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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居里:抄袭认定为何如此之难?——对北京师范大学有关学术不端问题调查的质疑

发布时间:2017-04-24  来源:学术批评网  作者:邱居里(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教师,今年4月,我向学校相关部门实名举报了本院副院长魏崇武涉嫌学术抄袭的行为。然而,学校的调查却发生了种种异常,使我不得已诉诸学术批评。

以下是这次举报和调查过程的真实记录。

一、涉嫌抄袭的证据

被举报人魏崇武,1991年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同年9月进入本校古籍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其导师李修生教授原任中文系主任,时任古籍所所长。1994年5月,魏提交硕士学位论文《赵复论考》,同年夏毕业,留所工作。1995年,魏将硕士论文分拆为《赵复理学活动述考》、《赵复事迹编年》等文公开发表(分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第79~84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增刊第82~94页)。在上述论文中,魏崇武大量抄录了此前发表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周良霄研究员《赵复小考》和我的《赵复考略》两篇论文(分载《元史论丛》第五辑第190~19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增刊第14~27页,1993年12月出版)。

魏文在问题切入、研究思路、主要资料和研究结论上,基本袭用周、邱二文。如前人研究失误、《杨紫阳文集序》写作时间、赵复生卒、北上燕京、太极书院创立、南游讲学、赵复北方交游、赵复遗著统计等一系列主要问题,魏文都抄录了二文的研究成果。尽管他挖空心思,在论文结构上,把赵复生平分为理学活动述考和事迹编年两部分,同时又改易文字、颠倒文序、分割穿插、变换资料及出处,但是,涉嫌抄袭的痕迹比比皆是。此略举三例:

例如,赵复在南宋的情况。邱文云:“现今有关赵复的所有材料,都是从1235年德安之役开始的,因此赵复在南宋的前半生,已无从知晓,仅由他在《杨紫阳文集序》末自署中,知他是南宋的‘乡贡进士’。”(见本文附录3《赵复考略》第17页)魏文作:“现存有关赵复的所有材料,都从1235年蒙宋德安之役开始,所以他在南宋的前半生已难以知晓。只是,他在1246年作《杨紫阳文集序》时曾自署‘前乡贡进士’。”文句的句式和意思相同,只是文字稍作改易(见本文附录4-1《赵复考论》第8页、附录5《赵复理学活动述考》第79页)。

又如,赵复生年推定。邱文研究思路是,先据史料记载列出赵复交往的八位北方士人,按其生年分为三代:“杨奂、杨弘道、元好问、李治为第一代”,生年在1186~1192;“姚枢、王粹、杨惟中为第二代”,生年在1201~1205;“郝经则为第三代”,生年是1223。其后考察文献记载中各代士人与赵复交往的称谓和关系,发现“他与杨奂等人大致是平辈论交”,而“郝经之于赵复,则明显是晚辈与前辈之交”,“作诗均称赵复为‘赵丈仁甫’或‘仁甫丈’”。结论是:“由此推测,赵复的生年大约与杨奂、元好问等人相近,在1186~1190年前后。下至1235年德安之役,赵复年龄约在四十五至五十岁之间,与吴莱诗云‘皓首’、‘老身’相合。再迟至1247年南游,赵复年龄在六十上下,亦与郝经称之‘赵丈仁甫’相符”(详见本文附录3《赵复考略》第16~17页)。魏文直接袭用邱文思路,也将八人分为同样三代:“杨奂、杨弘道、元好问、李治(第一代),姚枢、王粹、杨惟中(第二代),郝经(第三代)”,并云“赵复与杨奂、杨弘道、元好问、李治等人的交往乃平辈论交”,“赵复之生年当与此四人相仿”,“生于1190年左右”,郝经“作诗均称‘仁甫丈’,显然是晚辈与前辈之交”。“既然赵复生年与杨奂、元好问等人相仿,那么到1235年德安之役,赵复年近五十,则确实可称‘皓首’、‘老身’。再到1247年载经南游,则年在六十左右,郝经称之‘赵丈仁甫’可谓不谬”(详见本文附录4-2《赵复论考•附录》第1~2页,附录6《赵复事迹编年》第82~83页;后文因公开发表,则删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诸语,以稍作掩饰)。比较二文,不仅研究思路完全一致,结论文句也大致相同。

再如,赵复《杨紫阳文集序》的写作时间,是其生卒定位的关节点。前人研究失误,在于序文提到“捃摭遗稿,厘为八十,将攻梓以惠后学”,认为文集编于1255年杨奂死后,故赵复作序时间不可能在1246年丙午。邱文首先考订姚燧《序江汉先生死生》约作于1289年,其时赵复已死,不可能活到1306年丙午。然后对楊奐《还山遗稿》做了细致检索,发现“杨奂本人在甲寅年(1254)所作的《臂僮记》中提到:‘平生著述外无他嗜好,其所以自得者,亦足以自乐也。兵火流离中,仅存《还山前集》八十一卷、《后集》二十卷、《近鉴》三十卷。’显然,杨奂生前已经两次编定过自己的文集,其中‘《还山前集》八十一卷’,就是‘厘为八十,将攻梓以惠后学’,并请赵复作序的《杨紫阳文集》,而序中‘遗稿’一词,指的也正是在‘兵火流离中’遗存下来的杨奂文稿。”从而得出“赵复为杨奂文集作序,只能是1246年丙午,而不可能是1306年丙午”的结论,现在看来仍是正确的(详见本文附录3《赵复考略》第15~16页)。魏文则糅合周、邱二文,首先抄录周文的资料和研究,说明赵复序文,早在大德七年(1303)姚燧编梓文集时成稿具在;而且赵复死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国子学正式建成之前,并没有活到1306年丙午(详见本文附录2《赵复小考》第196~197页)。然后将邱文改写为:“赵复为杨奂文集作序时间不应是公元1306年,而应是1246年。”“赵复序中‘遗稿’云云,指的是杨奂《臂僮记》所称的‘兵火流离中’遗留下来的文稿。员择编为《还山前集》八十一卷。此前集亦即赵复作序的《杨紫阳文集》”,“可见杨奂生前其文集已两次编定”(详见本文附录4-2《赵复论考•附录》第11页,附录6《赵复事迹编年》第93页)。

关于学术抄袭,教育部文件有着明确规范:“凡引用他人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均应详加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有些学风不正的人明明采用了他人的观点或资料,为了掩盖事实,冒充首创,故意把最应当列入参考资料的文献删除,对应当作直接引文或间接引文的文献有意回避,不作标志,也不出现注释,只列在附后的文献目录中,这属于有意遗漏。如果故意回避的资料数量较大,或是涉及论文的主要观点、方法、证据,则实际上已经形成抄袭,构成侵权。”(《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第三条《学术引文规范》、第四条《学术成果规范》,2004年8月颁布;《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第4.4.4条《不可故意回避》,2009年6月颁布;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6月版,第54页、第30页。)据此,即便是“有意遗漏”,也属于抄袭。更何况,魏文无论正文、注释,还是主要引用文献、研究论著,对他主要抄录的周、邱二篇论文只字不提,意在表明关于赵复生平和传播理学的研究都是他自己的发明。如果这些不算抄袭,天下还有抄袭吗?

魏崇武不知道周先生和我的论文吗?否!

1993年6月8~10日,北师大古籍所召开“元代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我向会议汇报了自己《赵复考略》的研究(详见本文附录7《元代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纪要》,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增刊第79页)。6月18~19日,古籍所又召开“《全元文编纂工作座谈会”,周先生作为元史专家应邀出席。周先生的会议发言,即以《赵复小考》研究为例,肯定《全元文》编纂对元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详见本文附录8《<全元文>编纂工作座谈会纪要》,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增刊第137页)。当时,所内的全体教师、研究生、访问学者都参加了会议,包括正在读研究生的魏崇武。这证明,早在硕士论文写作之前,魏完全知晓周先生和我的赵复研究。

同年8月,周先生论文发表于《元史论丛》第五辑。我的论文,则在暑假前交给李修生所长审阅,并于12月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增刊。这份增刊,即李先生主编的古籍所元代文化专刊,发表论文的主要是所内教师、访问学者和研究生。其中魏崇武《李孟略议》一文,即紧接在我的《赵复考略》之后(邱文载增刊第14~27页、魏文载第28~35页),魏敢说没有见到我们的论文吗?但是,他却在论文中声称:关于赵复的生卒年,“至今只有侯外庐等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第二十四章第一节附注中作过一点考证”(见本文附录4-2《赵复论考•附录》第1页、附录6《赵复事迹编年》第82页)。真可谓厚颜无耻!

魏现在的论文是否有抄袭,我不敢说。但他起家的硕士论文,则是实实在在涉嫌抄袭。魏现在的学术水平如何,我没关注。但他硕士论文涉嫌抄袭,有抄对的,也有抄错的,尽入囊中,毫无分辨。可以肯定地说,以他当年的水平,根本没有能力对赵复的生卒和活动进行考证(详见本文附录9《魏崇武涉嫌学术不端情况的具体说明》)。

今年4月下旬,我向学校相关部门递交了魏崇武涉嫌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书,并附录相关论文与会议纪要八篇作为证据(详见本文附录1~8)。 

魏得知举报后,在网上对我反噬,说我揭发的是“十九年前”的旧账。这是理由吗?谁规定对抄袭的揭露有年度限制?但我之所以迟至今日才举报,也确有实际条件成熟与否以及我自己的考虑。

从前者言,直到2012年5月,北师大才正式发布《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实施细则》(详见附录10北京师范大学《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实施细则》),计划设置学术道德与学风建设委员会,此前则既无章程可依,也无受理调查的专门机构。当我递交举报书时,校长办公室告诉我:这是多年来本校教师举报校内学术不端的第一例!从后者言,抄袭属于个人品德问题,若能良心发现,自我反省,倒也不一定非追究不可。但从举报后魏的言行来看,他似乎毫无羞恶之心、悔改之意。魏自2009年被提携为古籍院副院长,便私心膨胀,有恃无恐,对历史学科竭力压制,对历史教师无端刁难,给本院的学科均衡和团结稳定造成了极大危害。出于对学校负责,对古籍院前途担忧,我必须举报魏崇武,揭露他的劣根发端不始于今日。

二、学位分会调查的不合理之处

因为问题涉及魏崇武的学位论文,研究生院接到举报后,于5月中旬委托校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分会,对其硕士论文进行调查。

6月8日下午,研究生院学位办负责人通知我面谈,出示了由分会主席签署的《回复函》,主要内容包括三部分:1.“组织了与魏崇武及所在单位无直接关系的三位专家”进行论文鉴定。2.魏文“与周、邱二文相同、相似的部分多属于文献材料的使用和基本事实的描述,且魏文所引材料均注明了原始出处,因此难以据此断言魏文抄袭周、邱二文”。3.“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列举参考文献方面,魏崇武的硕士学位论文存在规范不够严谨之处”(详见附录11《<关于请求调查魏崇武硕士学位论文是否涉嫌学术不端行为的函>的回复函》)。

这份结论虽然存在明显偏袒,但毕竟没有完全掩盖魏的涉嫌抄袭问题。我感谢学位分会的调查工作,同时指出,调查结论的倾向性过于明显,已经违背了调查方应该独立、客观、公正的基本立场。我提出调查的四方面不合理:

1.魏学位论文是一篇学术史论文,涉嫌抄袭的也是两篇历史论文,因此,单独在中文学科进行调查是不全面的。

2.根据北师大《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实施细则》第十一条,启动调查时应通知当事双方提交回避名单。但学位办没有通知我。

3.学位办委托的调查,是在魏崇武学习和工作了20多年的学科和相关单位进行实名调查,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也不符合教育部和我校文件对学术不端调查“应严格保密”的规定。

4.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魏崇武的涉嫌抄袭属于有意行为,绝不仅仅是“存在规范不够严谨之处”。

由于上述原因,我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回复函的结论。学位办负责人承认调查确有考虑不周之处,我提出的问题具有合理性,表示将搁置中文分会的调查结果,等待此后社科处调查的结论。

三、社科处调查中发生的异常

根据我校《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实施细则》,受理和调查学术不端,是校学术委员会下设的学术道德与学风建设委员会的职责。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设在社科处和科技处,由两处分设专人负责具体工作。

社科处接到举报后,于5月7日告诉我,学风委员会虽于2012年4月已在校学风建设网站公布,却至今没有得到学校的正式任命,因此暂时无法展开调查。我听了不禁瞠目,所谓学风委员会,原来竟是个空架子!由是一拖便是近两个月。

直到6月20日,社科处才通知我,经向校领导和校学术委员会正副主任汇报,决定由校学术委员会负责魏崇武涉嫌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不过委员会并非职能结构,所以实际调查是由社科处组织的。

应社科处要求,6月20日和7月2日,我先后提交了调查回避名单和长达一万余字的《魏崇武学术不端情况的具体说明》。

7月19日,社科处告知,调查组已会议讨论,形成调查结论,转交社科处长。根据《细则》,调查结论还需经校学术委员会批复,校长办公会议决定,但是学校明日放假,无法进行下一程序,假期中应不会有新的进展。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7月24日上午,被举报人魏崇武在网上发布信息,称:“2013年7月23日上午十点,接校方通知:学位办、社科处约请校内外多位著名学者进行了严肃认真的鉴定,结论如下:魏崇武不存在任何学术不端问题。”并对举报人进行恶意攻击(详见附录12《魏崇武网上发布的信息》)。

我随即向社科处通报情况,社科处答复是: 1.调查程序尚未完成,尚未经校学术委员会和校领导审批,没有最后结论。不知道魏崇武所说的“校方”指谁,不知道“鉴定结论”从何而来。2.学校已放假,社科处无人值班,绝不可能是社科处工作人员向魏崇武通知调查结论。

我又致函社科处领导,要求社科处向校学术委员会汇报违纪情况,协助调查事情真相,追究相关责任人,并公布对违纪行为的调查结果,消除影响。然而,社科处既没有质问魏崇武,也不愿向校学术委员会汇报,却任由魏继续在网上发布“校方”结论,原因何在?

四、我对调查的质疑

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2011年12月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学风建设的实施意见》、2012年5月发布的北京师范大学《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实施细则》有着明确细致的规定。但是,在魏崇武涉嫌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中,确实发生了多次违纪、违规的情况,使我完全有理由质疑整个调查的合理性和公正性。

为此,我于8月1日致函校学术委员会,提请关注调查中发生的以下不正常情况:

1.在中文分会调查过程中,魏崇武即已知晓举报人、相关当事人、涉嫌抄袭的论文等信息。是什么人违反“调查过程应严格保密”的规定,将这些信息透露给他的?由魏崇武网上发布的信息可知,他已经看到我的举报书。又是什么人违反规定,将我的举报书送给他的?

2.我校《细则》第十二、十三条:调查机构应“分别向举报人、被举报人、证人以及其他知情者了解情况,收集相关证据。”但是,社科处始终没有安排对举报人的调查,只是叫我提交补充说明。7月2日,我将《魏崇武学术不端情况的具体说明》交给社科处,证明魏崇武完全知晓前人研究却有意隐瞒,并举出大量例证具体说明魏文涉嫌抄袭,也列举了教育部关于学术研究的相关规范。但这份重要材料,社科处既没有交予鉴定的校外专家,也没有及时转发调查组的校内专家,而是拖到学校放假(7月20日)前夕召开的调查组校内专家会议时,才出示与会者。仓促之下,专家有可能充分了解这份12000多字的《具体说明》吗?  

3.我校《细则》第十四、十五、十六条,对调查结论的形成、提交、审批、处理有明确规定。在调查程序尚未完成,没有经过校学术委员会的批复和校长办公会决定,没有形成最后结论之前,被举报人魏崇武是怎么得到消息的?是什么人如此急于向被举报人单方面透漏调查情况?此人与魏究竟是什么关系?在调查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4.学术不端调查结论和处理决定,应由校学术委员会和相关职能机构告知和公布,被举报人魏崇武有什么权力在网上先期发布“校方”结论?如果魏公布的结论是真的,试问调查组怎能在我列举的大量证据面前得出这样荒唐的结论?而且如此斩钉截铁?难道对魏在论文中隐去周良霄先生和我先期发表的论文这一起码的质疑都没有吗?这是水平问题?还是倾向性?如果魏公布的结论不是真的,是盗用校方名义,则又该作何论处?

魏崇武涉嫌抄袭,白纸黑字,事实具在,并不难以鉴定。奇怪的是,为什么会在调查中出现那么多的异常情况?

就在对魏崇武调查的同时,6月3日,北师大第七届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公布了魏任中国语言文学分会委员的通知;6月28日,组织部允许他参加古籍院院长的应聘;并于7月8日在古籍院教师中对其任职进行调查。在魏崇武涉嫌抄袭问题尚未分明之前,这意味着什么?

魏崇武其人固不足道,但其背后显然存在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所以才会多次发生向其通风报信的情况,而他进入领导班子的程序也照样进行。如果学校的人事安排一经形成就无可动摇,那么,所谓调查岂不成了依照学校权力结构调整的需要而编排的一场戏!还有什么公理可言! 

近年来,教育部多次发文要求切实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的学风建设,但是,高校学术不端的行为还是“时有发生”,抄袭者依然故我,怙恶不悛。这难道还不值得深思吗?    

(感谢邱居里教授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 2013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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