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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和:第二次国学研究热中期盘点以及未来走向思考

发布时间:2017-04-24  来源:学术批评网  作者:曹德和(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国历史上规模、成就、影响较为突出的学术运动通常都经历过起步、发展、深化三个阶段,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如此,清末民初的国语运动亦不例外。当前,我国的第二次国学研究热在终于度过阻力重重的起步期以后已顺利进入高歌猛进的发展期。值此承前启后当口,无论从肯定成绩、提炼经验、振奋精神的角度看,还是从认识不足、明确方向、争取完胜的立场言,都不无进行中期盘点的必要。回顾过去总是与展望未来相联系,在完成中期盘点后,笔者拟从问题出发,就第二次国学研究的未来阶段亦即深化期,面临哪些重要课题以及如何攻克这些课题,不揣孤陋,略陈己见。不当之处,欢迎有识之士不吝赐教。

一、第二次国学研究热发展历程回顾

论及本话题首先需要明确“国学”之涵义,其次需要说明为何认定目前的国学研究热序属第二次。资料显示,我国所谓“国学”具有两重涵义:一重是指以中华传统文化典籍要义诠释和语文基本技能培训为目的的且处于较高层次的学苑或书院,再一重是指与西学存在明显区别的且集中反映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中国学术。本文所谓“国学”乃就后一重涵义而言。对于我国有过几次国学研究热,学界存在认识分歧。有人说迄今已经出现过四次,[1]有人说出现过三次,[2]还有人说包括目前的在内总共两次。[3]笔者赞同两次说。原因是:清末以降我国学界有关国学的讨论从未停止过——即便国学遭遇空前劫难的文革时期,梁漱溟也还发表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为维护儒学先驱的人格尊严慷慨陈词。[4]中观或微观细分,无论划分三次四次还是更多次都不无道理;而论及“国学研究热”之频次乃是立足宏观看问题。高屋建瓴鸟瞰,不难发现如下规律:凡是具有较大规模、较大成就以及较大影响且可以称之为“研究热”的学术运动,总是为强大外部原因所引发,以及为强大外部原因所中断。两次说认为前一次国学研究热为清末民初兴起的救亡图存运动所触发,为1949年以后唯尊马列的极左思潮所阻遏;同时认为第二次国学研究热为1988年发生的是否应当以蓝色文明取代黄色文明的大辩论所点燃。将前述规律与两次说立论根据相对照,可以看出彼此高度吻合。笔者之所以认同两次说正是有鉴于此。

前面指出1988年关于如何处理外来文明与本土文明关系问题的大辩论同第二次国学研究热的兴起存在渊源关系,相信年过半百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以上说法不会有什么异议。一方面因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思想空前解放;另一方面因为,随着中外交往的加深,我国国人清醒看到东西方之间在科学研究、经济建设以及物质生活等方面的显著差距,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继五四时期第一次文化热之前踵,我国学界拉开了百年内第二次文化热之序幕。对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当时存在四种观点:其一,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外来文化为补充,楼宇烈有关论述堪为代表 ;[5]其二,兼取中外文化之长,融合为一,综合创新,张岱年有关论述堪为代表 ;[6]其三,以西方文化为主体,中华文化为补充,李泽厚有关论述堪为代表;[7]其四,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华文化,全盘西化,刘晓波有关论述堪为代表。[8]起初第四种观点颇有市场,甚至一度占据上风,其间《河殇》电视片的出笼便是明证。1988年6月至8月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两度播放该片。紧接着上海、深圳等地电视台相继安排重播。与此同时《文艺报》《中国文化报》等编辑部分别召开专题座谈会。北京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国际商报》《北京青年报》《新华文摘》以及上海的《文汇报》等十几家报刊,全文登载其解说词。至于评论文章更如雪片一般纷来沓至。综观《河殇》解说词,可知它只是为了说明:黄河孕育的中华文化与蓝海催生的西方文化,亦即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前者封闭、保守、迂腐、落后;后者开放、进取、务实、先进。因为前者缺憾明显且早已丧失生机,中国人要想摆脱贫穷走向富强,痛下决心告别前者明智爽快拥抱后者乃为不二之选。[9]以上论调赢得不少喝彩,但亦遭遇强烈抵制。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10]杨振宁[11]率先表示反对,指出:所谓中国人只有抛弃传统文化才有希望的言论大错特错。《河殇》解说词洋洋洒洒三万多言,充满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歪曲、中伤和诋毁。为以正视听,北京大学楼宇烈于《河殇》出笼第二年亦即1989年,发表了《论传统文化》一文,明确表示:要想处理好中西文化关系,首先需要解决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问题。[12]

有鉴于此,北京大学于1992年成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并于次年创办了《国学研究》期刊。复旦大学于1996年成立了以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为主旨的文科基地班,武汉大学于2001年创办了国学本科实验班,南京大学于2003年成立了中国国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于2005年亦成立了国学院,在其带动下,其他高校纷纷跟进。前述机构成立后,首先将整理中华经典(如北大、人大、川大三校联手启动“儒藏编纂”工程)、深化国学研究作为主攻目标,其次将培养接班人,保持学脉延续作为努力方向。虽然今天看来以上计划无一落空,然而成绩的取得却是来之不易。就拿北京大学来说,有关实践最初是以“试验”的名义且以“静悄悄”的方式进行。但尽管如此仍遭遇不小阻力,以致季羡林回忆第二次国学研究起步之艰难,禁不住借用外国谚语——“狗在叫,骆驼队照样前进!”——宣泄曾经的压抑和不平。[13]

回顾第二次国学研究热发展经路,笔者没有提及2004年9月许嘉璐等70位学者发表的《甲申文化宣言》,没有提及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没有提及2001年中央电视台开播《百家讲坛》后引发的经典学习高潮,没有提及2010年国家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出的《关于在学校开展“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等等,原因在于,以上这些对于第二次国学研究热的兴起虽然作用不小,但本身毕竟不属国学研究。考察是否再次出现国学研究热,主要看有多少学者扎扎实实投身中华传统文化研究。尽管标准被严格控制,但根据前面列举的事实,不难看出在当前中国大陆,国学研究确实已经“热”起来。

二、第二次国学研究热主要成因探析

为什么我国国学研究在停顿三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二十九年)之后再次“火”起来,个中缘由不少学者给予了很好的解释。笔者以为探源溯因需区分主次,大规模国学研究之所以能够梅开二度,以下三点可以说起到关键作用。

首先是,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的大幅提升为第二次国学研究热的到来提供了连锁反应的有力契机。根据考察,在正常情况下(这里主要指没有遭遇严重外来干扰的情况下,包括军事的和经济的,如侵略战争或金融风暴),“国学”与“国运”之间存在唇齿相依关系。“国学”走高“国运”亦将走高(改革开放以来“国学”与“国运”之间水涨船高的现实充分说明这一点),“国学”走低“国运”亦将走低(极左思潮泛滥时期“国学”与“国运”之间水落船低的历史亦足以说明这一点)。反之亦然,“国运”走高“国学”随之走高,“国运”走低“国学”随之走低——道理在于,只有通过“国运”走高才能证明“国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才能促使政府和学界给予“国学”以高度重视;同时道理在于,“国运”走低必然导致“国学”研究环境恶化,池塘失火殃及池鱼。上个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在韩国,在新加坡,以及在我国台湾和香港,作为国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究其原委,则主要因为当时它们相继实现经济腾飞。我国第二次国学研究热与我国当前国际地位之间的关系,此前已有学者注意到,但未予突出强调。而笔者以为,探讨第二次国学研究何以“梅开二度”,对此应予高度重视。

其次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坚韧生命力以及强大影响力为第二次国学研究热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根据考察,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以及影响力与“国学”研究发展态势之间亦存在唇齿相依关系。在将近六千年人类历史上总计出现过20多种各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其中安第斯文明、玛雅文明等早已夭折,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等亦未能延续香火,而中华文明却始终保持蓬勃生机,经久而不衰。[14]这充分说明我国传统文化乃是生命力极其坚韧的精神形态。其生命力之所以如此超拔,除了因为它是一种综合型文化,在融合多种文化基础上形成,具有“杂交”品种的优秀基因,在与其他文化碰撞过程中不仅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及抗干扰性,同时表现出卓越的开放性及和合性;还因为它具有得天独厚的生存环境,东亚大陆辽阔的地理空间,丰裕的物质资源,为其发展提供了极佳条件,从而能够很快形成较大规模,结果在与其他文化交往过程中,大鱼吃小鱼,不是它为别的文化所吞并而是别的文化为它所同化。当然,其生命力之所以如此不凡,还因为它属于“早熟”文化,那些相对来说较为幼稚的文化,在与其接触过程中也就只好“甘拜下风”或“俯首称臣”了。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存在必然是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存在。胡适因为1935年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被视为鄙薄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人。而以下事例充分说明,即便在他身上亦无法抹去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其一,1959年某一天,胡适的秘书对胡适说,“我读《论语》,我在先生的身上得到了印证。”胡适答道:“这大概是我多读《论语》的影响。”[15]其二,胡适主张婚姻自由,但与母亲强加给自己的妻子小脚村姑江冬秀厮守终生,因此而被誉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国学与中华传统文化乃是形式与内容关系,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比坚韧强大,作为其研究形式的国学,在整整停顿近三十年后再度复苏,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再次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态度和献身精神为第二次国学研究热的到来提供了巨大推动力。据考察,国学研究者的志向和品格与国学研究发展情势之间亦存在唇齿相依关系。我国学者不仅素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家国情怀,同时素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安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例如安徽学者白兆麟,早在第二次国学研究热微曦初显之时就开始协助前辈吴孟复筹划大型国学词典编纂,在岗期间相继完成并推出《左传微校注》(黄山书社,1995)《〈盐铁论〉句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等国学著作。根据有关自述,他2007年退休之后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撰写有关《易经》《老子》《论语》《墨子》等古代经典的论析文章;二是完成《续经籍纂诂》的最后校审等;三是旅美期间应华文杂志之约,为海外同胞及外国朋友撰写宣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通俗文稿。其实白先生退休后对于国学的贡献并非仅限于此。期间,他应邀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经贸大学文学院、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庆师范学院以及鲁迅文学院,做过多场介绍传统文化和国学知识的学术报告。因为反响热烈,好评如潮, 2010年10月,北京超星图书馆学术视频摄制组赶赴安徽,为其制作题为《传统文化与国学与〈说文解字〉》的录像片。该片上传网站后广受欢迎,迄今点击收视率高达12996次。另外不久前白先生又推出一部国学新著《国学与中华传统文化》。他在序言中表示,自己将一如既往,“利用一切可能的时机,继续传播与张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与严格意义上国学相关的经典文献的解说”,并将这定为今后的主要工作。[16]国学作为一门学问是由学者建构起来的,其兴衰荣败即前途命运亦完全由学者所左右。我国国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不泯生机,在经历三十年暂时停顿后重写华章,乃因为有一批像白先生这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学者。

三、第二次国学研究热未来走向思考

前面指出从起步到发展到深化乃是较大规模学术运动都将经历的三个阶段,第二次国学研究热当前正处于第二阶段,或者说正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移过程中。第二与第三阶段即发展期与深化期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发展期更多的是提出问题并形成课题,深化期更多的是分析问题并完成课题。笔者注意到,目前国学研究提出的宏观性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如何处理大国学与小国学的关系,二是如何看待中外文化关系处理上的四种观点并加以正确取舍。提出的中观性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为什么辩证推理逻辑会成为中华文化主导思维形式,而其他文化则没有出现这情况;二是有人认为儒学核心概念是“仁”(匡亚明、冯天瑜),有人认为是“礼”(陈寅恪、蔡尚思),还有人认为是“仁”和“礼”(冯友兰、庞朴、颜炳罡),如何看待前述分歧;三是对于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来说,中华传统文化中哪些应予继承哪些应予摒弃。学术活动旨在解决问题,国学研究应当变问题为课题,并以课题为指引,确立前进方向。

对于如何完成前述课题,不少同仁表达了很好的意见。在此笔者拟根据学习体会并结合个人思考,谈点自己的想法。先说宏观性的两个问题。所谓大国学是指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研究建立起来的学术体系,所谓小国学是指通过对汉民族传统文化研究构成的学术体系。鉴于选择后者不利于我国56个民族大团结,加之我国文化本身具有“多元一体”(费孝通语)特征,目前普遍认为国学研究应当以前者为基础。[17]但作此选择须满足如下条件,即:既能将国内不同民族文化纳入统一的中华文化体系而又能在理论上自圆其说。过去认为很难做到。之所以感到难,全因为总是以经典范畴(classical category)眼光看问题。其实只有某些自然科学体系方才符合经典范畴要求,因为惟有这样的体系方才具备“同质”特征;而人文社会科学体系总是带有原型范畴(prototype category)的品性,亦即其内部成分不仅不是“同质”的,而且核心成分与边缘成分之间可以有较大的差异,因为它只要求处于同一体系的成分具有一定程度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根据笔者考察,借助原型范畴理论,完全可以将国内各民族文化纳入统一体系。比如说将回族的伊斯兰教纳入中华文化体系,因为它已带有“汉化”色彩,同典型的汉文化有了一定的相似性。通过前面的讨论大家已经知道,在如何处理中外文化关系问题上存在四种观点。其中第四种观点即“全盘西化说”,如今已无市场。第二和第三种观点即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说”以及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说”,则还各有不少拥趸。而笔者以为它们皆不可取。原因在于不论采纳其中哪一种都将威胁国家文化安全。因为“综合创新说”也好“西体中用说”也罢,倘若采用必将使中华文化丧失个性,没有个性也就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也就没有安全可言。概言之,在处理中外文化的四种观点中,惟有楼宇烈所提倡的——亦即“以中华文化为主体,以外来文化为补充”——属于惟一正确选项。

再说中观性的三个观点。根据有关专家研究,古希腊、古印度和古代中国乃逻辑学三大发源地。古希腊以三段论推理逻辑为特长,古印度以类比推理逻辑为拿手戏,而古代中国则是以辩证推理逻辑为看家本领。为什么辩证推理逻辑主要产生于中国,有学者说这同中华文化属于农耕型文化不无关系。辩证推理逻辑的滥觞得益于阴阳区分,阴阳概念最初表示天气晦明以及地理位置能否被日光所笼罩。天气晦明以及背阴或朝阳不仅直接影响到耕地的选择,同时直接影响到作物长势乃至年成好坏,因而自农耕文化伊始,阴阳概念便成为关注对象,而随着前述对立二分的扩大化,辩证推理逻辑应运而生。[18]以上解释可谓中肯。但要成为不刊之论,就原因来说还需有所补充,否则无以说明为什么辩证推理逻辑没有在农业发达的印度产生。

笔者以为,辩证推理逻辑产生于中国而非其他国度,与汉语特点的作用不无关系。汉语音节等长,两个音节组成一个自然音步,因为几乎每个音节都有意义,从而可以在一个自然音步之内,充分表达注意到的对立概念,如天地、乾坤、男女、有无,等等。久而久之不仅养成了辩证思维的习惯,同时也催生了辩证推理逻辑的研究,并使之迅速走向成熟。[19]前面指出关于儒学核心概念存在三种看法。其实认为核心概念是“仁”或“礼”都不无可商之处。有学者指出:“仁”与“礼”“这二者是互相补充、互相包含、互相制约的。礼是外在的行为准则,仁是内在的精神状态。”[20]还有学者指出:“真正的礼,必包含有‘仁’;完全的仁也必包含有‘礼’。这就是两个对立面的互相渗透。所以一个完全的道德品质,就是‘礼’和‘仁’的统一。一个完全的人格,就是这个统一的体现。”[21]此外还有学者说:“儒家之道,在内容上是‘里仁表礼’,在方法上则是‘内圣外王’。”[22]

笔者以为,前述观点值得重视,“仁”与“德治”相对,“礼”与“法治”相对,从社会管理角度看二者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过确实存在如下情况,即有的儒者强调“仁”,有的儒者强调“礼”,有的儒者“仁”“礼”并重;还有的儒者时而表现出这样的倾向,时而表现出那样的倾向。原因在于:“仁”和“礼”带有工具性质,工具使用因需制宜。需要纠正重“礼”轻“仁”偏向时论者会较多强调“仁”的价值,需要纠正重“仁”轻“礼”偏向时论者会较多强调“礼”的功用。当然分歧的产生与事主认知亦有一定关系。对于人之本性是“善”还是“恶”还是“善”“恶”兼存持不同意见者,在“仁”与“礼”关系的评论上多半会有不同表现,因为论者往往会在无意中偏离“我注六经”的轨道而误入“六经注我”的窠臼。进行有关研究和讨论时须注意情况的复杂性,自觉地将儒学系统中的核心概念与儒家著作中的核心概念以及儒者意识中的核心概念区分开来。大家都很清楚,就构成成分看中华传统文化乃是鱼龙混杂,因而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过程中,便有个如何扬弃的问题。对于哪些属于精华学界看法比较一致,而对于哪些属于糟粕则存在较大分歧。如有学者认为《易经》的辩证思维方式、[23]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24]等等,在中华文化系统中皆属非科学成分。

这问题绝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在此笔者觉得有必要提醒两点:其一,如果对历史悠久的某事物持怀疑态度,不妨想想它为什么能够延续至今未被淘汰。其二,鉴别某事物是否具有存在价值,不可不注意标尺选择的合理性,具体地说,对于“西尺东用”的做法须保持高度警惕,因为这意味忽略知识的地方性(local),意味着误以为世界上存在普遍适用的标尺。另外还想说的是:价值判断上争议较大的文化现象,不是因为优长与缺憾同在,便是因为腐土与吉金共存。就前者来说关键是要弄清适用场合,就后者来说来关键是做好鉴别工作。相对来说后一项工作有着明显的操作难度。但不论怎么难都不可倒脏水连同孩子都给倒了。

四、结束语

对于第二次国学研究热在未来岁月里有哪些重要课题需要研究,以及如何切入怎样完成,以上我们冒昧地亮出初步想法。国学研究几乎涉及人文社会学科的全部领域,其中从来没有孤立存在的问题,任何探索实际上都是牵一发动全身,以致每每让人有举鼎绝膑之感。我们之所以没有望而却步,全因为研究的过程乃是阅读、学习、思考、收获并举的过程,求知的欲望以及解惑的冲动推促我们斗胆前行。假设,纠错,再假设,再纠错,再假设,再纠错,……所有收获都是在纠错过程中完成。我们很清楚,以上许多想法很可能属于需要再纠错的地方。但抛砖才能引玉,交流方可获益,故而虽然心怀忐忑,但仍然作出直陈浅见的选择。希望学界同仁方家毫不吝啬地且直言不讳地有以教我,笔者等待着,热切且毫无矫饰之意的。

注释
[1]王杰:《如何看待当前的“国学热”现象》,http://blog.sina.com.cn/s/blog_9112028401013kvj.html
[2]许家星:《学界研讨“‘国学热’与国学的定位和前瞻”》,载《光明日报》2007年11月26日;李正华:《国学概要》第11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3]楼宇烈:《国学百年争论的实质》,载《光明日报》2007年1月11日;励轩《国学运动中的大小国学之争》,载《中国民族报》2013年7月12日。
[4]梁漱溟:《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1974),载《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270-315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楼宇烈:《国学研究面临的问题及其出路》,载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编《20世纪末的文化审视》第16-34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6]张岱年、张拴平:《会通中西 综合创新——国学大师张岱年访谈录》,载《社会科学家》2000年第3期。
[7]李泽厚:《漫说“西体中用”》, 载《孔子研究》1987年第4期。
[8]金钟:《文坛“黑马”刘晓波——刘晓波答记者问》,载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
[9]苏晓康等:《〈河殇〉解说词》,载李学泰主编《当代中国思想解放大论争》第1卷第755-796页,[海口]南方出版社1998年版。
[10]李政道:《读〈河殇〉有感》,载《人民日报》1988年11月4日。
[11]杨振宁:《谈〈河殇〉》,载《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12]楼宇烈:《论传统文化》,载《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13]毕全忠:《我所接触到的季羡林先生》,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7月18日。
[14]陈明远:《“四大文明古国”说法不规范》,载《公关世界》2008年第5期。
[15]邵纯:《胡适晚年:高度肯定孔子和儒家思想》,载《书屋》2010-02-07
[16]白兆麟:《国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第3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7]季羡林:《国学应该是“大国学”》,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6月22日
[18]侯宏堂:《阴阳观念形成和发展的三大文化背景》,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19]曹德和:《从汉字和汉文化关系谈汉字前景规划》,载《中国文字学报》,2015年第6辑。
[20]庞朴:《孔子思想的再评价》,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
[2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卷)第164-1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2]百度百科:《中国古代文化常识》http://zuoye.baidu.com/question/239526d83eda1a1f0fd6890b617abbbb.html
[23]何祚庥:《对“《易经》文化”的反思》,载《中 国 高 校 科 技 与 产 业 化》2004 年第 1 2 期。

(感谢曹德和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org)发布 2015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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