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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满华:译者的署名与译著的“三原”信息

发布时间:2017-04-24  来源:学术批评网  作者:陈满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前一段时间,因为考察威廉•琼斯爵士(Sir W. Jones)翻译《摩奴法典》的情况,需要了解这部法典在国内翻译出版的相关信息。此前已经知道,我国早先出版过这部经典的两个译本:一是法国迭朗善译、我国学者马香雪转译的《摩奴法典》,二是梵语专家蒋忠新直接译自梵文的《摩奴法论》。但是,这两个本子都是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是否有新的中文译本?带着这一疑问,上网查阅目前国内该书的出版信息,得知本世纪初某出版社出了一套相关专业“汉译丛书”,其中一种为《摩奴法典》,网上的书商广告称此书系江×所译,甚至可信度更高的维基百科也称此书为“江×译本”。我便以为出了新译本,于是急切地从网上购得此书。打开一看,书中并没有标明是“江×”翻译的,再仔细翻阅,从头到尾竟然找不到译者的名字,而我必须弄清楚《摩奴法典》到底有没有新的译本,因此也就一定要弄清楚这个本子是谁翻译的——如果是江×或者马、蒋以外其他人译的,那我国就有了第三个译本。没办法,我只好自己去考证此书译者。经过一番仔细比较,我吃惊地发现,这根本不是一个新的译本,而是直接采用了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的马香雪中文转译的本子。原来我被误导了。好在我较真了一番,否则轻信网上信息,得出我国已有马译、蒋译和江译三个译本,那就要闹笑话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所谓“江×译本”误导网民的情况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该版本有基本信息的缺项。译者是一部译著最重要的信息之一,而这个本子抹去了译者名字,包括书末的版权页“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里也没有译者的姓名,倒是在这个“数据”里通常标注著(编、译)者名字的地方印着某丛书“编委会编”的字样,而该书扉页后面有一页专门罗列该丛书编委会名单,标明主编为“江×”,书商因此张冠李戴,误将丛书主编当作该书译者。

由此我想到了出版翻译著作需要载明的基本信息问题。下面提两点个人想法。

首先,一本正式出版的译著无论以什么形式(如丛书之一种、普及读物等)出版,都应该标注译者。不注明译者,至少有如下的问题:一是侵犯或剥夺了译者的署名权。译者在其译作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是不言而喻的,严格地说,我们读一部翻译过来的外语经典时,是在聆听译者的转述,感受译者的再创造。译者在原著信息的传播中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没有译者就没有这一形式的传播,因此著作权法赋予译者对其所译作品的署名权,这种权利同著译者享有的其他某些权利(如发表权、复制权等)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一权利不会过期,也不能转让。作为一部翻译著作,标明译者名字,既是对其劳动的承认,也是对其权利的保护,即体现了对译者最基本的尊重。二是可能出现误导和产生糊涂账。一本书一旦出现了两个以上的译本,如果不标注译者,不了解情况的人会以为只有一种翻译,或另外又出了新译本,这些都很容易带来麻烦。不同的译本有不同的风格和水准,甚至所选的原本都不完全一样,自然译文也就会有出入。不标注译者,引用(特别是辗转引用)时就会出现糊涂账,甚至会提供错误信息。因此,无论译本用什么形式出版,哪怕是丛书、普及性读物等,都应交代译者是谁。

至于这一译者信息在书中该怎样出现,在什么地方出现,我不知道出版界有没有统一的行规或习惯。据我的读书印象,比较通行的做法是:译者信息出现在扉页、版权页,但不出现在封面。封面只标注原著者(编者)。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经典就是这样做的,我觉得很得体。遗憾的是,有的译本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如福建某出版社出版过一本译自英语的语言学导论性著作,封面没有出现著者名字,却印着两名译注者的姓名;著者名字在扉页才出现,该页同时又有译注者名字。笔者认为这样处理颠倒了主次,看着有些别扭。

其次,一般情况下,出版翻译著作(特别是学术著作)还应向读者交代如下信息:原著者姓名、原书名和原出版社名称及版本信息,这里的“原”指的是原著的语言(文字),即原文。我把这几项合称为“三原”信息。其中第三种信息可以表述为“据某某出版社某某年某某版译出”或类似字样。如果原著使用的语言在我国是常用的几种(如英法德俄意西葡阿日韩),则可直接用原文表述;相对偏僻的语言(如梵语等)因为受印刷条件的限制,可以用通用的拉丁字母转写的著者名和书名等,或者仅用中文翻译的形式列出。“三原”信息应该在显要位置交代,如在版权页出现。现实中有这种情况:有些译著的“序”(指译者外的人为译著写的序)、“译序”、“译后记”等内容里可能提及“三原”信息,我认为,不能以此替代在版权页等显要位置专门交代“三原”信息。

在“三原”信息问题上,国内出版的许多翻译著作都做得不错,但也有不少的译著缺乏这方面的意识。据我所见,一般是缺少其中一两种信息,极端的情况是所有“三原”信息都告阙如,借用一个词,就可以说属于“三无”产品。例如,一家颇有名气的出版社出了一部关于英语史的翻译著作,我个人很喜欢这本书,但感到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提及作者的(原文)姓名,没有提供此译著所据版本的任何信息,即读者从书中不能知道原著是哪个出版社出的哪年的版本。这本书专业性较强,主要读者群应是在学术圈内的,而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是很关注上述信息的,所以应该避免这样的基本信息缺项。又如,京城一家老字号出版社出过一部译自英语原著的语言学名著,说实话,这部译著在业内有较大的影响,译文也不错,20多年前当这部译稿还在内部印行时,我的导师胡明扬先生就向我们推荐了这个译本。然而,有点遗憾的是,在这个中译本的出版信息页(含版权内容)只能见到原著者的中文译名,没有提供该书作者的原英文名、原书名和原出版社暨出版年份等,即“三原”信息全无。我认为,这样的处理至少就一部学术著作而言,属于基本信息缺项,不甚妥当。
当然,“三原”问题似乎也不能一刀切。例如,如果是普及性读物,也可以不需要用原文标注原著者、原书名等信息,但是,我还是认为,即使是这类书,提供出这些信息总归是更好些。

(本文压缩稿以《译著应标注译者和“三原”信息》为题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5日第484期。本网发布的是全稿。感谢陈满华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13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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