹来杀人,但同时也并不存心要拯人民于水火。他们的目的是在求真理,是要认识大自然的真面目,这是近代科学的精神。” 由此不难看出,竺可桢对“为科学而科学”的看法和态度是一目了然的,他甚至申明这种观点代表了近代科学精神。

在1950年以后,竺可桢的立场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他开始紧跟形势,参加了反对“为科学而科学”的大合唱(当时此类批判文章连篇累牍)。他在检讨中国科学界成绩不如意的原因时,把“为科学而科学”作为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看待:“过去中国科学界贡献之不能更为美满,一部分固由于外在的原因,即是政府不能把握正确方向,把科学作为装饰品,使经费仅足维持工作人员的生活,科学研究徒有其名;加之日本帝国主义的实行侵略,使大学与研究中心迁移跋涉,不能安居,甚至轰炸焚烧,宝贵的仪器、书籍因之沦亡遗失。但内在的原因,即中国科学界本身存在的矛盾和缺点,亦有其重要性。最显著者为各单位的本位主义和科学工作人员的‘为科学而科学’的错误见解。在我国科学界中本位主义的存在,甚为普遍。过去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之所以不能分工合作,即是一例。科学工作人员由于过去训练,多崇拜资本主义国家的个人主义,以为科学界的本分,在于寻求真理,只要本其所学,自由地选择一个题目,竭其能力来研究,便是尽了责任。殊不知科学研究的经费来源,是取自农工阶级劳力所获得的生产,本诸取之于人民用之于人民的原则,科学研究自不能不与农业、工业与保健发生联系。过去科学工作人员各自为政、闭门造车的习惯,自有革除的必要。” 他把“脱离实际,‘为研究而研究’”看做是“旧中国科学的特色”,而“新中国科学工作者的一个特征”则是“配合国家各项建设”。 因此,“我们的远景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我们的研究也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我们不是为科学而科学,为研究而研究,一定要为大众人民的利益服务,不是无的放矢。” 请看,竺可桢在这里不仅统统否定了自己早先的正确看法,而且人为地把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对立起来——二者本来是有机统一和相得益彰的。

在1950年之前,竺可桢没有提及科学有阶级性;相反地,他反倒认为科学具有国际性:“科学是国际的,不是欧美所专有的。” “我们要晓得科学并不是欧美所特有的,科学是属于全世界的,……” 认同科学的国际性,实际上也就是认同科学具有普遍性的精神气质。在萨顿(竺可桢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选修过萨顿的科学史课程)的学生、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看来,现代科学精神气质的第一个组成要素是普遍性:“在科学中,尚未被经验证实的假设不管其来源如何,都服从于先定的、非人为的标准,该标准是与观察和原先已经证实的知识一致的。对正在进入科学行列的假设的接受或排斥并不取决于该学说倡导者的个人属性或社会属性,因此就与他的种族、国籍、宗教、阶级和个人品质毫不相干。” 

但是,竺可桢后来迎合潮流,改变了自己原先的观点。他在一次会议上总结收获时说:“克服了科学的超阶级观点,为科学而科学的思想是错误的,我们已统能了解,科学是为大众而服务。” 他在谈到今是而昨非时说:“现在的研究方针和过去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时代,有何不同呢?过去中国人做科学研究虽然也有贡献,但是各人做各人的,成了散漫自流的风气,而且‘为科学而科学’和‘超阶级’的观念很浓厚,科学院现在要肃清这种观念,铲除各人自扫门前雪的风气。努力科学并不仅仅是为满足各人的兴趣,而是要为人民大众服务。” 他把科学的阶级性推到极端,甚至绝对地认为:科学在社会主义国家只会干好事,在资本主义国家只能干坏事。“科学在和平阵营国家里是用来征服自然,增加生产,改进人民生活的;但到了帝国主义手里便成为屠杀人类、毁灭世界的工具,这是滔天的罪恶行为。凡属爱好和平的科学工作人员都应该大声疾呼地起来声讨。” “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不但没有把沙漠改变为良田,反而由于人为的原因,把不应该成为沙漠的地方亦破坏成为沙漠了。……事实表明,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沙漠才可能得到真正的改造。” 在他看来,不仅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有阶级性,而且科学理论本身也有阶级性:“这次的会亦以学术讨论为主,介绍涉猎的成就,肃清资本主义有毒的学说。” 什么是“资本主义有毒的学说”,当然包括当时作为中国科学界革命大批判靶子的遗传学摩尔根学派、化学共振论、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数理逻辑等等。对于经历民国时期的科学技术人员,他的估价与最高领袖唱的一个调:“受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因而犯了严重的错误”。 
    
前已述及,竺可桢早先特别强调科学尤其是纯粹科学或基础科学研究,并且他还坚持科学发展或科学发明或科学发现是无法预料或计划的,伟大的科学思想是周少数人的头脑孕育的。他说:“科学上将来的发明在那个方向,不能预料于事先”。 因此,顺理成章的是,计划科学是不可能的。他还说:“近世科学得有今日,全靠了伽利略、刻卜勒[开普勒]、牛顿、达尔文等几个少数科学家的研究。” 在这一点,竺可桢的观点与爱因斯坦不谋而合。爱因斯坦这样写道:“人们能够把已经做出的发现的应用组织起来,但不能把发现的本身组织起来。只有自由的个人才能做出发现。” “科学史表明,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的;新思想发源于某一个人的心中。因此,学者个人的研究自由是科学进步的首要条件。除了在某些有意识的领域,如天文学、气象学、地球物理学、植物地理学中,一个组织对于科学工作来说只是一种蹩脚的工具。” 的确,纯粹科学是轻视不得的,基础科学研究是难以组织和计划的, 思想是个人的! 
以1950年为畛界,竺可桢的见解发生了巨变,过分强使科学服务生产,服务工农;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否定理论的自主性和独立存在的价值;一味地推行科学的组织、计划,以集体的力量取代个人的智慧和独创性。他这样写道:“为纠正过去的错误观念起见,为谋达到给人民谋福利起见,我们新中国发展科学的道路将朝哪方向走呢?第一,我们必得使理论与实际配合,使科学真能为农工大众服务。第二,我们必须群策群力,用集体的力量来解决眼前最迫切而最重大的问题。第三,大量培植科学人才,以预备建设未来的新中国。为要达到上述目的,就非要有计划地来做不可。” 谈到科学院的基本方针,他列举了如下三点:“第一、我们要求理论与实际结合,特别要配合工农的需要;第二、是要有计划地工作,吸收国际进步科学的经验,来赶上国际学术的水平;第三、是我们要集体地来工作,……大家集体来做工作,效能自然更大,要比个别单独工作大得多。” 以至他断言:“自然科学有一个特点,它和艺术、文学、哲学不同,它照例是和生产联系着的,直接为生产服务。” 其实,科学只不过是思想和理论的体系,是形而上层面的东西,它不可能直接为生产服务,直接为工农(的物质利益)服务,它须以技术为中介,才能转化为生产力,制造形而下的物质产品——这是科学与技术的重大区别之一。
 
作为中国科学界的高级领导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也不得不或自觉自愿地遵循最高领导人或上级的旨意,亦步亦趋,在科学报告或学术会议上,就有关科学问题讲了不少毫无自己思想或缺乏自己主见的庙堂话语。例如,在1958年那个吹牛皮、放大炮的火热年代里,他讲过这样的话:“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必须贯彻党所指示的科学与生产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方针。科学是从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应该反过来为生产服务。科学只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才会有重大的成就。科学和生产结合的最好形式,是以任务带学科的方法,通过完成国家任务,提高科学理论。”“所有科学研究工作者,必须彻底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摆脱一切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束缚,在学术思想上插红旗,拔白旗,敢于根据我们中国的具体情况,在科学技术上开辟我们自己的道路。” “科学队伍的壮大也需要走群众路线。我们科学队伍的人数太少了,不能单靠大学生,要吸收青年工农兵参加,要广开科学研究之大门,吸收大批优秀青年参加科学工作,方能取得巨大成绩。” 在1959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运动中,他说过:“通过讨论大家一致认识到党领导技术和文化革命运动,一方面需要行政机构科委来主管,需要研究机构来进行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亦需要一个群众团体来广泛联系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因此三者不应当互相冲突,而应当相得益彰,这亦就是‘全国一盘棋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当前的形势对我们工作的开展是十分有利的,只要把我们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彻底反掉,政治挂帅,鼓足干劲,密切依靠群众,是一定能把水土保持的光荣任务胜利地提前完成。” “科协各级组织在执行各项任务中,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实行政治挂帅,认真贯彻中央与地方并举、土洋并举、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学会是科协领导下进行经常专业活动的一种组织,因此科协的性质、任务、方针亦就是学会的性质、任务、方针。为了加强科学技术的专业活动,担负起普及与提高的任务,进一步贯彻党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应当充分发挥学会的积极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当林彪假惺惺地鼓吹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圣经天天读时,竺可桢也随之呼应:“当前地理学研究同其他各个战线一样,面临着一片大好形势。我们应当抓住时机,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采取措施,更好地为生产建设服务,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实现革命化,这是地理学发展的根本途经。(一)政治挂帅,学习主席著作。……(二)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专业队伍。……(三)多兵种联合作战,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充分发挥地理学的综合性特长。……” 

二、教育观方面的断裂
    
在1950年之前,竺可桢就教育的目的(目标)和使命,办学理念与学校建设,德智并重与知行合一,体育卫生、动手劳动、旅行调查、待人接物、纪律礼貌以及教学方法等诸多教育议题有所论说,以至形成他的较为成熟的教育观。在今日,他的教育观仍然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和效法。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他离开教育界而进入科学界,对教育问题涉及不多。即便如此,我们也能够从他的少数言论中发现教育观的明显断裂。

竺可桢的教育观基本上继承了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思想,主张不分贫富贵贱,都应该机会均等,拥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者则要从爱心出发施教,不应因某种原因把一些人排除在受教育的行列之外。他申明:“办大学教育者必得有基本信仰,就是大多数学生,可以由经验和教训使入于理智所承认为正轨的途经的。这种理论较孟子所主张的性善说更要精密些。办教育者要有此信心方能有毅力去实干。”在他看来,在宇宙间,有两种很伟大的力量,一种是“爱”,一种是“恨”,这两种力量成立了民主国家与集权国家的界线。民主主义国家的出发点是“爱”,它认为大部分的人有良知的,其智慧集中在一般人身上;独裁主义国家的出发点是“恨”,它认为智慧操纵在少数人的手里,不服从这少数有智慧的人就得被淘汰了。“中山先生素来主张用王道而斥霸道。王道的力量是爱,而霸道的力量是恨,两千年以来中西的哲人如孔子、耶稣、释迦,莫不以仁爱立教。而世界到现在还充满了仇恨、残暴和嫉妒,霸道横行。这还是因为仁爱的教育没有普及之故。大学是培养未来各界领袖人材的地方。办教育者,该有‘人皆可以得善’的信心,使大多数青年学子,能剔除猜忌、嫉妒、仇恨的心理,而热烈地依其理智求本身学问品性的进步,以达到日后为公众服务的地步。唯爱的教育能普及,世界上方会有趋于永久和平的希望。” 他知行合一、身体力行,不仅是这样说的,也在教育实践中是这样做的。为了使贫寒好学的学生能够求学,他特地订定了在浙江大学设置公费生,以奖励贫寒好学的子弟。在他看来,“如何选拔贫寒的优秀学生使能续学,实在是一国教育政策中之一种要图。” 

1950年之后,竺可桢树立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背弃了有教无类、机会均等的教育理念,对他先前的教育观和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教育家曾经从事的教育实践基本采取否定的态度,认为那一切均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是半殖民地的教育。他坦白先前服膺孙中山先生以爱为出发点的主张是错误的:“我不了解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爱,我不明白爱和恨原来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不能嫉恶如仇,便不会爱人们如手足;不痛恨以剥削为生的地主阶级,便不会拥护手足胼胝的劳动人民。” “新民主主义政策下的教育政策是要为农工大众服务,必须能得心应手、手脑并用的人。唯有这样的理论才能和实际相结合。过去二三十年来的我国大学,无疑地统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在大学教育方面,第一是为人民服务,配合工业、农业的建设。第二就是要为工农子弟开门。第三点是要培养师资。国民党时代的师资,尤其理、工、农、医方面,多半是留学过的,不去外国留学,可能当一辈子助教,很少有机会升到教授或副教授,这些都是半殖民地式的教育。 他甚至说这样的令人不解的话语:“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后,英帝国主义以炮舰政策在我国沿海大肆侵略,酿成五口通商,在我国英语的势力遂凌驾于其他一切外国语之上,大中小学校,除很少例外,均学习英文,这是代表性的半殖民地时期的现象。” 在这里,竺可桢的论述在逻辑和因果上显得十分牵强附会。我们不禁要问:当时中国学生学习英文是国际大势,还是半殖民地的教育?假若学习英文是半殖民地时期的现象,那么学习德语、法语、俄语、日语是不是?难道不学习英文,甚或不学习外语,就摆脱了半殖民地教育?

无论青年时代在哈佛大学读研究院,还是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竺可桢都很赞赏哈佛大学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方针。特别是1936年4月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后,他尽力按哈佛办学模式塑造新浙大,着力革除弊政,聘选优秀教授,确立“求是”校训,注重通才教育,尊崇思想自由,推动科学研究。抗日战争的爆发,致使中国的大学进入颠沛流离的状态,而浙大是搬迁各校中组织得最好的一所。每到一地,即能迅速开课,图书馆、实验室也都随即开放,保证了教学与科研的进行。在竺可桢的领导下,浙大每到一地,都为当地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做出贡献,其影响在六七十年后的今天也清晰可见,因而浙大的西迁被誉为“文军长征”。经历了遵义湄潭时期的相对稳定之后,浙江大学竞在艰难困厄中崛起,这所原为普通的地方性大学一跃而居于全国少数著名大学之列。 当年,他在一篇感言中这样写道:“现任校长康诺德……办学的方针,可从他本年3月20号所发表《哈佛大学之将来》之演讲中看出来。主要的有两点:第一,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谓Academic Freedom,反对政党和教会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第二,学校所研究的课目,不能全注重于实用,理论科学应给予充分发展之机会。……有一点哈佛大学亦可以昭示我们的,即为哈佛大学的校训拉丁字Veritas就是真理。我们对于教育应该采取自由主义或干涉主义,对于科学注重纯粹抑注重应用,尚有争论的余地,而我们大家应该一致研究真理,拥护真理,则是无疑义的。” 他很欣幸浙大的校训与哈佛大学殊途同归:“如今‘求是’已定为我们的校训。何谓求是?英文是Faith of Truth。美国最老的大学哈佛大学的校训亦是求是,可谓不约而同。” 

竺可桢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业绩,确实得益于哈佛大学良多。但是,他后来摇身一变,数典忘祖,不仅给哈佛大学及其校长扣上反动的大帽子,而且全盘否定哈佛大学著名教育家的教育理念。他在检讨自己说:“哈佛大学是私立大学,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现在看来,是极保守而反动的一个大学。”在哈佛大学五年养成了我的浓厚的崇美和亲美思想。给我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哈佛大学前后任两个校长的言论。哈佛大学那时校长是罗惠耳(Albert L. Lowell),在校素来以学术自由相号召。所谓学术自由在美国学术界认为是一件极重要的东西,比生命金钱还要重要,我也以为这是值得保持的一个传统。影响我比罗惠耳更大的是他前一任校长伊理阿特(Charles Eliot),真使我五体投地。哈佛不少名教授也引起我对哈佛的崇敬心。哈佛的校训是真理(veritas),无论在哈佛校刊上或是波士顿城的日刊上,常把哈佛校训来鼓吹。我不知不觉便成为这种资本主义文化的俘虏。我回国以后常把哈佛大学做我的标准,哈佛大学便成为我的偶像。我在哈佛所学到的,除追求高度享受而外,在思想上沾染上了两种主流思想。一是学术自由,这养成了我的极端自由主义,不肯服从纪律,以自由为名而趋于极端的自私自利。另一种思潮即是超政治观点,以为学术,甚至于教育,是超政治的。人生蕲求的是真理,至于为谁服务是次要的,这就养成了我的纯技术观点。资本主义国家给予我的这两种观点,于我回国以后立身行事是有极大影响的。1918年回国以后最初两年教书,全盘贩卖我在美国所获得的一点知识。1927年我担任了气象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从此我便成了反动政府的一个成员。中央研究院原是反动国民党政府的一个装饰品,与国计民生毫不发生关系,最大的目的就要想追上国际水平,大部分论文是用英文写的,有时还寄到美国欧洲去发表。我到浙大以后,把浙大的校训改为求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保存浙大前身求是书院的名称,实际我却在模仿哈佛大学的校训真理。我尽力提倡学生读死书不要问国事,这暗中却为反动政府安定学潮,而同时却符合于我的纯粹技术观点。对于哈佛大学的制度,我是亦步亦趋尽力采用,如导师制即其一例。我也提倡学术自由,提出教授治校的口号。现在,美帝国主义已经到了日暮穷途面临危机的时刻。我过去的崇美亲美观念到此有渐变而为恨美鄙美的趋向。以前我引反动如罗惠耳、伊理阿特其人为圭臬,完全因为我没有搞清立场的缘故。 读到这些不可名状、自取其辱的言词,我们真为竺可桢感到可怜,也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威力之强大感到无比震惊。

三、浮夸风的俘虏

竺可桢本来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有独立见解的人。他也经常告诫学生:“希望诸君能运用自己的思想。……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不肯为传统的不合理的习惯所拘束,尤不应被一时感情所冲动,被社会不健全潮流所转移,或者受少数人的利用。……希望诸位更能善于运用自己的思想,不肯作轻率浮动的行为。……诸君既受高深知识,决不应再有贸然的盲从,而宜深切考量一切的行动,……”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 “盲从的习惯,我们应该竭力避免。我们不能因为口号叫得响一点,或是主义新一点,就一唱百和地盲从起来。我们大家要静心平气地来观察口号的目的、主义的背景,凭我们的裁判,扪良心来决定我们的主张。若是对的,我们应竭力奉行。若是不对的我们应竭力排除。依违两可,明哲保身的态度,和盲从是一样要避免的。我们要做有主张有作为的人,这样就非有清醒的头脑不可。” 

在1958年那个举国发狂、上下发昏的大跃进、放卫星年代,竺可桢也一反常态,背弃自己早先的信念,把当年自己对学生的告诫抛到九霄云外,也逢场作戏,从而沦为浮夸风的俘虏。他以赞扬和叹赏的口吻发言:“近来每天看报纸,见到到处统在跃进,河南遂平县卫星社一亩地产3530斤小麦,洛阳每亩地产菜蔬和瓜一百万斤,这是前所未闻的事。而河南是素来落后的省份,从前只听说‘湖广熟,天下足’‘浙江是鱼米之乡’,现在落后的地方干劲大,反而后来居上。” “我们每天翻开报纸都可以兴奋地看到全国各地、各部门、各条生产战线上传来的捷报,例如最近《人民日报》所报道的: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创造了亩产小麦3530斤的世界丰产记录;在一年内我国各地将建设上万座中小型高炉,使我国铁的年产量超过二千万吨等。”在大跃进的火热年代,科学院也不甘落伍,发出豪言壮语:“最近中国科学院院部根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精神和目前各方面大跃进的形势进行了讨论,认为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完全可以在十年内在科学技术的主要方面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要在十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他指出当前的关键在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切实贯彻全党办科学、全民办科学的群众路线,使科学研究工作密切结合生产实际,为生产服务。把科学研究机关的大门打开,使工农大众都能来参加。目前全国已有许多省市正在筹备成立科学分院,有条件的专区和县、乡亦在成立科学研究机构。过去在科学研究事业上有两种迷信思想必须打破:第一是打破对外国人的迷信,……第二要打破只信权威不信群众的迷信。科学事业是群众的共同事业,因此我们必须依靠群众多数,不能只靠少数专家。” 
社会上的牛皮越吹越大,竺可桢的激情乃至狂热也随之步步走高,而且他站稳阶级立场,顺手对资本主义学者及其科学态度大加抨击:“在农业生产方面:我国小麦的最高产量已从亩产五百斤提高到一千斤、二千斤、以至四千六百多斤;水稻正在努力向万斤看齐。这些都是世界上闻所未闻的奇事,但是在我们新中国实现了。照臭名远扬的资本主义学者威尔考克司的定律,每公顷土地上,小麦最高产量是不可能超过十一吨的(相当于亩产一千五百斤),但是现在在我国在许多地方已涌现出小面积丰产三十三至三十五吨,大面积丰产十五吨以上的记录了。在工业生产方面:我国各地将在一年内修建上万座中小型的高炉,使我国铁的年产量超出二千万吨,钢的生产情况根据最近各地跃进情况来看,估计亦可达到二千万吨左右。”他还说:半个月以前我到杭州去参加浙江分院的成立大会,有一位中共嘉兴专区的宣传部长在大会上发言,他说:“嘉兴专区仅在今年六月,短短的上半个月份内就办起了十一所高等专门学校、二十四所中等技术学校、二十三个科学研究所、二百六十八个乡研究站、二千八百三十四个社研究组,把文化革命的红旗插遍了全区。” 

真应了当年经常吊在嘴边的一句话“形势逼人”——“今年山东寿张县全县平均亩产量是5000斤,山西石楼县有4万人口38万亩土地,过去把耕地全部播种,平均亩产只有49斤,今年只种了12万亩,其余26万亩种树种草,结果总产量反比往年提高10倍,每人平均有粮食3000斤”——科学院和科学研究人员坐不住冷板凳了。竺可桢向植物学家发出号召:“‘三三制’和园田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新方向,这和我们植物工作的关系太密切了。植物学必须根据这一新方向考虑我们的研究工作。”“同志们: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即是‘苦战三年基本改变科学技术面貌’,这一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亦是十分光荣的。要过好这一关,我们必须经过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说敢想敢干,为人类的伟大理想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为了保证过好这一关,我们应该很好根据前一阶段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注意到下列诸点:一、政治挂帅和绝对服从党的领导。……二、坚决贯彻群众路线。……三、以任务带动学科。” 他甚至十分幼稚可笑地提出,要积极应战把牛皮吹上天的狂人的挑战:“今年九月全国科协在北京开成立大会时,有不少丰产劳模参加会议。在闭幕那天丰产劳模对科学院挑战,要和科学家竞赛,看1959年谁能得到最高丰产。科学院的生物学部被逼上梁山,仓促应战,提出明年创小麦每亩5万斤的指标。在北京近郊辟了6亩地,深耕到2公尺,密植到每亩种子200-400斤,施肥到每亩75万斤,明年能否完成任务,照现在所出的麦苗看来很成问题。但是我们即使不能得到每亩小麦5万斤的收获,即使我们输给了老农,他们明年放上卫星以后,我们仍能获得许多经验,虽失败也是胜利。” 

竺可桢出生在绍兴东关镇,父亲在镇上开了一家永茂米行,他自幼能够经常看见农民和农田。他留学时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学农科,到美国各地考察过农业。他在哈佛大学读研究院时,又选择与农业相关的气象学专业,回国后又长期从事与农事密切的气象学和物候学研究。在浙江大学西迁时,他长期在广西、贵州的乡间生活和工作。按理说,他完全具有足够的农业知识,起码具有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的常识。他是科学家,恐怕知道当年遍布街道、乡村的小高炉(一般用普通砖头乃至土坯砌成,用煤炭或砍伐的树木做燃料)能否炼铁炼钢。他是教育家,应该了解大学或研究机构是必须是什么样子。可是,在那个领袖发昏、群众发狂的年代,他却伴着浮夸风的调门引吭高歌,随着浮夸风的舞步手舞足蹈。这种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再深思:这究竟是怎么啦?

四、有关思想的比较连贯之处

平心而论,1950年之后,竺可桢的一些思想还是有比较连贯的地方,或者提出先前没有论及的一些正确观点或有启发性的看法。之所以会如此,有几个方面的原因或情况。

其一是,思想还未被改造,没有来得及转变。例如,1950年4月,他在《科学》杂志发表文章,依旧表现出对基础研究的一贯重视:“有人以为注重科学的实用性就可把基本理论科学研究完全放弃,使每个科学家统去做直接与生产有关的工作,这是错误的观念。若是计划科学的人们要每个物理学家、化学家到工厂去服务,要所有地质学家统去采矿,所有生物学家统去改良种子和牲畜,而把基本理论科学抛在一边,则不但科学将永无进步,即为生产着想,把眼光放远一点,亦得不偿失。所谓理论去配合实际,科学去配合经济建设,决不是那么简单一回事。每门基本科学的范围至为广泛。譬如物理学,它和旁的基本科学,如化学、生物、地质统有关系;它和工业、农业、医药亦均有关系。……从科学和建设事业这样错综复杂的关系看来,基本科学的研究仍是不可忽视的。” 

其二是,有些说法与政治无关或关系不大,不怎么受政治气候影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说的不犯忌的话语。例如,谈到科学的精神价值或功能,竺可桢说:“科学永远对抗着迷信以及一切蒙昧无知的思想。” 谈到科学方法及其作用和运用时,他说:“我们做科学研究的任务在于认识客观世界,掌握客观规律然后才能为人类服务。因此工作步骤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取得第一手资料;(2)分析这些资料经过推理、演绎,得出规律;(3)利用这些规律能动地去改造和利用客观世界。在这三个阶段中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在于第一阶段,这是影响以后二个阶段工作好坏的关键。” “所谓‘爱科学’,就是要人人本科学的眼光去做事,无论处理个人日常生活,或是承办国家大事,如同最近人民政府的赶修铁路,发行公债,或抢救灾民,统要从科学角度去看,用科学方法去做。科学在中国好像一株被移植的果树,过去因为没有适当的环境,所以滋生得不十分茂盛;现在已有了良好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在不久的将来,它必会树立起坚固的根,开灿烂的花,而结肥美的果实。” 再比如,他一贯坚持的主张:“高深的研究为一个优良大学所不能放弃的,放弃了高深的研究,不但科学的发展受影响,将来高等以上学校师资也会发生问题。在目前经济困难,设备缺乏,人才稀少的时候,可限制在几个大学来做研究工作。” 

其三是,作为常识或公理之类的大实话,或者是大家公认的看法,不能违背,否则就显得无知甚或荒谬绝伦。例如,竺可桢早先坚持的科学的国际性得以延续:“自然科学是具有高度国际性的,无论理论科学上的创作,如门得列也夫化学元素周期律,或药学上的发明,如青霉素的制造,一经发现便成为全人类的宝贵财产。” 比如,关于专题性研究和综合性研究的关系:“近代科学愈分愈细,但因为科学研究对象——客观世界——却是辩证的统一体,一个学科尽可以从本学科的特殊角度来讨论问题,然而最终必须归结到一个目标,即合乎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规律。为了达到这个要求,我觉得在各分支学科深入研究,分别探讨和农业有关生产问题的同时,还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加以综合性的研究,并在各个学科之间提倡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又比如,关于边缘科学或交叉科学:“近代科学虽然愈分愈细,分支科学愈分愈多,但这只是认识客观世界的一个必然方面。然而另一方面要去进一步认识客观世界的全貌并进一步改造它,则需要各学科从各个不同角度提出见解,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和办法。从18世纪初叶以来,物理学、化学、数学等学科不断兴起和发展,到了20世纪,这些学科经过互相渗透,边缘科学愈来愈多。今天我们为了解决宇宙的奥秘,决非任何一个学科可以担当起来,而需要许多学科共同协作。” 

其四是,本来就是正确的看法,又符合官方的政治取向。例如,在“向苏联学习”的口号喊得响彻云霄时,竺可桢考察了苏联的天文学研究发表感言:“我们对于天文学研究工作要予以足够的重视。除了应用天文学与国计民生有直接关系外,天体物理学也是一门重要的科学,它虽然不像其他一些科学,能对于国家经济建设起着直接的作用,但是天体来源问题,正如生命来源问题一样,它是人类文化科学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当然,我国在这方面的基础是很薄弱的,苏联的学者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党中央号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年代,他就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表明:“解放以前我们不图自力更生,只图效法人家,唯英美的马首是瞻,那时不注意基础科学没甚关系,所有仪器、机件统用舶来品,在国内只能装配装配。现在情形完全不同了。我们现在要自力更生,要万事不求人,来解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一切困难问题。在国际上所有尖端的东西,差不多统是保密的。现在不光是模仿人家,而是应自己创造东西,要追上人家,就要把基础打好,能出自心裁创造成果来。单是模仿人家是赶不上人家的,是要永远落后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打好数理化、生物、地学基础。气象学是应用科学,也是尖端,但假如基础不打好,尖端是发展不上去的。在气象理论方面,如大气环流问题,涉及空气力学、流体力学等高深理论,没有基础,休想在实用方面赶上人家,所以我们对理论基础方面决不能放松。” 在“毛主席号召我们要求在不久的将来在科学技术上不但赶上世界先进国家而且要超过他们”的时候,竺可桢这样写道:“这是一项艰巨而同时也是我国科学技术人员光荣的任务。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基本不同点在哪里?个人愚见以为不同之点就在要多做创造性工作。因此基本和理论性研究的重要性就加大了。五六年以前我院曾把美国卡内其基金委员会主任Vannevar Bush所著《科学——无限度的前途》书中一章的要旨发给部分同志作参考,其中曾讲到美国过去科学发展落在英、德、法后面,所以可应用英、德、法的基础理论研究,但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科学已追上英、德、法诸国,所以不能不发展基础和理论科学了。几乎同时候,苏联前任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对于苏联发展科学的前途也有同样论调。苏美科学技术发展情况虽与我国不尽相同,但也可以作为‘他山之石’来磋磨的。” 

其五是,各种原因兼而有之。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主管之一,竺可桢不能不为科学院和科学本身着想,尤其是为基础科学争取应有的地位和尽可能多的资源。下面的几段言论肯定出于这个理由,但是也不能排除其他因素夹杂其间。在科学院成立四年之时,他在几次会议发表了如此下言论:“科学研究工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门科学应该有着经常的有机联系和密切配合,而且实践向科学提出的问题往往是错综复杂的,特别是国家建设上的重大问题,更需要各门科学综合研究解决。由于各门科学间密切联系,在综合研究解决国家建设任务时,各门科学也将互相推动,促进科学本身的发展。” “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科学规划中已拟出几个重要规章,目的是要在十年内在主要科学方面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平。这就需要抓:(1)重大的事业,涉及国防发展、经济发展的事业,如吃、穿、用方面的东西;(2)尖端科学,新的东西,有大大发展可能的东西,如卫星上天、火箭、雷达、电子学方面各种事业;(3)基础科学,非常重要,尤其是数学和物理,而气象学就需要很高深的数理。” “按照学科发展的需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还需要进行基本理论的研究工作。在中国科学院,基本理论研究和生产实践服务的研究大致是三与七的比例,这一点今后还将继续贯彻下去。”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提出斗、批、改,“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斗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当时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科学院,科学院与基础研究有关的研究所几乎全部划出,尽根拔除。在这种情况下,他与吴有训联名向周恩来进言:“总起来说,我们认为在不妨碍国防科研的重大任务的前提下,中国科学院应在物理、化学科学方面保留若干骨干干部和必需设备,庶几不致削弱研究理论的基础力量;在生物学地学方面,认为科学院的研究所应与产业部门和各大学的同性质研究单位紧密合作,合理分工;为了避免重复、解除争执,应加强国家科委的领导,使它有权利调整解决各部门的不同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竺可桢关于马尔萨斯人口论和计划生育的观点:前者既有连续也有断裂后者大体上则是一以贯之的。在1950年之前,他在引用西人列举的例证和采取的预防措施后说:“18世纪末叶马尔塞斯[马尔萨斯]所著《人口原则论》中谓‘人口增加之能力,远过于地球上食物供应能力’,其言至今而益信。……凡此皆足以显示欧美人之防祸于未然,以求有备无患之效也。” 尽管马尔萨斯的学说具有警示意义,但是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该学说是错误的,需要加以修正:“18世纪末叶英国马尔萨斯(T. R. Malthus,1766~1834)作《人口论》,谓人口增进率依几何级数,而食物增进率则依数学级数。但马尔萨斯的理论是错误的,因为粮食的增产也照几何级数增进,而且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事实证明,粮食增进的速度比人口增加还要快,……” “明末的徐光启早于英国的马尔萨司(Malthus)一百多年已经指出人口的增进是依几何级数的,它的速度较食物的增进来得快。不加控制必会造成人口过剩的现象而酿成混乱和革命。中国历史上之多混乱,人口过剩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但在科学昌明的今日,马尔萨司的学说已需加以修正。一方面人口的增加可以人工方法来限制;而食物的产量可用选种、肥料来增加。‘马氏人口论’的应修正,在19世纪中叶,已由安格耳指出了。科学不但可以免除地球有人满之患,而且可以增加财富,使家给人足,这与避免战争是不无小补的。” 

在1950年之后,竺可桢不仅认为徐光启先于马尔萨斯提出类似观点,而且加上了洪亮吉:“不知道和马尔萨斯同时但比马尔萨斯略早一点,前清朴学家洪亮吉在他的《意言》第六篇里,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原理已经充分发挥了。”他延续早先的看法:“事实告诉我们,近代科学不但延长了人生的寿命,不但增加了农工业的生产,不但减免了水旱灾荒,而且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也推翻了。”不过,他说的下面一句话却叫人愕然:“但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贩子,却仍然叫嚣着世界人口过剩和资源乏绝的口号。” 

竺可桢似乎有先见之明,很早就倡导计划生育。他从1920年代起,就重视和研究中国人口问题,并发出警世之言:“反观吾国则目前已人满为患,何须更待之百年以后。举凡内乱之频仍,饥馑之屡告,以及生活程度之所以低,乞丐盗贼之所以多,推其原,莫不由于我国人口之过多。但国人不但不设法以求补救之法,并人口调查之尚鲜如凤毛麟角。犹之治病然,必也知病根之所在,而后方能施术奏效。不然则虽病入膏肓,命在旦夕,而尚瞢然无知。是以人口之调查与研究,实为我国刻不容缓之事也。”“江浙两省以农业之区,而人口密度反超出工业化之英荷比诸国。苟不设法谋补救之方,则一般人民之生活程度,永无提高之希望。大多数人民均将过一种可克司所谓‘种马铃薯、吃马铃薯和死去’的生活。江浙两省,富庶甲于我国尚如此,则他省更可知。然则人口问题之研究诚为目前不可缓之举也。” 他同时提出双管齐下的应对策略——增加生产(新品种之输入与试种,荒地之开垦),节制生育(特别是农村人口之限制),并强烈呼吁:“生育限制为今世文明之副产品,国人对之应取一定之政策,若任其自然传播,则流弊甚大,……故为今之计,政府应设法教导农民以生育之限制,如欧洲之荷兰然。或谓目今德、意、日本各国,方竞谋人口之增加,而我乃背道而驰,不啻民族之自杀也,但生育子女而无财力以教育之,使成良好之国民,则不如不生育之为愈也。且人民可贵在质不在量。如以量而论,则我国在今日世界已首屈一指矣,而何以人仍为刀俎我仍为鱼肉也。管子曰:‘仓廪实而后知礼节,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不谋先实仓廪足衣食,而徒谋人口之增加,是率全国之人而群趋于不知礼节、不审荣辱之道也。” 

不知道竺可桢当年对马寅初1955年形成、1957年发表的“新人口论”秉持什么态度,反正他在十年之后的1965年昌言:“开展计划生育,适当控制人口……目前乡村医疗卫生事业正在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不断提高,如果不适当进行计划生育,不适当提倡晚婚,那么人口的递增率估计还得增加。我们有计划地发展一切事业,如果在人口问题上不是有计划去对待,那么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还是要受到影响的,粮食增产以后,由于人口的增加,按人口分配的粮食的数量还是不能迅速增长的。同时计划生育以后也有利于妇女健康,有利于家庭经济安排,有利于对子女对教育等等。” 竺可桢当时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了不起的。他在计划生育问题上是一位先知先觉者,因为我国1970年代才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1982年才将其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即使竺可桢在提出或同意某些正确主张或做法时,也不忘记捎带几句批判的言词。例如,1951年5月,中国科学院为鼓励科学研究起见,决定编印《中国近代科学论著丛刊》,搜集解放前三十年间我国科学工作者较为重要的著作,汇编成集。若干科学工作者对于这项工作曾提出不同的意见,以为在北洋军阀及国民党反动政府时期根本不重视科学,个别科学工作者即偶有成就,亦是抱着为科学而科学的态度,与国计民生完全脱节;所以解放前各学科的论文已不置一顾,印刷过去的科学论著丛刊是浪费时间与金钱。竺可桢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不过,“我们从这些气象论文中,也可以看出那时气象工作人员如何受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因而犯了严重的错误。” 

五、在新环境下提出的新思想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它是国家科学技术方面最高学术机构和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作为副院长的竺可桢面对新的环境和任务,也适时地提出一些有意义的新看法和新举措,值得在这里胪列。这些看法多数还是有价值的,当然有些提法属于教条的庙堂话语或僵化的政治标签,读者不以为意就是了。

竺可桢向来重视科学普及和科学宣传,他本身亲自撰写了许多科普文章和小册子。在谈到1950年8月成立的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时,他指明科学普及的四个方面:“这是一个做普及科学工作的人民团体,简称为‘科普’。它的宗旨是:1.使劳动人民能掌握科学知识;2.用唯物主义解释自然现象;3.宣传我国科学技术,启发爱国主义;4.普及卫生常识。” 他把科学宣传视为科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义务,并提出几项任务:“‘爱科学’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新中国人民公德之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以来,广大群众特别是劳动人民学习科学技术的要求日益增长。群众性的科学普及工作成为文教战线上重要部分之一。为了要使科学大众化,每个科学工作者就有义务在他们本专门工作以外,来从事通俗的科学讲演和著作,每个科学工作者应该做一个光荣的科学宣传员。但是宣传科学技术知识,并不是单纯把各人自己的专门知识,用通俗的语文表达出来,就算已经做好了工作。在我们祖国经济建设中,专门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宣传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要求,必须服务于政治的目的。在国家过渡时期中,科学技术知识的宣传要为总路线服务,促进国民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日益增长。资本主义因素日益减退。为了要达到此目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宣传工作必须(一)宣传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科学成就;(二)深刻地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科学的落后性和反动性;(三)介绍我国近来应用科学改善了人民生活的事实,总结我国数千年劳动人民与自然界作斗争的经验,并阐述科学上具有普遍性的重要理论。” 他更进一步,认为普及和宣传科学是科学技术人员的责任,并要求他们积极行动起来:“我们要做好科学宣传工作,不能把工作责任放在少数科学人员身上。每个科学技术工作人员都应该把它当作自己份内的事。更重要的,一个科学工作人员,当他能获得成就时,便有责任对人民做报告。从前封建时代‘藏之名山,传诸其人’的作风固然要不得,资本主义国家中把科学家一经涉猎通俗科学便视为落伍的看法,也是反动的。”
 
竺可桢亲自筹划,于1956年组建起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几年间,直接组织了十个考察队(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队,新疆综合考察队,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华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土壤调查队,盐湖科学调查队,青甘综合考察队,治沙队,西部地区南水北调综合考察队),在全国范围内对自然区划和自然资源进行了比较全面、比较细致的考察。 “竺老对综合考察委员会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首先从人才抓起,非常重视培养一支从事资源综合研究和区域发展研究的‘综合型’研究队伍,尤其是对年轻人才的培养更加关注。他认为参加综合考察任务的科技人员,除了应该具备广博的知识外,还要有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同时应该掌握外文,以便能及时了解国外的研究动向,以先进的理论指导和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这些都应该成为‘综合型’研究队伍的基本要求。” 在工作实践中,竺可桢就综合考察的必要性、目的、内容、工作方法、总方向和当前需要的关系等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他这样写道:解放后,国家为了使这些优越的条件和富饶的资源能够适合国家经济建设的要求,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合理的开发,就必须对于需要开发的地区进行一系列专业的和综合的调查研究工作,以便在充分掌握自然条件的变化规律、自然资源的分布情况和社会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等资料的基础上,提出利用和开发的方向、国民经济的发展远景以及工农业合理配置的方案,作为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科学依据。综合考察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而进行的一种科学工作。它根据国家提出的任务和地理资源的特点,组织各种必要的学科,其中如地质、水能、地理、土壤、植物和工、农、林、牧、交通、经济等等方面的学科共同参加工作,其中不但要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学科,也要有社会科学方面的学科。它所考虑问题的着眼点与某一学科、某一专业或某一部门不同,它必须从各个角度分析、考虑,多方面比较论证,提出多种方案,以便选择取舍。它的工作方法是点面结合,以点带面,在一个地区的考察中,抓住关键性的重大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解决这些问题为中心,考虑全面布局。经过综合考察最后提出的报告是建议性的远景方案,供国家计划部门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时作参考。因此有人形容它是“计划的计划”,对于计划起着“探照灯的作用”。综合考察工作的总方向虽然应当着重于长远目标而不应当单纯解决眼前的具体问题出发,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情况下,不能把远景和当前生产建设截然分开,当前的重大建设计划要与远景的展望相结合,而远景的规划有许多方面又需要现在即着手进行。同时我国经济建设的计划和规划是由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分权管理相结合而制定的,国家任务与地方任务二者直接互相关联着,因此我国的综合考察在工作过程中对于与国家远景有关的地方任务也应该积极考虑。此外某些国家的重大的改造自然的工作也是综合考察的重要工作内容。 

与综合考察相关,竺可桢还就自然资源保护问题多有论述,在这方面他也是一个先知先觉者。1963年,以他为首的二十多位科学家向中央提出建议书,尖锐地批驳有的部门、有的地区的领导,对自然资源偏重使用疏于保护,强调局部忽视整体,只顾今天不管明天。例如有些人就批评主张按土壤规律办农业的人是“保守思想”、“脱离实际”。有些人认为“山上开荒山下遭殃”的提法是“片面思想”。有些人大肆宣传毁林开荒的十大好处,而对不合理开山造成水土流失的严重后果没有足够的估计。他对外国的历史教训和现状了如指掌:资本主义国家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历史上,由于资本家的掠夺式的生产,都曾发生过盲目利用、任意破坏的过程,经过惨痛的教训,才开始采用利用、保护、培育相结合的方针。现在世界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定的资源管理与研究机构,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对资源保护也十分注意。在他看来,“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优越的社会制度,又可以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资源利用从盲目破坏到自觉地、有计划地合理利用的过程,可以而且应该大大缩短。重要的是解决认识问题。”为此,他提出五点建议: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如果违反了它,就会事与愿违,使生产发展受到阻碍。由于我们许多同志还缺乏和自然作斗争的经验,缺少自然科学和技术的专门知识,往往对自然资源的情况估计不足。对于违反自然规律也会造成、甚至造成更大更久的破坏,则认识得还不够深刻。在这方面有了错误,自然界的反应往往不是直接的,一般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因而比较不容易及时发现,发现了也不易马上认识清楚。而且影响往往更为深远,要扭转过来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如果不按照自然规律办事,违反自然规律,往往就会抱着发展生产的动机,却得到破坏生产力的结果,引起自然界的恶性循环。其次,应该充分认识到我国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十分珍惜。我国虽然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但如果误解地大物博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从而滋长了一种对自然资源盲目乐观甚至浪费一点也无所谓的情绪,则是十分有害的。第三,要认识与掌握自然资源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平衡。自然资源有限,而社会需要日增,就必须很好地考虑自然资源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平衡问题。为了使有限的自然资源能够在发展生产上永续地为社会需要服务,只能采取按照自然规律使其生产力不断增长地办法(对土地、生物资源而言)和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以充分发挥资源效用的办法。绝不能超越自然规律的可能和不顾自然资源的特点,采取竭泽而渔、拆东补西、因小失大的办法。第四,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要有全局观点。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自然资源同很多有关自然因素都有其内在的密切联系,这种资源与他种资源又是密切相关的,同时任何一种资源都有多种利用途经和综合利用的可能性。因此对待自然资源的开发必须抱有整体观点、全局观点,使自然资源能按照其本身的特点与国家整体的需要得到最合理最充分的利用。反之,如果只从一个部门的方便出发,强调完成本部门的任务而不考虑国家整体的要求,只顾本部门的需要而忽视资源本身的特点,就必然造成自然资源遭到浪费与破坏的后果。第五,资源利用与保护是统一的。保护、繁殖、培育与节约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永续利用;而要合理地开发使用资源,就必须大大加强保护,并安排一定的机构承担这个任务。为了根本扭转自然资源继续遭受破坏和利用不当的趋势,他提议应当采取以下的重要措施。1.建议中央进一步明确,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与培育,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政策之一。2.建议中央指示全国各级单位,对建国十余年自然资源利用的经验教训做一个全面总结。另一方面,在广大干部与群众中大力开展有关保护自然资源方面的政策教育与科学知识普及教育,并把资源保护问题编入中小学和教材,提高群众的认识水平,自觉加以遵守。3.建立健全的国家自然资源管理机构。资源管理机构的任务应当是:(1)拟定国家自然资源保护的法令规章;(2)审查国家重大资源的开发利用规划设计方案;(3)监督各个生产部门的资源保护工作;(4)研究国家资源利用的技术政策;(5)组织有关部门摸清全国资源,安排重大资源的调查任务,统一管理国家资源资料;(6)规划各种自然保护区。5.建议国家像保护古文物一样,将自然保护区的工作抓起来。6.在全国土地资源、生物资源利用、保护、改造中,建议由国家着重抓以下几个问题:(1)华北平原以综合防治旱、涝、盐碱为中心的自然改造;(2)黄土高原水土保持;(3)热带、亚热带山丘地区的综合开发;(4)牧区草场合理利用与改良;(5)森林资源采伐、更新与建设新用材林基地;(6)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繁殖保护;(7)全国自然保护区的规划、设置与管理。 

此后不久,竺可桢还就自然资源保护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言,胪陈自然资源保护的项目和范围:“我国幅员广大,自然条件极为复杂多样,动植物资源丰富,并有许多珍奇种类,如水杉、银杉、珙桐、熊猫、金丝猴、东北虎、猞猁、紫貂等等,大都为我国特产,名闻世界。此外,各类森林、草原、荒漠和其他植物群落及其所形成的自然景观是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进行实验的理想场所。全国各地已发现许多对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有重大意义的地质剖面和古生物方面的稀有或著名化石产地,也应妥加保护。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愈来愈大,自然面貌起着急剧的变化,如许多山区原始森林或相继被开发利用,或被无计划地垦殖,再加以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刀耕火种的习惯迄未完全改变,因而使得某些有代表性的大面积原始林、次生林或草原等以及依附生存的许多珍贵动物种类(如蒙古草原上的黄羊,青海岛上的鸟卵,云南热带季雨林中的野象、野牛等),都也遭到破坏、甚至绝灭之虞。这些森林、草原和动植物种类,都是祖国生物资源中的无价之宝,它们的破坏和绝灭对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的进一步发和发扬都将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此外,随着矿产资源的扩大利用,著名的地质剖面和一些有代表性的化石地质的破坏或即将消灭的现象也是不少。因此,在全国各地有计划地建立自然保护区,对保存有代表性的自然森林或其他植物群落、植物区系、地质剖面、化石产地,并进一步用以研究有关自然资源和自然历史的科学问题,从而发挥自然资源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世界意义。” 

此外,竺可桢还就科学院与大学的关系或良性互动发表了有益的见解。我们在这里将其记录在案:“科学院或大学都要为人民服务,谋工农事业的建设,树立科学在中国的基础,这三大目标是相同的。目的既是相同的,通力合作是必需的。大学需要科学院的协助,科学院也希望大学的帮助。科学院依靠大学的很多。第一,研究的人才是要大学供给的……其次现在国内有五十六个大学,教授人才很多,许多研究问题要靠大学教授来解决,科学院则可以补助材料和经费。另一方面,科学院是人民的科学院,如果各研究所所做的工作不切实际,所研究的问题不适当,是应该受人民大众批评和检讨的。科学院也可以帮助大学的忙:第一,在人才的交流方面,大学教员要到各所做研究,科学院欢迎他们,只要实验所有空位。各研究所的学术演讲也希望大学的各级教师来参加,如此才可以双方沟通打成一片,研究院可以到大学去兼课,大学教授也可以到研究所工作,更不待言。第二,在设备方面,国内新成立的各大学仪器缺乏,尤以西北、西南为甚。这是极应补救的一桩事,科学院将和其他文教机关合作设立仪器制造厂,希望数年以后能供给一部分大学初年级所需仪器。……书籍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形。科学院计划首先要统一科学名词为编印教科书和参考书之用,其次调查国内各大图书馆所藏有的西文科学期刊书籍,编印一个总目录。……第三点是有些事情可以和大学合办,如合请一位教授,一半时间在所里研究,一半时间在大学教课。” 

六、思想断裂的原因

尽管竺可桢在1950年前后的思想有少许连续之处,并在新环境下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新思想,但是他的思想断裂毕竟是显著的或主要的。有些早先的明睿见解后来即便没有被他明确否定或彻底改变,却也始终不再提及了。竺可桢的思想为什么会出现断裂,乃至形成前后大相径庭乃至判若云泥的竺可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值得反思的大问题。原因固然不少,但是以下几点无疑是举足轻重的。

第一,紧跟中央一边倒的步调,全盘照搬苏联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具体做法,以苏联为是,唯苏联马首是瞻。

竺可桢多次在讲话或文章中响应中央号召,全面向苏联学习:“三年来,中国科学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过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不过只是刚刚开始发挥出他们的能力。我们的国家即将进行更大规模的建设,我们中国科学工作者应该以更大的努力来从事工作,使科学工作为国家建设服务,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其次要很好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 “我们大家都知道,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为了保证祖国建设的顺利完成,学习苏联科学的先进经验是唯一的道路。苏联的科学是总结了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科学,而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发扬光大起来的。” “我们要学习苏联,首先得全心全意地研究马列主义,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第二步则是把辩证唯物论具体应用到各个科学工作人员所研究的领域中去。” “苏联不但把自然辩证法应用之于社会科学,也应用之于自然科学而有效。” 尽管学习苏联当时是各行各业的政治任务,且形成势不可当的潮流和世人崇尚的时髦,但他还嫌力度不足,成绩不够:“现在各单位的同志都有了学习苏联的要求,各单位也把学习苏联订立到1954年工作计划中去,这是很好的现象。目前在学习苏联方面固然有了一些成绩,但是还很不够。一般说来,是学习不普遍、不经常、不系统。” 

竺可桢的计划科学、实用科学、群众科学(广大群众参与和集体攻关的科学)的观点,以及科学直接为生产、为工农服务的思想明显地与学习苏联有关。他说过:“计划科学的发展和普及,世界各国中只有苏联已收到极大的成效。这一个事实就是英美科学家也承认的。”“在苏联科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其计划性虽尚未十分显著,但已有了新的方向。值得我们注意的计有三点:第一是苏联科学从最初即具有实用性,确定了为人民服务的方针。第二是集体工作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种方法使得以前看起来极为复杂而费力的研究得以进行。第三是科学的普及工作,大规模地推动着。” (最后一点竺可桢指的是科学研究人员大大增加)他十分欣赏苏联发出征服自然的命令:“苏联全国各报登载了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的一道命令,这是对大自然开火的一道命令,就是要消除伏尔加河区域的旱灾。有史以来,人类担任这项工作,还是第一次。” 

与学习苏联相关的,还有科学阶级性的观点,乃至不分青红皂白,认为社会主义苏联的一切科学理论和做法皆正确。他这样写道:“在发展科学事业方面,苏联的政策与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同者,从个人粗浅的看法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第一,目的不同。苏联发展科学的目的是为了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幸福,所以奖励劳动人民经过斯达哈诺夫运动、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等来参加科学工作。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科学的目的,则是为了增进少数资本家积累资本榨取财富的手段而已,若干科学发明若对资本家无利可图,则宁愿弃置不用。第二,组织与方法不同。苏联有计划地发展科学,资本主义国家则主张自由竞争,各人依其兴趣为科学而研究科学。第三,对科学的看法不同。苏联重视科学和科学家,这与资本主义国家把科学当商品、科学家当奴仆完全不同。” 他以自然资源的保存利用为例说明:资本主义的美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存在着重大分歧。美国一些学者专家认为,世界资源所余无几,人口过剩。而苏联科学家的看法是,人口增加固然快,但资源增加得更快。中国走苏联的道路是确定了的。 他谈到中国科学工作者正在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科学和科学理论,比如米丘林、巴甫洛夫等学说,介绍了苏联科学的新发展,如天体起源学说、生命起源学说,对量子力学中唯心论及化学中共振论的批判等。 他要求科学院研究部门“不但应该加紧学习,而且应该有力来提倡,引起全国生物学工作者学习苏联先进学说的一个高潮。”
 
在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竺可桢对苏联专家治理黄河和建造三门峡大坝无以复加的吹捧,尽管当年也有人(黄万里)极力反对这个方案——历史证明黄万里是正确的。他在宣传唯物主义的文章中说:“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能够引导自然科学家正确地去认识自然,正确地掌握它的规律,然后去改造它。我国治理黄河已有三千年的历史和经验,但没有能找出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最近,七个苏联专家却只花了一年工夫,帮助我们订出了治理和开发黄河的规划,这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事实。”在目前就是要建立黄河中游巨大的水利枢纽——三门峡水库。这一水库的容量几乎可容纳黄河一年中的平均流量。水库建成以后,可以控制黄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径流,在配合其他支流水库,就可以使下游的洪水威胁得到基本的解决;同时,如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的广大农田的灌溉问题和华北、西北工农业生产的电力供应问题,以及下游航运问题等,也都将迎刃而解。“从对我国历代唯心的和形而上学的治河思想的初步批判,和对在辩证唯物主义所教导下的苏联专家帮助我们进行黄河规划的思想的简单介绍中,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苏联自然科学家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他们掌握了唯一科学的认识方法,使他们能对错综复杂的自然现象作出唯一科学的哲学解释,总结出征服自然的有效方法。” 

为了效法苏联,当时中国科学界掀起了攻读俄文的高潮,竺可桢也带头学习俄文,并卖力地推动学习俄文运动。他要求:“要学习苏联,阅读俄文是一个重要工具,各研究单位从今年年初突击文法、生字以后,有的所领导上的重视,尚能巩固。” 他大力推行所谓的速成法:“对于俄文,许多地理工作者还是文盲,而且有人以为是不可超越的一座大山,有望洋兴叹之感。近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俄文专业速成阅读法是一个极大的成功,在短短一个月时间之内可以使目不识丁的俄文文盲,能直接阅读自己本行书籍。科学院在北京各所新近推行此法,无论少年老年,初读重读,可说普遍地有效。我们要学习苏联先进地理科学,必须能阅读俄文,根据已得的经验,我们完全有信心用集中训练办法,在短期内能阅读俄文地理书籍。” 

1956年4月,毛泽东汲取了一点教训,在《论十大关系》中发话:“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此后,竺可桢才见风使舵:“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是走了弯路的。外国语学习是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重要工具。解放后因为要急于学习苏联,高教部(那时尚是教育部)立刻要各大学停止外文系的英文课程而代以俄文。但是有经验的大量俄语教员并非短期内所能造就,而同学要学习外国语也非二三年的工夫不能达到看书的程度。这样无计划地迅速改变,使近三四年来数万大学毕业生既不能看俄文书,也不能看英文书,对于自然科学的教学和研究造成极大损失。这应该作为学习苏联所采取盲目冒进的严重教训。过去我们学习苏联的技术和科学重大缺点之一,是没有充分掌握这方面的情报,因此常常弄得一知半解。卫生方面,1951年普遍推行组织疗法,和近年来生物界学习李森科的阶段发育学说,统把苏联的一种技术方法,一个学派的学说,信为是金科玉律。到最近听到齐津院士讲,才知道苏联集体农庄在1953年以来已经不用李森科的春化种子。以后我们要学习苏、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必须掌握全面而可靠的情报,资本主义先进工业国家如美国和英国的科学技术情报,我们也一样要掌握。”

1960年中苏交恶,关系破裂,其后便大张旗鼓地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这时,竺可桢才敢讲一些公允话了:“解放初期,我们学习苏联自然科学,颇有全盘接受苏联学者意见的趋势,但资本主义国家权威科学著作,虽有瑕疵,亦不能全盘否定,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苏联从1948年起肯定了遗传学上走李森科路线,把华维洛夫[瓦维洛夫]的路线批判掉了。到近来又恢复华维洛夫的名誉而把李森科撤职。二十年中有几次小的波动。这样的一反一复对于苏联整个生物科学和农业生产的损失是很大的。……为了应付目前革命的形势,我们科学工作者还必须打破一切框框,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或是苏修的,在科学研究方面尤其是苏修的。” 

第二,经过接连不断的、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思想改造运动,站稳了立场,纯化了头脑,安装了统一编制的程序软件。

从1951年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当时,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的指示》,要求知识分子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影响,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分清革命和反革命,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向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清理战争贩子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竺可桢积极投身运动。他这样表白自己的态度:“为了迎接即将开始的国家的大规模的建设,他们积极地参加了毛主席号召的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通过了这样的学习,他们普遍深刻地批判了过去所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思想影响,进一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工作方向,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对科学工作的指导作用,认识到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来发展中国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性。” 即使在这个运动结束后,他仍然念念不忘深挖根源,继续自我改造:“我们的科学工作人员,尤其年长的科学工作人员,受过长期的资本主义教育,深深地熏染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素。当然经过了三年来的思想改造,尚未能连根拔除。因此,正确地宣传科学知识是急需注意的一个问题。在宣传科学知识时,科学工作者一方面要与资产阶级唯心的科学思想作斗争,这就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学习辩证唯物论,彻底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必须揭露帝国主义国家驱使科学走向灭绝人类的罪恶。” 

思想改造以及其后接二连三政治运动,使包括竺可桢在内的科学家的思想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解放以后三年多来,中国科学工作人员的最大收获是什么呢?据我各人粗浅的看法,以为最大收获是他们觉悟了过去脱离实际、散漫自流、为科学而科学的颓废作风的必须改正,认识了科学工作必须和广大人民的利益相结合。在这个改进过程中,毛泽东思想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至于他自己,正如他坦白的:经过六十年半封建时代社会的长期同化和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久年熏陶的我,要全盘改造思想或人生观是不容易的事,解放以来已经十二年了,目睹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反右斗争”和“大跃进”等轰轰烈烈的伟大运动,先后参加了“联共党史”“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宪法”“人民内部矛盾”“总路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政治学习,由于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的思想水准还是提高不少。 而且,在他看来,在解放初期地理学会所出版的《地理学报》和《地理知识》中,登载着若干反动资产阶级思想的论文,经过严厉的批判后,大多数作者都能虚心接受批评。从前普遍存在着的反动思想如“环境决定论”、“人口过剩论”、“世界主义论”等,现在也都销声匿迹了。我们还没有把我们的思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明确地建立工人阶级思想,从近来我们所收到的《地理学报》的投稿文章来看,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还存在着,甚至原封不动。我们必须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改正这些错误。 为此,他对地理工作者提出要求:“为了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我们这支地理科学队伍必须实现革命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因素中人是最积极的因素,是决定的因素。作为科学工作者,尽管要求具有一定的业务素养,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为指导,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阶级觉悟,那么科学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必定成为空话。在当前国内外一派大好的革命形势下,我们每个地理科学工作者一定要积极地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不断提高阶级觉悟,为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高涨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贡献最大的力量。” 

第三,身居高位,身不由己,不再思考,盲目坚信,于是照猫画虎,鹦鹉学舌,有时甚至把常识都置之度外。

竺可桢早先十分强调独立思考、善于怀疑、实事求是、明辨是非,并看重常识,坚决反对盲从和人云亦云。但是,他后来却背弃了自己的这些主见,紧跟形势,窥测风向,经常讲一些官话、套话、大话、空话乃至假话。前面我们已经引用过他的许多此类言论,尤其是那些鼓噪浮夸风的胡话昏语。这方面的例子和言论俯拾即是。例如,1956年5月,当陆定一代表中央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里讲:“要广泛地学习知识,对古今中外,对朋友,对敌人,都要批判地学习。”于是,他也随着这个调子说:“在我们人民队伍中,无论是唯物、唯心,一切见解都能发表,唯有这样才能做到百家争鸣。陆定一同志说:‘独立思考,进行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不怕犯错误,只怕知道错误不改。唯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展开争论,才能改正错误。” 1957年,当毛泽东利用所谓阳谋引蛇出洞,掀起大规模的反右斗争时,他又积极响应,批判右派分子袁翰青、杨肇燫、储安平、钱伟长等,甚至认为反右斗争是双百方针的收获:“右派分子所提出的‘今不如昔’、‘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不能领导科学’等等谬论,经过近三个多月来各方面的辩论和批驳,已经彻底破产了。真理愈辩愈明,正如拨云雾而见青天,这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的一个大收获。我想以我个人切身的体会和经验来说说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才能把中国的科学事业领导好,并使之迅速地发扬光大。” 在大跃进的狂潮风起云涌之时,他也大力配合:“随着全国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我国的科学事业亦正在大踏步地前进。两年来党和政府已为科学事业大跃进准备了许多条件。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及‘争取在十二年内在某些急需和重要的科学部门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口号,并组织了几百位科学家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制订了发展科学技术的远景规划,使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具备了一幅光辉的蓝图。” 在1973年,当《物候学》再版时,他“重新阅读,认为有增加的需要,尤其是从政治观点和学习毛主席思想方面着想,……” 他按照文革时的流俗和惯例,在新版书的篇首和正文中添加了毛主席语录(以黑体字排印)。当然,在政治形势有所缓和时,他也讲过一些公道话, 恐怕只有此时才能讲、才敢讲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也是照猫画虎、鹦鹉学舌,至多是起个传声筒或御用喉舌的作用。要知道,知识分子是能够自由思考的、具有独立见解的人,一旦丧失这样的自由和独立性,知识分子的生命也就终结了。

第四,胆小怕事,明哲保身,欠缺知识分子应有的骨气和勇气。

竺可桢以检讨的口吻叙述:1957年5月和6月间,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我对于右派分子如储安平、钱伟长等的行为、言论,一点不以为奇,不但没有起来痛斥,甚至6月8日左右《人民日报》要我文章的时候,我的文稿中仍把右派言论轻描淡写地批评一下。等文章发表时,报纸上已经满载了公正反驳右派等言论,我才把文章收回来,从此就可以知道我的立场不稳和政治落后了。 此后,他站稳了阶级立场,提高了政治觉悟,投身到反右斗争的洪流中。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对其时炙手可热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看法是:“陈伯达的同志是我院副院长,他一直关心我院工作,但十多年来一直受到张劲夫反动集团的抵制。” 而对与他朝夕相处的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则无情批判:“因为过去张劲夫反党集团的投降主义和爬行主义,建立机构依据因人设所设室,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又因采取了多中心论,要建立一个独立王国,以致与各大学各企业部门的研究所均不能合作。” (而张劲夫在《竺可桢全集》中写序一篇,对竺可桢评价甚高)

动物是趋利避害的,人作为动物的一员自然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即使社会化的人受到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也很难完全脱卸它。胆小怕事,明哲保身,固然是人性的弱点或人性的脆弱一面,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也可以说是人的本能(遇到危险自我保护),一般人或多或少难免具有这样的脆弱性。只要不落井下石,不伤害和危及他人,倒也不算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对于作为读书人(特别是有年纪、有人生经验的读书人)的、身居显赫地位的竺可桢而言,却不能完全如是观。因为他在1950年前多次教导学生,要学习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气,学习王阳明的大智大勇和敢于担当的精神。尤其是,作为读书人或知识分子,心里应该明白“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应该清楚“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应该通晓“士大夫之无耻,乃为国耻” 。而且,身处高位,自己一言一行的影响自然与普通老百姓不在一个数量级,其错误和失足并非仅仅是贻害自己的问题。当然,说良心话,竺可桢思想的断裂和人格的扭曲,主要是时代的怪谲和乖蹇所致,这是一两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包括民国时期的颇有骨气的刘文典、金岳林,后来也都变成服服帖帖的天朝顺民,何况竺可桢呢——尽管当事人也不能回避自己应当承担的那一份的责任。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苛求竺可桢非得像古人司马迁、王阳明、文天祥、顾炎武等人那样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保持气节,也不是苛求他非得像时人马寅初、黄万里、李锐、王元化、陶孟和(陶也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那样,面对强权和重压,昂首挺胸,坚持真理,不损名节(尽管竺可桢在文革时期也保护过他人,对外调出示过公正的证明材料)。但是,在那种严峻的情况下,至少可以保持沉默(不过,在文革中,人们连沉默的权利也给剥夺了,造反派会说你怀恨在心;但是,竺可桢在文革中是受到周恩来保护的,没有怎么受到冲击)呀!不过话说回来,竺可桢要是当时缄默不语或仗义执言,恐怕早就被“解甲归田”了,也许还会有更悲惨的下场——他是否能够这样做呢?他是否愿意这样做呢?对弱者而言,这实在是一个痛苦的两难选择:是俯首听命,唯唯诺诺,保有自己既得的地位和生活水准,还是爱惜羽毛,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良知?要知道,竺可桢的长子竺津是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的1938年投笔从戎,考入民国中央军校,毕业后勇敢地投身抗日战争),因为在鸣放中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向党提出一些批评建议,加之本人又有“历史问题”,遂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戴上两顶罪恶的“帽子”,并被遣送到农场劳动改造。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摧毁了他的健康,1961年不幸在劳改农场去世。竺可桢舐犊情深,作诗一首“哭希文”,十分悔恨自己当年没有及时提醒心直口快的儿子谨言慎行,以致不识“阳谋”,自投罗网,自取其咎。 竺可桢的悲剧在于,尽管他能够预测天上的自然风云的,但是却无法预见人间的政治风云,尤其是在这样的政治风云中随波逐流,抛弃了自己早先倡导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

有人这样写道:“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竺可桢的人生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他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挑起了领导全国科学事业的重任;组织全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工作,踏遍青山人未老;加入中国共产党;写出重要的学术著作;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邀请。这是竺可桢一生中最光彩的时期。” 就某些方面而言,这个时期也许是“竺可桢一生中最光彩的时期”;但是,从思想和某些行为上讲,这是竺可桢一生中最光彩的时期吗?是耶非耶?得耶失耶?想必读者心中自有定论。据说,1973年春夏之交(此时正是文革时期),竺可桢在病床上思考自己的人生。他给自己的老朋友、西北农学院教授辛树帜写信说:“我们生逢其时,一生可以胜过古代千载,我们是多么幸运!” 此话真耶假耶?遂心话耶违心话耶?我们愿把这个问题留给读者去猜想,去分析。

(原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感谢李醒民先生惠寄。本网发布时,注释略)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org)发布 201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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